宋江，表字公明，绰号“及时雨”、 “呼保义”，是施耐庵著《水浒传》中的主人公，位居梁山一百单八将之首。

宋江祖居郓城县宋家村，“在郓城县做押司”。他虽“面黑身矮”，却相貌堂堂， “刀笔精通，吏道纯熟”，又“爱习枪棒，学得武艺多般”。虽屈居下僚，却志向高远， “怀扫除四海之心机”，要干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他对内“事亲行孝敬”，对外结交好汉， “仗义疏财”，赢得了崇高的威望，被称誉为“及时雨”、 “孝义黑三郎”。

晁盖等七人截取生辰纲事发，将宋江一下子推到忠孝与义气的矛盾之中。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宋江终于“舍着条性命”， “担着血海也似干系”，救了晁盖等七人，显露出宋江重义敢为的英雄本色。但他这种仗义行为还不是有意识地向封建秩序挑战，当得知晁盖等人去梁山落草，他认为这是“灭九族的勾当，虽是被人逼迫，事非得已，于法度上却饶不得”。这真切地反映出宋江既不满于黑暗现实，同情晁盖的反抗，又不敢贸然触动社会法度的矛盾心态。为了掩盖他与梁山的关系，他怒极而杀了阎婆惜。这个突发的事件，作为私放晁盖的直接后果，将宋江变成了与晁盖相同的被通缉的罪犯，将他推到了与官府对立的位置上去，为他最终走上梁山扫除了身份上的障碍。在流亡他乡的岁月里，“义”在宋江的思想性格中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当刘高夫妇陷害使他身陷囹圄之时，燕顺等好汉仗义救了他，他便开始激烈反抗了。他指挥花荣、燕顺等人杀了刘高这不义之徒，打败了青州派来进剿的官军，然后，他又建议八位好汉去梁山入伙，并亲自率领着这数百人马，扮作“收捕草寇官军”，浩浩荡荡向梁山泊进发。这表明宋江在“义”的主导下，在邪恶势力的逼迫下，已突破了忠孝观念的束缚，跻身于与官府对抗的起义行列，并开始走向起义圣地——梁山泊。

眼看要到梁山之际，半路里杀出了石将军石勇，捎来了一封“父亡”的家书。这封家书在宋江思想性格中引发了爆炸性的反应。他的忠君孝亲思想、天伦儿女人情又膨胀起来，战胜了江湖义气。于是，他抛下起义弟兄，“飞也似独自一个去了”。归家后方知，原来是其父怕他“一时被人撺掇，落草去了，做个不忠不孝的人”，故寄书唤回。在老父封建纲常的训诫下，在对朝廷大赦的幻想中，宋江又屈服于国家法度之下，决心做一个忠臣孝子顺民。可见，宋江要摆脱几千年传统观念的束缚是多么艰难，他走向叛逆的路程是多么曲折。需要最终突破束缚走向背叛封建制度，还必须等到被黑暗现实逼到死路的时候。

梁山泊好汉劫法场

到了江州，宋江独酌于浔阳楼上，在酒精的麻醉下，他摆脱了忠孝观念的束缚， “潸然泪下，临风触目，感恨伤怀”，写了动人心魄的反诗：“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不幸刺文双颊，那堪配在江州。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这是他复杂心态的真实坦露，倾泻出胸中的愤懑与不平，抒发了“敢笑黄巢不丈夫”的凌云壮志。没想到这却招来了杀身之祸，于是宋江在不反抗唯有死的抉择中，在梁山英雄拼死劫法场义举的感召下，也为了保存生命，待机而起，终于走上了梁山泊，举起了反抗官府的起义大旗。

宋江初上梁山，虽然坐的是第二把交椅，可实际上是梁山大业的开创者。晁盖中箭身亡，他又“权居主位”，成了名副其实的义军领袖。他以其杰出的才能和崇高的威望，为众好汉所钦敬，从而带来了“山寨十分兴旺”的局面。他在“义”这面大旗下，广纳豪杰，扩大力量;南征北讨，东打西杀，取得了一个又—个的辉煌胜利。诸如：三打家庄，踏平高唐州，大破连环马，聚义打青州，率众闹华山，兵打北京城，智取大名府，一打东平府，二打东昌郡，可谓是驰骋中原，屡建奇功。正是由于宋江的惨淡经营、指挥有方，众弟兄的精诚团结、拼死向前，梁山起义大业才日益壮大，达到了空前的鼎盛局面，实现了宋江及众英雄的“八方共域，异姓一家”的乌托邦社会理想。可见这一时期“义”构成了宋江思想性格的主要内容。但同时他思想性格里的“忠”，也随起义事业的发展在潜滋暗长。在宋江刚坐稳第二把交椅时所接受的天书中，就为其规定了“替天行道”、“全忠仗义”的指导思想;在晁盖尸骨未寒，宋江“权居主位”之始，他立即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以表明其“忠”为“义”首的用意;每招降一名朝廷命官，宋江都要表白一番心迹： “暂居水泊，专待朝廷招安，尽忠竭力报国。”这就清晰地表现出：在宋江高举义旗沿反抗的大道奋勇前进时，忠君观念也在其头脑中日趋浓重，逐渐发展，最终主导了他的性格，导致他率领义军走向招安乃至毁灭的悲剧结局。

宋江在将起义大业推向顶峰的同时，也就开始着手毁掉梁山了，这种矛盾的行为，正是其思想性格的矛盾促成的在紧接着“排座次”之后的菊花会上，宋江便以《满江红》词的形式 ，正式公布了他制定的关于义军前途的政治纲领：“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表明了他要归顺朝廷，效忠宋天子的心愿。这遭到了武松 、李逵、鲁达等人的反对，按李逵的想法，是要“杀去东京，夺了鸟位”，让宋江作皇帝，这与宋江的招安路线是截然不同的。而宋江却不容置疑地将这一既定纲领付诸实施，他先后五次“钻刺关节”，千方百计要实现招安的目标。或是走李师师门路，打枕头关节;或是献媚于被俘仇敌高俅等人，哀求疏通;或是修书宿太尉，请求其“早晚题奏”。正是在宋江紧锣密鼓的多方活动下，宋徽宗“御笔亲书丹诏”，特差宿太尉赍诏前往招安。于是， “梁山泊分金大买市”，毁掉了起义的圣地，除去当下辞去的三五千人之外， “宋公明全伙受招安”。正如宋江在写给李师师的词里所说： “借得山东烟水寨，来买凤城春色”，他们打着“顺天”、 “护国”的大旗，来东京面君。至此，高举义旗与官府对抗的起义大业，在宋江手里变质了。在宋江心目中，此时忠君观念与兄弟之义以及功利思想似乎是统一于招安了，他的“顺天”、“护国”、“封妻荫子”的理想似乎也可实现了。其实，在宋江思想中，对“天子”存在着过多的幻想，对招安寄予了过多的希望，他忽略了一厢情愿的主观愿望与黑暗不平的社会现实还有很大的距离，他的悲剧也正是从此开始了。

招安后毫无封赏的可悲现实，统治者要把他们“分遣调开”的不良意图，以及众头领要“再回梁山泊去”的反抗情绪，这些都在冲击着宋江的忠君思想，使他意识到了忠与义、忠与功名的矛盾。尤其是出师征辽伊始发生的义勇军校怒杀贪鄙厢官的陈桥驿事件，突然将其推到了忠与义矛盾的焦点上。而他最终到底杀了这个军校的血淋淋事实，正是他以忠害义的铁证。

在征辽的战争中，宋江为实现其“护国”立功的愿望，率领部下，为国家立下了汗马功劳。可朝廷却不论功行赏，辽主乘机派人劝降，面对眼前的局势，连吴用都认为劝降者所言“端的是有理”，甚至提出“弃宋从辽”的建议。而宋江却义正词严地表示： “吾辈当尽忠报国，死而后已”， “纵使宋朝负我，我忠心不负宋朝”。征辽的结果，由于蔡京等四奸臣接受了辽国的贿赂，在燕京破在旦夕的大好形势下，朝廷下令讲和休战。这时宋江对前来的宿太尉倾诉了他心中的不满与失望： “非是宋某怨望朝廷，功勋至此，又成虚度。”面对出征归来不得封赏，朝廷又“出榜禁约”众头领的行动，李逵等众将已不堪忍受， “尽有反心”，而宋江则陷入了徘徊、犹疑、怅惘、哀伤的“愁闷”情绪之中。最后，经过他内心忠与义、忠与功名等力量的斗争与权衡，宋江终于为忠君观念所主导，选择了甘当忠臣的前途。他向吴用宣布了自己的抉择： “若是弟兄们但有异心，我当死于九泉，忠心不改。”然后又“会集诸将”，开宗明义，软硬兼施，甚至以“自刎而死”相要挟，迫使众弟兄与他一道尽忠朝廷。

这时宋江的思想性格已完全为封建愚忠所主宰，他成了统治者的奴仆与鹰犬，主动要求去消灭与其当年同样反抗官府的另一支起义军——方腊的队伍。征方腊已与征辽大不相同，除战争性质有别外，征辽时结义兄弟还全部幸存，而征方腊时，一百单八将却大都成了愚忠的牺牲品。宋江面对结义兄弟鲜血在汩汩流淌的悲剧，虽也一再叹息、痛哭，但他并未因此停止进攻方腊。他一边哭奠死者，一边劝勉幸存者： “朝廷不肯辜负我们，你只顾尽心竭力与国家出力。”

建立在方腊与自己结义弟兄鲜血之上的宋江的忠心，终于换来了朝廷高官厚禄的封赏。他被授予武德大夫、楚州安抚使、兼兵马都总管之职。并格外加恩，“再赐钱十万贯，作还乡之资”。以兄弟的鲜血染红了自己顶子的宋江还乡后， “置筵庆贺”， “请僧命道，修建功果”， “光宗耀祖”，着实风光了一番。这表明了宋江志得意满的精神状态，眷恋功名利禄的思想本质。可是乐极生悲，就在宋江忘乎所以之时，朝廷四奸臣在皇帝赐给宋江的“御酒内放了慢药”。宋江直到饮了毒酒，死到临头，仍然没有摆脱折磨了他一生的忠义思想。一方面，他竭力表白对朝廷的耿耿忠心， “今日朝庭赐死无辜，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为此，他甚至不惜残忍地毒死可能造反的最忠于他的结义兄弟李逵，这不能不令人发指。另一方面，他又真诚地怀念着他亲手建设并毁掉的梁山泊，他“嘱咐从人亲随之辈”，务必将其灵柩“安葬于楚州南门外” “风景尽与梁山泊无异”的“蓼儿洼高原深处”，幻想着死后能“神聚蓼儿洼”，梦游梁山泊，这又不能不使人同情痛惜。

宋江的一生，始终在造反与妥协之间左右徘徊，构成了其悲剧性生命史的三部曲。宋江的悲剧，既有社会原因，也有性格原因;既是社会悲剧，也是性格悲剧。作者紧扣他的出身及所处的典型环境，成功地塑造出一个复杂矛盾而又统一完整的典型形象。他既是一个领导起义的农民革命的领袖，又是一个毁掉起义、背叛革命的罪魁;他既是一个“义胆包天”、纵横天下的真勇士，又是一个效忠君王、卑躬屈膝的可怜虫。正是这些相互矛盾的性格元素的组合统一，形成了宋江形象审美意蕴的丰富性和多面性。这一现实主义悲剧典型的成功塑造，标志着中国古典小说人物形象塑造，已开始由类型化典型向个性化典型过渡，有了长足的进展。因此说，宋江形象在中国文学人物画廊中，占有着不可替代的突出地位，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