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戏剧·秀师言记》原文与赏析

佚 名

唐崔晤、李仁钧二人，中外弟兄，崔年长于李。

在建中末，偕来京师调集。时荐福寺有僧神秀，晓阴阳术，得供奉禁中。会一日，崔、李同诣秀师。师泛叙寒温而已，更不开一语。别揖李于门扇后曰：“九郎能惠然独赐一宿否?小僧有情曲，欲陈露左右。”李曰：“唯唯。”后李特赴宿约，馔且丰洁，礼甚谨敬。及夜半，师曰：“九郎今合选得江南县令，甚称意。从此后更六年，摄本府纠曹斯乃小僧就刑之日，监刑官人即九郎耳。小僧是吴儿，酷好瓦棺寺后松林中一段地，最高敞处。上元佳境，尽在其间。死后，乞九郎作窣堵坡(原注：梵语浮图)于此，为小师藏骸骨之所。”李徐曰：“斯言不谬，违之如皎日。”秀泫然流涕者良久，又谓李曰：“为余寄谢家郎君，且崔只有此一政官，家事零落，飘寓江徼崔之孤，终得九郎殊力，九郎终为崔家女婿。秘之，秘之!”李诘旦归旅舍，见崔，唯说秀师云某，说终为兄之女婿。崔曰：“我女纵薄命死，且何能嫁与田舍老翁作妇!”李曰：“比昭君出降单于，犹是生活。”二人相顾大笑。

后李补南昌令，到官有能称。摄本府糺曹。有驿递流人至州，坐泄宫内密事者。迟明宣诏书，宜付府笞死。流人解衣就刑次，熟视监刑官，果李纠也。流人即神秀也，大呼曰：“瓦棺松林之请，子勿食言!”秀既死，乃掩泣请告，捐奉赁扁舟，择干事小吏，送尸柩于上元县，买瓦棺寺松林中地，垒浮图以葬之。时崔令即弃世已数年矣。崔之异母弟晔，携孤幼来于高安。晔落拓者，好远游，惟小妻殷氏独在。殷氏号太乘，又号九天仙也。殷学秦筝于常守坚，尽传其妙。护食孤女，甚有恩意。会南昌军伶能筝者，求丐高安，亦守坚之弟子，故殷得见之，谓军令曰：“崔家小娘子，容德无比，年已及笄，供奉与把取家状，到府日，求秦晋之匹，可乎?”军令依其请，至府，以家状历抵士人门，曾无影响。后因谒盐铁李侍御，即李仁钧也，出家状于怀袖中，铺张几案上。李悯然曰：“余有妻丧，已大朞矣。侍余饥饱寒燠者，顽童老媪而已，徒增余孤生半死之恨，蚤夜往来于心。矧崔之孤女，实余之表侄女也。余视之，等于女弟矣，彼亦视余犹兄焉。征曩秀师之言，信如符契，纳为继室，余固崔兄之夙眷也。”遂定婚崔氏。

本篇选自《太平广记》，“注”说出自《异闻录》，此书今已不传。《广记》所收《庐江冯媪》篇末注明是李公佐所作，“注”也说出自《异闻录》，推想此书可能是李公佐所著传奇集。

这篇小说写秀师预言生死祸福的故事。秀师，指唐代高僧神秀。他俗姓李，少年时奋志出家。饱览经史，博学多闻。在蕲州双峰山东山寺服劳6年，受到禅宗第五祖弘忍的器重，认为“东山之法，尽在秀矣”，称为“上座”，命为“教授师”。弘忍死后，荆州当阳山玉泉寺传法，为中国佛教禅宗北宗创始人。九十多岁时被武则天召至洛阳，后又到长安内道场，武则天亲加礼拜。

这篇小说的内容，旨在颂扬神秀能预知生死祸福的神通，同时也宣扬了佛教因果前定的宿命论思想。佛教认为，任何一个有生命的个体，在未获得“解脱”之前，都要依照“十二因缘”(即由无明、行、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死等“十二支”组成的总的因果循环链条，其中每两支间顺序成为一对因果关系)律在“三世”(即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五趣”(众生根据生前善恶行为有五种轮回转生的趋向，即地狱、饿鬼、畜生、人、天) 中生死流转，永无终期。《瑜伽师地论》 中说：“已作不失，未作不得”，即前世任何思想行为，都必然导致后世相应的结果，“因”未得“果”之前，不会自行消失;反之，不作一定之业因，也不会得相应之结果。也就是说，人在现实世界中的一切遭遇，包括生死祸福、悲欢离合，都是前世思想行为的结果，在现在世中是无法改变的。这篇小说中写李仁钧赴神秀 “宿约”，神秀向他预言了自己和崔、李三个人未来遭遇的五件事，即李仁钧将被任为江南县令，6年后李 “摄本府纠曹”，神秀就刑时的监刑官就是李仁钧，崔晤只有一任官，以后 “家事零落，飘寓江徼”，李仁钧“终为崔家女婿”; 后来，五件事都按神秀的预言一一应验了。这种预言之所以能够应验，在佛教看来，就是这种因果报庆的必然反映。

佛教认为，这种因果报应一般世俗凡人是看不出来的，更是不可预知的; 而佛、菩萨、阿罗汉却是可以预知的。佛、菩萨、阿罗汉们有五种“神通”，其中一种叫作“天眼通”，即能见 “五趣”众生死此生彼、苦乐境况及一切世间种种形色; 另一种叫“宿命通”，即能知自身一世二世三世乃至百千万世的宿命及所做之事。本篇中写神秀能够预知自己和崔、李二人的种种遭遇，就是因为他有这种种 “神通”。

从前所述可以看出，这篇小说的全部内容，从主题、题材、人物到故事，都受到佛教的浓重影响。

唐人小说中有浓厚的佛教思想，也是唐代社会中佛教盛行的一种必然反映。佛教哲学成为当时人们的巨大精神力量，渗透影响到唐代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唐人小说受到佛教思想的浓重影响，也就不足为怪了。

中国小说不仅在思想内容上受到佛教的浓重影响，在艺术表现方面也受到极大的影响。就这篇小说来看，主要有两个方面。

第一，故事叙述的 “征实”性。

“佛教的故事往往是征实的。它要把幻想说成是现实，把佛、菩萨以至地狱、恶鬼说成是实有。”(孙昌武 《佛教与中国文学》)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小说创作往往或把大量神异、幻想的情节附会到历史的某个真人真事上，或指明某事发生在某时某地，与某人有关，某人可作见证，总要说得你非相信不可。这篇小说正是这样做的。如文中的“神秀”，历史上确有其人，但说他在 “建中末”与崔晤、李仁钧有些一段瓜葛，却与史不合。因为 “建中”是唐德宗年号，时在公元780～783年，而神秀生于公元606年，卒于706年，到 “建中末”，他已死70多年了。小说中所写的，无疑是一种附会。再有，小说中所写神秀预言并一一应验的五件事，都有时间、地点，而且都与李仁钧有关，李仁钧是这些事的见证人。小说这样写，无论是附会神秀也好，还是以李仁钧为见证人也好，无非都是为了证明故事之实有，从而增强故事的可信性。

第二，篇章结构清晰完整，故事情节曲折离奇。

这篇小说全文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即第一句话： “唐崔晤、李仁钧二人，中外弟兄，崔年长于李。”简要介绍崔、李二人生活的时代及二人关系。第二部分，从 “在建中末，偕来京师调集”，到 “二人相顾大笑”，写李仁钧赴神秀“宿约”，神秀郑重地向他嘱托死后埋葬之事，并预言了自己和崔、李二人未来遭遇的五件事。第三部分，以 “后李补南昌令”到结束，写神秀预言的五件事一一应验的经过。全篇文章有头有尾，结构相当清晰完整，而且第三部分的 “应验”与第二部分的 “预言”，一一对应，不蔓不枝，正如小说末尾所说： “征曩秀师之言，信如符契”。这种 “信”，绝非偶然，这正是佛教因果报应、事有前定思想在小说结构艺术中的需要与反映。

这篇小说结构，明晰完整，情节简单，但个别故事，如李仁钧娶中表侄女为妻的情节却颇为曲折离奇。崔晤和李仁钧是中表弟兄，李仁钧和崔晤之女本是中表叔侄，所以当神秀预言李仁钧“终为崔家女婿”时，崔、李二人只是“相顾大笑”，没有把它当回事。但后来，神秀“既死”，崔晤也“弃世已数年”，离奇的事却居然发生了。先是崔晤之女被崔之异母弟晔携至高安;再是崔晔“好远游，惟小妻殷氏独在”，而“殷学秦筝于常守坚”;接着，“会南昌军伶能筝者求丐高安，亦守坚之弟子，故殷得见之”，于是军伶依殷氏之请到府为崔氏女“求秦晋之匹”，然而“以家状历抵士人门，曾无影响”;最后才找到已做了盐铁使的李仁钧，而这时恰巧李仁钧“妻丧，已大朞”，他正为侍其“饥饱寒燠者，顽童老媪而已”而烦恼，虽然他明知“崔之孤女，实余之表侄女也”，但他却认为，两家既然是亲戚，“余视之，等于女弟矣，彼亦视余犹兄焉”，再想想神秀当初的预言，便得出“余固崔兄之凤眷”的结论，结果“遂定婚崔氏”。这段姻缘，颇为曲折离奇，真是“千里姻缘一线牵”。这段离奇的姻缘故事，在内容上表现了因果有定的佛教思想，在艺术表现上，也受到佛经和佛陀说法的影响。佛经讲教义和佛陀说法时，为了使佛教教义的道理易于为人们理解，往往运用譬喻的方法或利用故事、传说等形象化的方法。这就要把故事说得生动、形象、吸引人，无形中使人接受教义的道理。这段曲折离奇的姻缘故事就起了这样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