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滴珠，是《拍案惊奇》卷二《姚滴珠避羞惹羞，郑月娥将错就错》中的主人公。
待字闺中，出落得“如同花朵般的”少女姚滴珠，娘家家道殷富，自小过着被双亲“宝惜异常，娇养过度”的日子。一朝经由媒人撮合，嫁于徽州府一户潘姓人家，就此演绎出一段始未料及的曲折故事来。作品即以此构建起人物命运的叙事框架，为读者展示了特定世态氛围下，一个阅世不深的青年女子意欲反抗命运又如何遁入命运“怪圈”的“亦真亦诞”的离奇遭际。
年方十六的新嫁娘，昨日双亲膝下千娇百宠的梦犹未消散，便一脚踏入了冰冷的现实。滴珠初嫁，所承担的家庭角色由娇女变成人妇，境遇随即发生逆转——夫家远不如媒妁所言，虽是“旧姓人家”，却已沦为“家道艰难”的破落户。姚滴珠进门便需操持烧洗洒扫、侍奉公婆一干家务活儿;而公婆“甚是狠戾，动不动出口骂詈”;丈夫为挽救中落的家道，早早弃儒从商，长年外出不归;这就使作为新妇的姚滴珠过门伊始，便面临着来自生活和精神上的严重挑战，陷入了窘迫困厄的处境之中，为此滴珠“时常偷掩泪眼”。
伉俪新婚，幸好夫君尚能体解人意，居家时“把些好话偎她过日子”。如此不过两个月光景，公公却横插一杠子，在小夫妻间导演了一幕“新婚别”，逼走夫婿远赴商旅。从此抽去了姚滴珠赖以在夫家生活的最后心理支撑，导致其后整个命运发生了一系列倾斜。
嫁得徽州贾，朝朝误妾期。姚滴珠独守空房，“越越凄惶，有情无绪”。“惟有枕前相思泪，背灯弹了依前满”，这两句柳永词也许可以概括姚滴珠此时此刻那种孤立无告、沉重压抑的心境。一日姚滴珠“起得迟了些”，潘公再次恶语相加，无端辱骂她是“好吃懒做的淫妇”，终于酿成了翁媳间一场正面冲突。情急之中的姚滴珠置长幼尊卑名份于不顾，起而抗辩，朝着吉凶难卜的未来，迈出了她对自己角色反叛的第一步。她当夜决定： “且回家去，告诉爷娘，明明与他论说”， “亦且借此为名，赖在家里多住几时，也省了好些气恼”。活脱脱展现了一个涉世不深，任性好强的小女子在此情此景下特定的心理、行为方式。
如果说姚滴珠的出走，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作是对主人公被规定角色与传统伦理纲常的叛逆，那么其后这种反叛意识却不幸是在一种悖谬的境况之下得到了张扬。
滴珠出走途中，遇到了渡夫汪锡，一个外号“雪里蛆”的专营拐卖妇女勾当的无赖。于是她那波澜乍起的命运，又平添了谲诡莫测的风涛。由于姚滴珠和盘托出了她对婚姻现状的不满，因此当心怀鬼胎的汪锡伺机鼓其如簧之舌，以同情者面目稳住她暂不回娘家时，滴珠不以为计，“还只道是好心”;及至滴珠被骗入“囝子” (专事藏匿被拐妇女的所在)，汪锡与其同伙王嬷嬷白脸红脸、一唱一和，以重嫁与“他把你当珍宝一样看待”的富家子弟相诱时，正“受苦不过”的滴珠， “想了夫家的许多不好处，听了一片话，心里动了”，不由编织起对“下半世”生涯的美丽憧憬，一头钻入了特为她设置的圈套之中。
若说姚滴珠生就是一个“妇人水性”的轻薄女子，显然与这一角色性格发展逻辑不符。事实上姚滴珠被骗入“囝子”之初，即对汪锡居心不良有所察觉。面对汪锡欲占便宜，图谋不轨的举动，她曾怒目正色，严辞相斥，并随手操起点灯铁签，欲以死抗争，搏一清白名声，迫使汪锡不敢卤莽行事。然而最终姚滴珠还是在汪锡等人的哄骗下入其彀中，个中原因除了主人公单纯幼稚、未谙世故一面，还有其希望一劳永逸地摆脱当下困境的强烈愿望，以及不计后果地要求对自己终身大事重加选择的自主意向。
可以说，姚滴珠是抱着重新攫取新的生活希望而铤而走险的。然而这种意愿最终却是以一种“异化”方式表现出来。姚滴珠不堪忍受丈夫新婚不归、公婆聒絮责骂，以及整日与“烧火熬锅打水”、 “油盐酱醋”打交道，又不能“躲得在娘家一世”，加上那份“好人家”出身的虚荣心，这种两难处境和心理情状恰为汪锡等人所洞悉所利用，因而顺利作成一桩人口买卖勾当，有了姚滴珠荒诞命运的进一步发展以及那种被异化的对命运反拨方式的进一步体现。
姚滴珠羁留客舍，于“无意中”遇上吴大郎，一个外貌非常符合她心目中“如意郎君”肖象的纨袴子弟，其时在她举止间即呈示出一种微妙的心态过程：面对作为陌生人的吴大郎不期而至，姚滴珠始则“急掣起身”， “急奔房门边来”;如果说这第一次起身躲避表现了一个青年女子不意为一陌生青年男子撞见时猝不及防的羞怯心理本能反应，那么此后滴珠回过礼又第二次“避入内屋”的举止，便显得“犹抱琵琶半遮面”，体现出与前次绝然不同的内涵。因为此时她已借回礼之机，偷眼看准了：“恰是一个俊俏可喜的少年郎君，心里早看上了几分”，虽“走了进去，心中却还舍不得”。
姚滴珠把吴大郎当作如意郎，却未料到她将自己对不幸命运的反拨、对未来生活的重新选择都押进了一个“极是好风月”的风流顽主手中。当吴大郎与汪锡及其同伙讨价还价谈妥滴珠卖身价之际，她却在按自己的思想方式兀自庆幸从此终身有托，沉溺于镜花水月般的虚幻幸福之中了。
等待姚滴珠的命运结局，无非两种可能：或是被吴大郎“始乱终弃”，或是最终“东窗事发”，事实上，滴珠与吴大郎相处了一段时期，后者就已“踪迹渐来得稀了”。然而第二种结局却来得更快——滴珠的出走，引起所谓葭莩姻亲之间一场颇为热闹的诉讼，其间滴珠之兄在某地“柳巷花街”寻得一个与其妹模样“一般无二”的烟花女子郑月娥，为了“家里息讼要紧”，把郑月娥权充亲妹子领回，不料却被识破惊动了官府。最后姚滴珠被官府暗里访着下落，终于有了主人公离奇遭际的最终结局：送回潘家“仍旧完聚”。就这样，姚滴珠出走之后，在人世间走了一圈，结果还是回到自己原来的起点上来。
发生在姚滴珠这一人物身上的际遇，实际上是主人公不断争取自主命运的过程。即如被汪锡等人设局拐卖时，与其说姚滴珠是一个不知情者，毋宁说在一定程度上她是主动走入圈套的。正如她自己所说： “我落难之人，走入圈套，没奈何了，只不要误了我的事。”从这个意义上说，姚滴珠也可算是一个敢作敢为的女性。
姚滴珠的命运其实就是处在特定社会背景下一个青年女子命运的真实写照。主人公命运的循环过程多少揭示了在封建社会中普通妇女企图自主命运的艰难。作为一个艺术形象，姚滴珠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中国妇女的完美典型，但在这一人物身上，却透露出主人公所身处的明代万历年前后市民阶层中一部分妇女的生活理想和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