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高中甫译顾群
【原文作者】：亨利希·伯尔
【原文作者简介】：
亨利希·伯尔(1917一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小说家。1917年12月21日生于科隆一雕刻匠家庭。1937年中学毕业后，曾在书店当学徒。1939年进入科隆大学学习日耳曼语文学。不久被征入伍，先后随军到过法国、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等国。1945年4月被俘，同年12月获释，返回科隆。战后在科隆大学继续学习日耳曼语文学，并在他哥哥的木匠铺做工。
1947年开始发表短篇小说，同年应邀参加文学社团“四七社”活动。1951年夏开始成为专业作家。他的小说创作在50年代便引起世界文坛注目。197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金。1970年至1974年先后任西德笔会和国际笔会主席。1979年宣布退出天主教会。
【原文】：
车停了下来，发动机还响了一会，巨大的车门从外面被拉了开来，灯光透过破碎的车窗射进车内，我现在才看清楚，车顶上的灯泡也是破碎的，可它还紧紧地旋在上面，几小段钨丝和玻璃碎片吊在那儿。发动机不响了，外面有人在喊：“死的放到这儿，你们那儿有死的吗?”
“活见鬼，”司机冲了一句，“你们这儿灯火管制解除了?”
“灯火管制还有个屁用，整个城市烧得象支火把，”那个陌生的声音又响了起来，”有没有死的，我不是问过你们了吗?”
“不知道。”
“死的放到这儿，听到没有?另外一些送到楼上的绘画教室去，你懂了吗?”
“懂了，懂了。”
我还没有死，是属于另外一些的，他们把我抬上台阶，进了一条长长的、光线微弱的走廊，走廊的墙上粉刷了一层绿色的颜料；墙上钉着弯弯曲曲的、黑色的老式衣钩；门上挂着珐琅牌子：“六(1)”与“六(2)”，在门与门之间挂着安泽姆·费尔巴哈()1的美狄亚画像。画像装在黑色的镜框里，在玻璃的后面闪着柔和的光泽，凝视着远处。随后是挂着“五(1)”和“五(2)的门，在这两个门之间挂着《拨刺者》那帧照片，它装在褐色的镜框里，这是一幅闪着红色光华的优美的摄影作品。
楼梯前正中的地方也是立着一根巨大的石柱，石柱后面是一座狭长的雅典娜女神神庙的石膏复制品，做得很精致，闪着黄色的光辉，十分逼真，古色古香。随之看到的，也正是该看到的：希腊的霍普力特(2)，衣着斑斓、引人注目，插着羽毛，看起来活象一只公鸡；就是在楼梯间，墙上也粉刷着黄色的颜料，在墙上顺序地挂着从大选帝侯直到希特勒的画像……
在狭小的过道里，就在恰好离我的担架一两步的地方，挂着一幅特别漂亮、特别巨大、特别绚丽多彩的老弗里茨(3)像，他身穿天蓝色的军服，目光炯炯，胸前挂着一颗巨大的耀眼的金星。
我躺的担架又斜了，穿过辨识种族面型的雕像群：北部的船长，有着鹰一样的目光和一张愚蠢的嘴；西部的摩塞尔河流域的女人，削瘦、严厉；东部的格利斯人，长着蒜头鼻子；山地人的侧面像，脸部长长的，长着突出的喉头。又进入一条长廊，在担架踅入第二道楼梯之前，恰好离我的担架一两步的地方，我还看到了战士纪念碑，它上面装饰有石刻的花环和一个巨大的黄金色的铁十字。
这一切都匆匆而过，我并不重，抬担架的人走得很快。也许这一切都是幻觉；我正在发着高烧，浑身疼痛，脑袋，胎膊和腿，还有我的心又发疯了似地跳了起来；是啊，人在发高烧时，有什么东西能看不到呵!
当我们走过辨识种族的雕像群时，随之可是另外一类的了：凯撒、西塞罗、马克·奥勒留(4)的三座石膏胸像，很规整地一个挨着一个庄重地靠在墙上，雕像复制得好极了，全黄色，十分逼真，古色古香。当我们在墙角拐弯时，也出现了赫尔墨斯(5)石柱，在走廊——走廊粉刷的是玫瑰红的颜料——的尽头，在绘画教室入口处的上方挂着一幅宙斯的怪脸像，这副怪脸离我们还很远。在古边，透过窗户我看到了火光，整个天空映得通红，浓黑的烟云缓慢地飘动着……
我又不得不向左边望去，我又看到了“一(1)”和“一(2)”门上的珐琅牌，在褐色的、发着酸臭味的两扇门之间，我只看到了装在金黄色镜框中尼采的翘起来的胡子和鼻尖，因为画像的上半截被一张纸盖住了，纸上写着：“简易外科手术室”……
“若是现在能看到，”我蓦地想起，“若是现在……果然是它：一幅多哥(6)的图画，色彩绚丽，画面巨大，象铜版雕刻画一样平展，印得十分精美，画面的前端，在德国侨民的房舍前，在一些黑人和一个荷枪的无精打采的士兵前面，是一些巨大的、画得维妙维肖的香蕉树：左边一束，右边一束，在中间靠右边的那束香蕉上，我看见有什么东西涂在上面；这是我亲手写在上面的……
绘画教室的门一下子被拉开了，在宙斯的胸像下，我摇摇晃晃被抬了进去，我紧闭双眼，什么也不想再看了。绘画教室里散发着碘酒、粪便、垃圾和烟草的味道，十分浓烈。他们把我放了下来，我对抬担架的人说：“请往我嘴里塞支烟，烟在左上边的口袋里。”
我觉得一个人在我的口袋里搜摸，擦火柴的声音，我嘴上有了支点着了的香烟。我吸着，说了声：“谢谢。”
“这一切还证实不了，”我在想，“不管怎样，每个文科中学都有一间绘画教室，走廊上粉刷成绿色和黄色的墙上都钉有弯弯曲曲的老式衣钩；仅是在‘六(1)’和‘六(2)’之间挂有美狄亚像，在‘一(1)’与‘一(2)’之间看到尼采的胡子，无论如何还证明不了我现在是在自己的学校里。画像是一定要挂在上面提到的那些地方的。在普鲁士，文科中学有它自己的规矩：美狄亚放在‘一(1)’与‘一(2)’之间，《拔刺者》放在那边，凯撒、马克·奥勒留和西塞罗放在走廊，尼采在楼上，学哲学的地方。雅典娜女神神庙，一幅色彩斑斓的多哥图画。《拔刺者》和雅典娜女神神庙归终说来，都是学校的美好而古老的必要装饰品，这沿袭下来已有几代之久了。而且我绝不是唯一的一个在一根香蕉上写了‘多哥万岁’的人。学生们在学校都是搞这类恶作剧的。除此，还有这种可能，我在发高烧，我在作梦。”
我现在不再感到痛了。在汽车里那时还痛得很厉害，每当汽车在一些小的弹坑里颠簸时，我就喊叫起来；穿过大的弹坑时还好过一些，因为汽车就象一条船在浪谷里一样起伏。现在注射剂好象起了作用，他们在我胳膊上打了一针，我感到针头往我皮肤里刺了进去，连我的腿都热了起来。
“这不可能是真的，”我在想，“几乎三十公里，汽车决不可能跑这多多路。而且，除此之外，你什么都觉察不到，没有感觉，而只有眼睛；没有什么感觉在告诉你，你现在是在你刚刚离开三个月的母校里。八年可不是一个区区小数，难道在八年之后，这一切你仅用眼睛就能认得出来?”
我紧闭双眼，但这一切在我眼前又都浮现出来，象是一部影片一样在映出：一楼走廊，粉刷成绿色的墙，上楼，粉刷成黄色的墙，战士纪念碑，走廊，再上楼，凯撒，西塞罗，马克·奥勒留……赫尔墨斯，尼采的胡子，多哥，宙斯的怪脸……
我吐掉香烟，开始叫了起来：喊叫，总可以好受些；但是要喊叫得响亮；喊叫起来舒服极了；我象发疯似地叫喊着。直到有人俯身向我，我仍没有张开眼睛；我感觉到一个陌生人的呼吸，热乎乎的，一股烟草和大蒜的难闻味道；“怎么啦?”一个声音平静地问道。
“给点东西喝，”我说，“再来一支烟，在上面的口袋里。”
又有人在我的口袋里搜摸着，又擦了一根火柴，一个人往我嘴里塞了一支点着了的香烟。
“我们现在在什么地方?”
“在本多夫。”
“谢谢。”我说了一句就吸起烟来。
无论如何我确实是在本多夫了，也就是说到家了；而且，如果我不是发着异乎寻常的高烧的话，也可以肯定我现在是在一所文科中学里，绝对是一所学校。在下面时不就有人喊过：“另外一些送到绘画教室去”吗?我是属于“另外一些的”，我活着，活着的人很明显是属于“另外一些的”。这儿就是绘画教室，如果我听得清楚的话，那为什么我看得就不清楚?再说我也肯定地认识凯撒、西塞罗和马克·奥勒留，而他们也只有在文科中学才有；我不相信在其他一些中学他们会把这些家伙靠在走廊的墙上。
终于给我拿来了水，我又从他的脸上嗅到烟草和大蒜的味道，我不由自主地睁开了眼睛，看到一张疲惫衰老而又满脸胡须的面孔，身穿救火队员的制服。一个苍老的声音轻轻地说：“喝吧，伙伴。”
我喝了；这是水，而这水好喝极了；我感觉到放在我嘴唇上的金属炊具的味道，这气味好闻极了。我多想再喝几口，可那个救火队员却把炊具从我嘴唇上拿掉，然后走开了。我叫了起来，他头也没回，仅是疲倦地耸耸肩膀，只管走开。躺在我身边的另一个人慢声慢气地说：“号叫有什么用，他们没有水了；你不是看到了吗，整个城市都在燃烧。”
透过遮光的窗帷，在黑色的窗帷后面火光冲天，象是往火炉里添了新煤一样，火舌在黑烟后面喷吐着。是啊，我看到城市在燃烧。
“这个城市叫什么名字?”我问躺在我身旁的那个人。
“本多夫。”他说。
“谢谢。”
我凝视着我面前的那些窗户，时而望着顶棚。顶棚还完整无损，洁白，光滑，边缘装饰着古典式的狭长花纹；可是在所有的学校里，绘画教室的顶棚都装饰有这种古典式的花纹，退一步讲，至少在那些古老的文科中学里是这样的。这是十分清楚的。
现在我不得不承认，我现在是躺在本多夫一所文科中学的绘画教室里。本多夫有三所文科中学：“腓特烈大帝”中学、阿尔贝特中学和——也许用不着我讲——最后的一所，这第三所是阿道夫·希特勒中学。在“腓特烈大帝”中学，楼梯正中悬挂的老弗里茨画像不是特别绚丽多彩、特别漂亮、特别巨大吗?我在这座学校里呆了八年长时间；可那在其他一些中学里为什么就不能把这幅像挂在同样的地方，同样引人注目和显而易见，使人一上楼梯就一眼看到呢?
我现在听到外面的重炮射击声。若是没有这种声音，几乎可以说是寂静的；只是火焰有时在喷吐和吞噬，在黑暗中间不知哪个地方的房架坍塌下来。大炮安详而有规律地轰鸣，我在想，多么好的大炮呵!我知道，这种想法是可鄙的，可我却这样想。我的上帝，大炮是多么使人感到慰藉，感到舒适：阴沉、粗犷，简直是一架声音温柔、精美雅致的风琴。无论怎样也是高雅的。就是它在轰击时，我觉得它也显得高雅。很适合战后把它放进绘画教材里……随后，我想到，若是碑顶竖着更大一些的金色铁十字，饰有更大一些的花环的战士纪念碑，再举行一次落成典礼时，它上面又该有多少个名字呵!我骤然忆起：现在我要真的是在我的母校，那战士纪念碑上应该有我的名字，是刻在石头上的，在校史上，我的名字的后面有这样的话：“从学校到战场，献身干……”
但是我还不知道献身于什么，也不知道我是不是在自己的学校里。我现在一定得把这一点搞清楚。战士纪念碑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引人注意的标志，它都是一个模子出来的现成东西，到处都能弄到，真的，从任何一个中心点都能弄到……
我注视着绘画教室，可是他们把画像都摘掉了，在角落里堆放着一些凳子，窗户都是高而狭长，以便室内光线充足，一间绘画教室向来都是这样的。可我从这些凳子、这些窗户上能看出什么呢?我的心在告诉我，什么也看不出来。如果我现在果真是在我呆过八年的窝里的话，那我的心是不会什么也不说的。八年来，我在那里画过绘画老师置放于画几上细长的、精致的、罗马式的玻璃花瓶的仿制品，练习过各式各样的字体：圆体字、古体字、罗马体、意大利体。在整个上学期间，再没有比绘画课更令我仇恨的了，整个钟头是那样无聊透顶，没有一次我能画完一个花瓶，写成象样的字体。现在在这令人气闷、无聊的四面墙里，我的诅咒在哪儿?我的仇恨在哪儿?我什么也说不出来，我沉默地摇了摇头。
我老是擦橡皮，老是削铅笔，擦……什么也没有……
我不大清楚我是怎么受伤的；我只知道我的两只胳膊不能动弹，右腿也动不了，只是左腿还能动弹点；我想，他们定是把我的胳膊都绑在身上了，绑得那么紧，一动也不能动。
我把第二支烟吐在草垫之间的过道上，想法活动活动我的胳膊，可是太痛了，痛得喊叫起来，我持续地喊叫下去，喊叫总是件舒服的事；我也发起火来，因为胳膊不能动弹。
医生来到我的面前；他摘下眼镜，眯缝起眼睛看着我；他什么也没有说；在他后面站着那个给我送水的救火队员。他跟医生耳语了几句，医生戴上了眼镜，这下在厚厚的镜片后面，我看清了他的大眼睛和轻轻颤动的瞳仁。他长时间地看着我，看得那么久，使我只好移开目光，他轻声地说：“马上就轮到你了……”
他们把躺在我身旁那个人抬了起来，抬到黑板后面；我望着他们。他们早把黑板卸下，排了起来，在黑板和墙中间留一个门，挂了一条床单；里边亮着刺眼的灯光……
什么也听不见，直到床单被掀开，那个躺在我身旁的人被抬了出来；抬担架的人带着疲惫、无动于衷的表情，拖着步子把他抬出门去。
我又闭起眼睛在想：“你一定得弄清楚，你受了什么伤，你是不是在自己的学校里。”
这周围的一切都使人冷漠、无动于衷，就象他们抬着我穿过所死城的博物馆，穿过一个令我同样感到无动于衷和陌生的世界似的，尽管我的眼睛熟悉它们，但也仅仅是眼睛熟悉。这决不可能是真的，三个月以前我还坐在这里，画花瓶，写美术字；休息的时候拿着我的奶油果酱面包下楼，经过尼采、赫尔墨斯、多哥、凯撒、西塞罗、马克·奥勒留，慢慢地到挂着美狄亚的一楼走廊，然后到门房毕格勒尔那儿去，在他那间昏暗的小屋里喝杯牛奶，甚至在那儿还敢抽支烟，虽说是禁止吸烟的。肯定无疑，他们一定把躺在我身旁的那个人抬到下面停放死尸的地方去了，死尸也许就停放在毕格勒尔那间灰暗的小屋里，从前那间小屋里净是热牛奶、灰尘和毕格勒尔质地低劣的烟草味道……
终于抬担架的人又进来了，现在他们把我抬进黑板后面。我又摇摇晃晃地从门旁经过，而就在这时，我看到了肯定会看到的东西了：门的上方过去曾一度挂过一个十字架，当时学校还叫“托马斯中学”。那时候，他们把十字架拿了下来，可是墙上留下的深黄色崭新的十字架痕迹，十分清晰、显眼，几乎比原挂在上面的那个颜色暗淡的小十字架还要清楚得多；十字架的痕迹干净而又漂亮地留在褪色的粉刷石灰的墙上。当时，他们恼火地把整个墙都刷了一遍，可是不顶事，刷墙的人没有把颜料选对，整个墙成了玫瑰色的，可十字呈褐色，仍清晰在目。他们咒骂，可是不顶事，十字仍在那里，在玫瑰色的墙上，呈褐色，清清楚楚。我想，他们的颜料费都用光了，无法再折腾了。现在这个十字还留在这儿，若是人们仔细一点看的话，甚至还能在右边的横梁上看到一条很清楚的支架的痕迹，一根黄杨木在那挂了一年多了，这还是毕格勒尔夹上去的，那时还允许在学校里挂十字架……
这一切都是我在瞬间想到的。我从门旁被抬到黑板后，这里的灯光十分刺眼。
我躺在手术台上，在灯泡的明亮的玻璃上面，我十分清楚地看到了自己，细小、苍白、一个狭小、土色的小包裹，象是一个异常柔弱的胎儿。上面的我竟是这副样子。
医生背过身去，他站在一张桌子旁边，挑选手术器械；救火队员站在黑板前面，朝我微笑，这是显出疲倦和悲哀的一种微笑，他那满脸胡子和龌龊的面孔象是睡不醒似的。从他的肩膀旁望去，我在肮脏的黑板上看到了些什么，这使我的心目来到这陈尸所之后第一次有所触动，在我心房中某个神秘的地方，我深深而又恐怖地感到惊愕，我的心急遽地跳动起来：在黑板上就是我的笔迹，最上边那几行。我认识我的字，这比照镜子还要糟糕，还要清楚。现在我无法怀疑我的笔迹的真实性了。其他的一切，不管是美狄亚还是尼采，不管是提那利山区人的侧面像还是多哥的香蕉，甚至门上方的十字架都不是证据，因为在其他学校里都有同样的东西，可是我无法相信在其他学校的黑板上会有我亲笔写下的一段铭文。现在这句铭文还在上面。那时候，还仅仅在三个月之前，在绝望的生活里，我们都必须要写的那句碑铭：过路人，你到斯巴……
噢，黑板太短了，绘画老师把我骂了一通，因为我没有把位置安排均匀，字写得过分大了。他摇着头，用同样大小写了：过路人，你到斯巴……
医生轻声地把救火队员叫到身边，这样我才看到整个碑铭了，它只差一点不全，因为我把字写得过分大了，占的地方太多了。
这句铭文写了七遍：用古体、尖角体、斜体、罗马体、意大利体和圆体，清楚而工整地写着：过路人，你到斯巴……
我觉得我左边大腿上挨了一针，我便猛地颤动了一下，我想支撑住自己坐起来，但是不能够：我向自己的下半身望去，看到他们已解开了绷带，我没有胳膊了，右腿也没有了，我一下子就摔了下来，我无法支撑住自己；我喊叫起来，医生和救火队员发怔地望着我，医生只是耸动一下肩膀，继续推他的针头，针头缓慢而平稳地推了进去；我想再次看看黑板，可是救火队员却站在我身旁，离得很近，完全遮住了黑板；他紧紧地按住我的肩膀，我嗅到他那身油腻制服的肮脏而又发霉的气味，看到他那疲倦而又悲哀的面孔，终于我认出了他：这是毕格勒尔。
“牛奶。”我轻声地说……
【鉴赏】：
亨利希·伯尔，西德现代文坛上的一颗璀璨巨星，以其大量的、具有深刻社会意义和独特艺术手法的作品成为1972年诺贝尔文学奖金的得主，“现代德国文学最重要的主角。”伯尔的小说主要取材于二次大战。战争的浩劫使德国无论在物质上还是在人们的精神上所遗留的只是一片废墟。站在这一片废墟上，人们在回忆，在思索、在揭露，在抨击。德国文坛上为期不长的“废墟文学”由此而生，伯尔便是这一文学最优秀的代表。此篇《过路人，你到斯巴……》就是他在这一时期创作的名篇。
小说描写的是个尚未成年的中学生无知地成为法西斯战争牺牲品的故事。类似的作品在当时为数不少，但伯尔的这篇却别有一格，不同凡响。
受了重伤的主人公被送回后方一所临时医院。他高烧不退，时常不断地陷入半昏迷状态。担架经过的走廊，过道和楼梯无不引起他的意识的流动，驱使他的意识去寻找，去辨认而最终发现这所医院原来却是他几个月前刚刚离开的母校。作者笔下的主人公带着对战争的茫然和无知被从学校驱往了战争的最前线。尽管他已成了法西斯侵略战争无谓的炮灰和牺牲品，他对这场战争以及发动战争的罪魁祸首仍无清醒、深刻的认识。他躺在担架上，望着燃烧的城市，听着大炮的轰鸣，内心的独白却是“感到慰藉，感到舒适”，并骤然忆起在战士纪念碑上应该有自己的名字，可同时他又迷惘，“从学校到战场，献身于……”他不知为什么而献身!法西斯纳粹的强化教育毒害、摧残了整整一代人，使这些生活在社会下层的普通人变得头脑愚昧，精神受役，心灵混沌，无谓地成了法西斯发动战争的工具，充当了炮灰。作者选择这样一个既可悲又可怜的小人物作为主人公，具有深刻的、典型的社会意义和现实意义。
小说以其新颖的构思、独特的手法突出、深化了主题。伯尔，特别是在早期，坚持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但随着他的作品的不断问世，可以越来越明显地看出现代文学流派对他的影响。这部短篇便是他成功借鉴现代派创作方法的典例。
小说中，作者没有从正面入手去直接描写战争的残酷及其后果，没有平铺直叙野蛮的法西斯统治给社会，尤其是给社会低层的小人物们带来的深重灾难，而是从一个侧面，以冷静得近乎冷漠的笔调，透过一个尚未成年中学生辨认、寻找的眼睛直观他的脑神经活动。一个视点，引出一个闪回画面和内心独白，以此构成人物整个意识的流动。在对这个战争炮灰心理活动客观、细腻刻划的同时，作者以其特有的不露锋芒的愤怒揭露了法西斯的罪恶。这一创作手法颇具匠心。
这个短篇叙述的故事仅仅发生在主人公被抬进医院(学校)时那短暂的片刻。但在这短暂片刻中，作者用不断倒叙、内心独白及意识流等现代文学的表现形式向读者展示了主人公八年学习生涯中一系列富有代表性的事例和变故，多层次地揭示了人物的内心世界和精神活动，加之小说结构和语言的严谨，使其具有了高度的概括和浓缩力。
伯尔这一时期的作品基调大多低沉而又压抑。而本篇的结尾却透出一种引人发笑的幽默感。伯尔认为，面对物质和精神的废墟，作家们眼里既不应当是干涸的，好象陷入了彻底的绝望，也不应当充满泪水，表现出极度的悲哀。小说的尾声正是作者的用心所在，令读者于含泪的笑中更感泪珠的冰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