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大生，是沙汀一九四六年的长篇小说《还乡记》中的主人公。

贫苦山民冯大生生活在四川偏僻的山村——林檎沟。这是一个具有农民自发斗争传统的穷山沟。小说写到三十年前“出过一帮‘土匪’，吃了官兵一场狠心的‘围剿’”。其中“土匪头儿”就是冯大生父亲的同宗兄弟。自从那次农民暴动被“官兵”镇压以后，贫苦山民饱受剥削和压迫，纷纷逃亡。抗战以来，这里实行保甲制度，遭受野蛮的封建统治， 山民们“则多半是被抓了壮丁”。冯大生就是在保队副徐烂狗诱迫下， 卖为壮丁，背井离乡过着有天无日的生活，后他开小差逃回故乡，又目睹“太上保长”罗敦五和乡长杨茂森合谋掠夺山民的笋子。处在这样的社会环境，旧仇新恨激起他强烈的反抗意识。

小说以林檎沟为背景，描写冯大生处理他妻子被强占事件和笋子事件的活动，表现了他思想的逐渐成熟，刻画了他坚韧顽强的反抗性格。

冯大生是一个强悍的反抗者。回乡后他得知妻子已被徐烂狗强占，痛心入骨，“脸色苍白，周身发颤”，提起斧头，闯进徐家的院子，要与徐烂狗拼命，因被烂狗妈缠住，复仇行动未能如愿进行。

第一条铤而走险的复仇之路失败之后，冯大生寻求第二条复仇之路。他寄希望于上告，企图依靠镇保长公断。他“上咐保长”碰壁，又上访乡长，跪下叩头，请乡长“评断，评断”，主持“公道”。接着又按乡长的意愿找狗师爷准备花费六百元“写一报告”。尽管乡长与“太上保长”等有矛盾，但在对付山民的笋子问题上，他们是一致的，因而在处理徐烂狗强占冯大生妻子这一事件上，他们是站在徐烂狗一边的。老实的冯大生以为乡长能为自己主持公道，四处奔波卖柴筹款，完全陷入骗局，结果于事无补。现实促使他认识了国民党基层政权的真面目，丢掉了幻想。

这时，林檎沟粮价上涨，春荒威胁着山民，而“太上保长”和乡长又打着“合作事业”的幌子，强行垄断竹笋的收购，大规模地盘剥山民。面对此情此景，冯大生忍无可忍，毅然投身到山民保卫笋子利益的斗争中去，从个人复仇走上了集体斗争的道路，他的反抗性格闪出了新的光芒。这不但表现为他敢于针锋相对地与恶势力搏斗，而且还表现为他善于斗争，逐户串联，组织山民，团结山民，识破恶势力的阴谋伎俩，捍卫山民的经济利益。

在收购笋子这场斗争中，“太上保长”等人在山王庙召集会议，摆出一副“文明”面孔，打着办“公益事情”的旗号，收购竹笋，采取所谓“让步政策”允许每担笋子山民可留下一、二十斤自行处理，迷惑人心，实行野蛮掠夺。冯大生站在斗争的最前列， “偏要摸老虎屁股”， “同保长们斗一斗”。他克服了以前个人复仇时的莽撞行为和盲目性，联络贫苦老农张大爷和青年农民刘大旺等，在张大爷家里会商以后。与广大山民“联手”起来，揭穿乡镇保长魑魅魍魉的“呵、哄、骇、诈”的伎俩。在保长进沟收笋时节，又组织山民拒绝打笋。在山王庙第二次会议上，由乡长出告示，武装所丁、保长出面胁迫山民打笋的关键时刻，冯大生又挺身而出，大义凛然，面对面的交锋，使“保长始而失措，继而羞惭，接着便发火了”。集体的斗争，使他认识到“若果不起来抗争，他们往后的命运将更不堪设想”，因而他义无反顾，敢于斗争，表现出反抗的坚定性和一定的阶级觉悟。

保长对冯大生的反抗行为恨之入骨，在会场上以抓逃兵为名逮捕了他。山民们群情激动，同仇敌忾，冯大生义正辞严，揭露了非法抓人的阴谋，告诫人们“这些纸包火的事情骗不了人”!山民的“嘈吼”形成了高潮。可是终因缺乏组织领导和斗争经验，在“太上保长”软硬兼施下，这次自发的集体斗争还是失败了。

冯大生短暂的回乡，经历了个人复仇和集体反抗，最后他再次逃亡。这时的他已认清了黑暗的林檎沟，是“大家裤子都没有穿的，还要受盘剥”的所在。但他坚信“阳沟里的篾片都有翻身之日”，终于踏上了他的求生之路。

小说通过冯大生回乡的遭际，揭示了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农村基层政权横征暴敛给农民带来的深重的苦难和农民自发的反抗斗争，构成了旧中国农村真实的历史画卷。作者对冯大生这个人物的塑造虽不如《淘金记》中的人物那样丰满和完美，但人物刻画仍真实而生动，在巧妙的格局中时有波澜。特别是小说表现了新的主题和新的人物。冯大生等农民不再是愚昧“白痴式”的人物，而是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对生活有向往的典型形象，这是小说的成功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