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一部充满喜剧格调的哲学悲剧

《围城》乍看是喜剧，再看是悲剧，而它又绝非一般意义上的社会悲剧、性格悲剧或命运悲剧，用传统的美学概念很难涵盖它。从外部看，整部作品的人物、情节、语言、细节都不具备严格意义上的悲剧特征，倒是喜剧性更明显，但整部作品又无不笼罩着一种浓烈的悲剧气息。《围城》的外在主题是表现特定时期一批新儒生在情场和名利场上的种种角逐，而它潜在的主题则是揭示现代人的精神流浪。贯穿全篇的焦点是现代人的孤独与漂泊，这就表现了一种生命感受和宇宙意识，把这种感受提到了形而上的高度，所以说《围城》是一部哲学悲剧。

以喜剧形式表现悲剧内容的作品并不少见，鲁迅的《阿Q正传》即是，西方现代派作品尤其是黑色幽默也是。前者用一种漫画式的夸张手法塑造了一个“我们国人的灵魂”，使青年人看了发笑，中年人看了思索，老年人看了悲哀，不同阶级、不同民族的人在阿Q这面镜子上都可以照见自己的影子；后者用一种调侃嘲弄的方式来表现悲伤的内容。黑色幽默作家认为：人生的痛苦太深太多，用正剧、悲剧的形式已不足以表现，用近乎残酷的嘲笑更能反映现实的本质。《围城》与以上两类作品都不同，它的悲剧意识深藏于作品内部，要我们反复思索才能体会。钱锺书说过：“幽默当然用笑来发泄，但是笑未必就表示幽默。”钱锺书的幽默是独特的学者式的，他使幽默与机智的讽刺结合在一起，显得丰富含蓄，锋芒时现，妙趣横生。

《围城》的喜剧性首先表现在塑造了一批具有讽刺性的人物群像。作品写了60多个人物，没有明确的好人，也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坏人，他们虽然都是留学欧美的洋博士、大学教授，上流社会有身份的人，而实际上又都是一些虚有其表、言行不一、自我矛盾的可笑可鄙的人物，都是作者嘲笑的对象，他们身上充满了喜剧性。

主人公方鸿渐，前清举人之子，性格软弱，既无远大理想又无真才实学。在国内上大学时从社会学系转到哲学系，最后在中文系毕业。到欧洲留学，四年内换了三所大学，实际上是一个四处游荡的“游学生”。苏文纨是毕业于法国里昂大学的既有钱又漂亮的文学博士，而实际上却是一个卖弄风情，矫揉造作，把抄来的德文诗当做自己佳作展示，善于在几个男人之间周旋的女人。孙柔嘉貌似天真稚气、羞涩怕生，其实是一个刁钻自私、冷酷无情的泼妇。身为国立三闾大学校长的高松年是个不学无术、圆滑世故的政客。训导长李梅亭伪装道德教养高深，实际上不过是一个卑鄙无耻、嫖土娼、卖假药、专爱打探别人隐私的市侩。中文系主任汪处厚是一个在政界失足落水后混入学界的权术家。历史系教授韩学愈外表迟钝木讷，内心狡诈，是一个伪造学历还理直气壮的假学者。用烟斗抽烟的留美政治学博士赵辛楣是个只要有可能随时都要发表演讲的假名士。次要人物如楮慎明，自称和西方着名哲学家罗素、柏格森等平起平坐，甚至可以叫出罗素的乳名——贝蒂，其实他不过是给世界知名哲学家写恭维信，然后把他们出于礼貌的回信拿来招摇撞骗的冒牌哲学家，还有训话中平均每分钟要讲一句半“兄弟在英国的时候”的教育专家视学先生，每句话中都要夹带英文词的买办洋奴张吉民等。无论是主要人物还是只出场一次的小人物，甚至那些无名无姓的下层人物如贪婪的脚夫、自私的小店主、迷信的乡下人、无聊的乡绅、小镇上的妓女等，都是钱锺书调侃嘲笑的对象。他的讽刺指向了一切人，所描写的每一种社会类型的人都引人发笑。作者把这些人物的无聊无能、荒唐浅薄、虚伪狡诈等劣迹用讽刺与幽默的笔调加以展示，所以《围城》被称作“新儒林外史”。

《围城》的喜剧性还表现在故事情节上，作品的许多情节都有闹剧的特点。全篇以方鸿渐的生活流浪和精神流浪为线索，在这条主线下，作者安排了一些类似插科打诨的情节，造成一种旁枝逸出的喜剧效果。方鸿渐在欧洲所学无成，便从爱尔兰骗子手中买了一个假博士文凭，回到家乡以后，因为是博士，中学校长请他发表题为“西洋文化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的演讲，谁知他把讲稿忘在了家中，于是便鸦片梅毒地乱讲了一通，使听众瞠目结舌，女生羞得不敢抬头，校长多次用咳嗽示意他停下以至于连嗓子都咳破了，他还在那里高谈阔论，那些原先想把女儿嫁给他的人纷纷找借口要回了庚帖和照片。作者用轻松的闹剧手法讽刺了主人公的无才无能。另一个例子是方鸿渐回到上海以后立即陷入了一场多角恋爱的情感纠葛之中，苏文纨的追求者赵辛楣一直视方鸿渐为情敌，真相大白以后倒成了同病相怜的“同情兄”了。在作品中，一些看来与方鸿渐命运关系不大的情节安排也使整部作品的喜剧性得到增强，如三闾大学的导师制，据说是从牛津、剑桥搬来的，规定教师要与学生同桌吃饭，这帮大学教授们为此议论纷纷，意见不能统一，方鸿渐则恶作剧地调侃说：“干脆跟学生同床睡觉得了。”这个情节的安排看似小题大做，却是神来之笔，它一方面写出了照搬外国规章的荒唐可笑，也写出了这帮大学教授的自私、贪婪和庸俗，让人忍俊不禁。

《围城》中诙谐戏谑的议论类比也使作品的喜剧格调得到增强。《围城》是一部学者小说，它涉及天文、地理、文学、哲学、心理学、逻辑学等方面的知识。在叙述中，作者多用精彩的比喻和丰富的想象来进行讽刺，使整部作品充满幽默感。一般的比喻，以此物喻彼物，两物之间大致还有相似之处，钱锺书的比喻大多是奇喻，他善于将距离很远的本体和喻体连在一起，其想象力多能超出常人的思维模式，使人且惊且喜。如鲍小姐打扮得像酒吧女，同船的留学生便给她起了“熟食铺子”的外号，因为只有熟食店才会公开陈列那么多颜色暖热的肉。又有人叫她“真理”，因为据说真理是赤裸裸的，鲍小姐并未一丝不挂，所以他们修正为“局部真理”。又比如买办张吉民说话时总爱夹些并非中文难以表达的英文词，作者说他的英文还比不上口里镶的金牙，因为金牙除了装饰外还可以使用，张先生的英文只能比牙缝里塞的食物残渣，除了表现饭菜吃得好外别无他用。再比如说高松年是位老科学家，接着作者议论说：“这老字的位置非常为难，可以形容科学也可以形容科学家。不幸的是科学和科学家不太相同，科学家像酒，愈老愈可贵，而科学像女人，老了便不值钱。”这些议论类比，把貌似庄重高雅的对象机智地与粗俗卑微的事物连在一起，使这种类比有了意想不到的准确性和幽默感。在作品中这种精彩的比喻俯拾皆是，读者时时捧腹，展示了作者丰富的想象力和机智的才能。

《围城》的语言不仅表现在新颖、准确、精练、诙谐上，具有学者独特的风格，还表现在文中大量类似文字游戏的修辞手法的运用上，小说创作的喜剧风格每每由此造成。如说“高松年作为校长，对学校里三院十系的学问样样都通”，这个“通”字，就像“火车通畅”、“胃肠道通畅”的“通”。这里作者用了词语“转义”的手法，将“通晓”转而为“直通通”的意思，极尽嘲谑。其他如“据说‘女朋友’就是‘情人’的学名，说起来庄重些，正像玫瑰花在生物学上叫‘蔷薇科木本复叶植物’，或者‘休妻’的法律术语是‘协议离婚’”等等，都是在幽默的文字描写中透出了机智和对人生的透辟感受，给人以启迪和思索。

综上所述，整部《围城》处处流露着诙谐、幽默、戏谑、调侃，表现出明显的喜剧格调。然而，如果对作品的理解仅限于此便说明未解其中义。看《围城》我们会捧腹，会发笑，但当我们把主人公的人生经历与20世纪整个现代文明联系起来考察时，我们的笑声便终止了。我们笑作品中的人物，也笑我们自己，笑我们生存的环境，笑声中有批判，有怜悯，有发现，从中获得识别力，体验更复杂深刻的东西。不错，《围城》是以方鸿渐的人生经历来构架全书的，他的个人命运成了作品的主线，围绕在他身边的人也不过是特定时期和他相同或相似的知识分子，但是作品的蕴涵远远超出了狭隘的地方性和民族性，也超越了某个具体的时代，可以说它是一部最具有普遍性的小说。作品不止一次说到“婚姻像一个被围困的城堡，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这是对整部《围城》最好的阐释，作品说的是婚姻，又远远超出了婚姻的范畴，寄托了作者对人生深刻的哲学思考。这样作品所表现的就并非只是抗战时期大后方知识分子的生活，而是揭示了整个现代文明和现代人生活的困窘，表现出非常敏锐的现代感受力和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意识，并以此来观照和反思一些有关人生存在的价值、意义、人的本质等永恒性的命题，从而把作品的思想意蕴提到了形而上的高度。

从这个悲剧性命题出发，我们会发现，方鸿渐的悲剧其实是现代文明下所有人的悲剧，而非个人的、阶级的或民族的悲剧，它的迷惑是现代人的迷惑，方鸿渐的一生就是进城、出城的过程，他所走的是一条失落、失败最后幻灭的道路。在他的经历中，读者看到的是一种深深的无法排解的漂泊感、无依附感和孤独感。因此《围城》的悲剧意识首先就表现在对人类生存方式的深刻寓意上，它暗示了现代人生存的盲目性和恐慌感。全书以方鸿渐的漂泊经历组织情节：留学——回国——恋爱——教书——结婚——找工作——失去工作和家庭。一个人从法国回来，转了一圈后最终仍是孤独的一个人。在这个过程中方鸿渐始终没有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位置，总是一无所有。然而作品的深刻之处更在于揭示了方鸿渐的精神流浪。精神流浪，寻找精神家园是现代人最突出的性格特征。夏志清说过：“作家非常戏剧性地表现出方鸿渐的精神的逐渐收缩，直到一无所有的地步。”这较准确地概括了方鸿渐的悲剧。从哲学人本学的观点看，人在这个世界上总应该抓住一些什么，如事业、爱情、家庭、名利等等，人生才有价值和意义，精神才有依附和寄托，方鸿渐恰恰丧失了这种生存的确定性和安全感，他的一生典型地体现了灵魂不知从哪里来也不知要到哪里去的精神流浪。

我们可以看到：方鸿渐从一开始就没有自己明确的目标，父亲希望他光宗耀祖，他便受了教育，岳父为满足自己的虚荣心拿钱供他留学，于是他到了欧洲。从国内上大学到出洋留学，他什么真本事也没有学到，难怪赵辛楣第一次与他见面时问“方先生在外国学的什么”时，他不无揶揄地说：“没学什么。”回到上海应该是方鸿渐的一个转折点，但他最初的兴奋过去以后接着而来的是一系列现实问题，职业不好找，爱情也难觅，他立刻有了一种空虚感，只能在岳父的银行里混日子，去三闾大学也不失为一种机会，可学校让他讲的是连他自己也似懂非懂的伦理学，只能瞎混，加上三闾大学复杂的人事纠纷也使他晕头转向，半年便失去了这份工作，至此方鸿渐没有了职业，一事无成，这是他在事业上的失败。

其次看方鸿渐的爱情，他一生中与四个女性有过感情纠葛，如果说与鲍小姐是逢场作戏，与苏文纨是身不由己的话，那么与孙柔嘉和唐晓芙却是认真投入的，最终仍以失败而告终。唐晓芙是方鸿渐唯一付出真情的女子，尽管他们爱得真诚，爱得纯洁，但最后还是不可避免地分手了。很明显，拆散他们的并不是家庭、社会，不是封建的门第观念和资产阶级的金钱关系，而是他们自己。他们都是有精神独立和自主权的现代知识分子。其爱情悲剧与五四时期的争取个性解放、婚姻自主无关，而是人与人彼此无法沟通和理解的结果。试想连彼此相爱的人之间都难以信赖，那么他人岂不是高墙和地狱。西方现代派认为：人最难战胜的敌人恰恰是自己。美国现代剧作家尤金·奥尼尔说过：以前和人斗争，现在人和自我斗争。对于现代人来说，问题并不在于个人能否改变外界事物，而在于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自己，方鸿渐的爱情悲剧乃至人生悲剧都证明了这个道理。所以在三闾大学复杂的人事纠纷中他无法适应，也无计可施，只有遭排挤，受冷遇。

再次看方鸿渐的婚姻（家庭），与唐晓芙分手后，他虽然对人生的热情减了许多，但精神还没有完全被抽空，离开三闾大学后，面对异己的社会力量与生存危机，方鸿渐只有家庭这唯一的防线了。然而，婚后的孙柔嘉一改往日的天真羞涩，露出本能的城府与老辣，使他很快对家庭失望，丧失了这最后的依托。其实结婚后方鸿渐对家庭已感到失望，他曾很有感慨地说：“现在想想结婚以前把恋爱看得那样郑重真是幼稚。老实说不管你跟谁结婚，结婚以后，你总会发现你娶的不是原来的人，换了另外一个，早知道这样，结婚以前那种追求恋爱等等，全可以省掉。倒是老式婚姻干脆，索性结婚以前，谁也不认得谁。”这是他对婚姻的幻灭感，同时也是他对人生的深刻体会。最后，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以性爱为基础的婚姻也已完全失望。

《围城》真切地展现了主人公在受教育、事业、爱情、家庭这人生必不可少的几个阶段的失落，变异和彻底破灭的全过程，反射出人生的孤独感、失落感、绝望感和荒诞感。在方鸿渐的人生旅途中，时时伴随他的是深深的无法排遣的痛苦，这正是他最难以忍受的。方鸿渐的孤独感并非有闲阶级的闲愁，他与旧时公子哥的无病呻吟有着本质的区别，他体现了现代人对宇宙人生的真切感受。现代人的孤独并不是凄风苦雨中独对孤灯远怀友人和故乡的酸楚，不是“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的”悲悯，而是灯红酒绿里用体温互相慰藉的悲凉；不是“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的寂静，而是在人潮汹涌的街头竟无一人相识，在满屋人中没有一个人真正理解；懂得自己。《围城》表现的正是这种现代人深层次的无法解脱的孤独感，因此，夏志清认为《围城》是“一部探讨人的孤独和彼此间无法沟通的小说”。

《围城》的悲剧意蕴还表现在人物性格的矛盾性和悲剧性上。方鸿渐在生活中总是找不到属于自己的位置，这与他本人的性格也有很大关系，他出生于传统士族家庭，又留过洋，在他身上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影响都较深，所以他的性格是矛盾的，他虽气量狭小、性格懦弱，但同时又是善良正直的，唯其如此，他才时时感到与周围的人格格不入，无法加入他们中间，所以常觉得孤独便是理所当然的事。其实方鸿渐并不麻木，在他周围的人都浑浑噩噩、随波逐流时，他还有点良知，还能保持清醒的头脑。例如：当时出国留学是一种时尚，许多人并非真想学什么，倒是方鸿渐比较清醒，他曾对唐晓芙说：“现在的留学跟前清的科举功名一样，从前人不中进士随你官做得多么大，总抱着终身遗憾，留了学也可以解脱这种自卑心理，并非为高深学问，出洋好比出痘子，出痧子，非出不可……我们出过洋，也算了了一桩心愿。”所以他在欧洲所学无成可以说他是不学无术，也可以说他不屑此道。试想，对中西文化都一窍不通的所谓新派诗人曹元朗居然以剑桥、牛津的毕业生自居，靠了一篇《中国十八家白话诗人》的论文，甚至把全文抄来的一首德文诗当自己作品的风流小姐苏文纨也可以拿到法国的文学博士学位，那么凭方鸿渐的机智聪敏混个博士学位应该说不成什么问题。同样的道理，如果方鸿渐有高松年的老于世故、李梅亭的损人利己、韩学愈的厚颜无耻、赵辛楣的傲慢无理、苏文纨的投机取巧、鲍小姐的逢场作戏、孙柔嘉的自私刁蛮，那么他也可以在这个互相利用、互相倾轧的社会混下去。正因为他有比别人清醒的自我意识，看到了在一个荒诞的非理性的世界里难以把握生活，个人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不愿同流合污而又无力反抗，才用非理性的盲目来对待生活，采取不认真、不负责的态度，只想碰碰运气，当然只能是失败。方鸿渐的不幸在于他在一个冷酷的社会里还想寻找真情；他的痛苦在于他在一个虚伪的世界里还想携带真情；他的沉寂在于他在一个死样的环境中还想追求希望，所以他的结局只能是悲剧，这正是《围城》这部作品揭示的哲学意义上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