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籍、寓言故事·三归》原文与赏析

我昔曾闻一比丘常被贼盗，一日之中，坚闭门户，贼复来至，扣门而唤。比丘答言：“我见汝时，极大惊怖，汝可内手於于彼向中，当与汝物。”贼即内手，置于向中。比丘以绳系之于柱，比丘执杖，开门打之。打一下已，语言：“归依佛。”贼以畏故，即便随语：“归依于佛。”复打二下，语言：“归依法。”贼畏死故，复言：“归依法。”第三打时，复语之言：“归依僧。”贼时畏故，言：“归依僧。”即自思惟：“今此道人有几归依?若多有昔，必更不见些阎浮提，必当命终。”尔时比丘即放令去。以被打故，身体疼痛，久而得起，即求出家。有人问言：“汝先作贼，造诸恶行，以何事故，出家修道?”答彼人言：“我亦观察佛法之利，然后出家。我於今日遇知识，以杖打我三下，唯有少许命在不绝。如来世尊实一切智者，若教弟子四归依者，我命即绝。佛或遥见斯事，教出比丘，打贼三下，使我不死。是故世尊唯说三归，不说四归。佛悯我故，说三归依，不说四归。”即说偈言：

“决定一切智，以怜悯我故，

是以说三归，不说有第四。

为于三有故，而说三归依，

若当第四者，我则无归依。

我今可怜悯，身命于彼尽。

我见佛世尊，远睹如斯事，

生於未曾有，是故舍贼心。

有因粗事解，或因细事悟，

粗者悟粗事，细者解细事，

由我心粗故，因粗事解悟。

我解斯事故，是以求出家。”

《三归》本是个颇令人奇怪的小故事。它说的是：有一个本应以慈悲为怀的出家人，多次被盗，使用欺骗的手法，将贼捉住，一边口念三归依，一边痛打盗贼，贼疼痛难忍之余，不得不随声附和三归依，最终有感于归依之数为三而非更多而悟出佛的慈悲，从而出家。

文中“三归依”指的是佛教三宝：归依佛、归依法、归依僧。阎浮提华译为赡部洲，阎浮是树名，译为赡部，因此洲的中心有阎浮树的森林，而称作赡部洲，赡部洲就是我们现在所住的娑婆世界。一切智是佛智之名，三智之一，知了一切之法。

《三归》选自《大庄严论经》卷第六(见《大藏经》本缘部下)，经吕征先生考证为《法句经》(《印度佛学源流略讲》)，即每事开端常举出《法句经》数语，再引故事证明，使人有更深刻的认识。而开端数语即是下文所述故事的寓意所在，因而有人把此类佛经称为“譬喻经”。本文前面也有韵文的法句，汉译时译作了散文(见孙昌武《佛教与中国文学》)，即：“善观察所作，当时虽有过，后必有大益”这句话应当是本文的主旨所在，有似于“顿悟”“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之类的宗教劝说。

实际上，故事本身所包含的意思要比这句话更丰富、有趣得多，甚至与佛的说教背道而驰。例如“常被盗贼，一日之中，坚闭门户” 的形象不免与佛 “舍身饲虎”、“以眼施人”、“割肉救鸽” 行为相去甚远，而比丘故设圈套，使人上当，也显得悭吝而狡诈，使人怀疑是否出家人所为; 比丘还 “以绳系之于柱”，执杖打贼，置慈悲为怀于不顾;更有甚者，一边打，一边喊的竟然是佛教三宝“归依佛”、“归依法”、“归依僧”，显得虚伪而荒唐，令人想到应当归依的大概也包括以劝导者身份自居的比丘本人，具有幽默、滑稽色彩。

更有趣的是这位受骗被捉的盗贼，“以被打故，身体疼痛，久而得起”后，居然荒唐地以为佛家三宝之所以是三归依而不是四归依，是因为佛“遥见斯事”，怕他吃不住第四打，由此才悟出了佛的先知与慈悲，从而出家皈依佛门。真是绝妙的讽刺!

以此种种来对故事内容作分析，那么这则故事恰恰是对佛门弟子的无情嘲笑、深刻揭露与辛辣讽刺，但这则故事又出自佛家大文豪之手，取自佛教经典，用词庄重、联系上下文完全是作正面形象来写，这就使人不能不感到奇怪了。

让我们试从写作背景中寻找原因。

《大庄严论经》题作马鸣菩萨造，后秦龟兹三藏鸠摩罗什译。马鸣菩萨本来出身于婆罗门，博通吠陀经典，后为协尊者所化而归依佛教。他于小乘说一切有部出家，提倡对于佛教的敬信，最后成为建立大乘佛教的柱石。他所学甚广，不拘于一宗一派，还是一位最有名的佛教大文豪。《大庄严论经》中有很多趣味浓厚的故事，梁启超曾称之为 《儒林外史》 式的一部小说。

由于本世纪初在我国新疆龟兹一带发现了此经的梵文残本，题为鸠摩罗多 (即童受)作，因此，此经作者究竟是谁尚有疑问(见《印度佛学源流略讲》)，但童受是北印呾叉尸罗人，是譬喻师的前驱，曾写了不少著作，其中有 《喻鬘论》(现名 《譬喻庄严经》)等，他的活动时间和马鸣相近，都在公元前二世纪前后，两人著作也可能混同或童受在马鸣原著基础上加以改订。因此，不管作者是二人中哪一个，都可以肯定 《大庄严论经》是一部由佛家大师创作的经典。

由于材料所限，我们今天已不大可能确知此经中每个譬喻故事的创作经过与来源，好在 《三归》故事恰好又被在另一部佛经里发现，这部佛经叫 《撰集百缘经》，三归的故事在此名为 《劫贼恶奴缘》(见《大藏经》本缘部下)，撰人未详，译者为三国时月支人支谦。此经时间上大约早于《大庄严论经》，文字处理较 《三归》粗糙、拖沓，喻义也不甚分明，似可看作 《三归》 的雏形。

众所周知，佛经中有着众多寓意深刻、文学色彩浓厚的小故事，按佛教的说法，经本是佛生前所说，涅槃后由弟子传颂并记载下来，但实际上，它们往往源出于不同时代、不同地点，是无数无名或有名佛徒的集体创作，而其中许多素材最早肯定来自于民间，甚至原封不动，把民间故事照录到佛经之中，所以佛经中偶尔也会出现与佛教教义毫不相干甚至尘俗十足的作品。

因此，尽管 《大庄严论经》所题作者是马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认为 《三归》就是这样一个具有独立思想意义，而被附会以佛理作为传教材料的民间小故事呢?

拿本文与 《劫贼恶奴缘》(见附文)作一粗略比较，可发现如下不同： (1) 略去了比丘乞食获施的情节; (2) 略去了恶奴三次索物前二次获允的细节; (3) 略去了比丘不舍得给钵与“治彼贼人令使不来”的心理活动;(4) 略去了拷打与痛不可言的细节; (5) 扩充了其出家原因部分，并发展成偈言。这些不同恰好是反映了 《三归》作者对 《劫贼恶奴缘》 的几方面加工： 一、(1) (2) 掩饰比丘与贼同是向他人乞物的共同之处，(3) 掩饰比丘不很高尚的行为与心理，(4) 掩饰了比丘的残暴行为。二、对悟的理由加以更具体的叙述，并发展成偈言的形式，从正面予以肯定。

比较之下，《三归》作者的用意已昭然若揭。只是添加头尾、精心取舍之后，并不能完全改变故事的主体框架与含义，而仅仅造成前后的不一致与矛盾，从而给后来的读者领悟作品增设了一个小小的难题。对此，读者就不会再为主旨的矛盾感到奇怪了。

成功地运用了幽默与讽刺当是三归的第一大特色。而去掉文中的说教成分，也会更清楚地看到这则民间故事几乎情节每一发展都别有寓意，具有一种特殊的情趣，无怪乎有人说它“极隽永，谐趣使人绝倒了”。孙昌武《唐代文学与佛教》一书也说它“讽刺世事，表现出特殊的幽默情趣”，“实际上是对佛教本身的讽刺”“有着独立的文学价值，值得研究和重视”，“这就好像我国传统相声段子《歪批〈三国〉》一样，实际上是对《三归》的曲解，对佛、法、僧的信仰表现一种嘲弄的态度”。这些评价也都充分地证明了《三归》具有独特的魅力。

其次，全文先散文后偈言，是散韵合组文体。散文为浅近的文言，用以讲述故事，韵文加以重复，加深印象，一唱三叹。这种佛典的偈颂促进了后来诗歌的通俗化和议论化。再次，同其他经文相比，文中一再出现“语言”、“答言”、“语之言”、“答彼人言”、“即说偈言”这样的句式，“语”名词用作动词，相当于说，而“言”则相当于道，这种用法也值得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