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提要】
伊藤博文(1841—1909)17岁前入吉田松阴创办的松下村塾学习，接受了“尊王攘夷”思想。随后入幕府炮术传习所学习军事，并曾秘密赴英学习海军。1864年伊藤博文回国后，成为“开国”论者，积极为倒幕维新奔走。幕府倒台后，伊藤博文力主废藩置县，成就国家的真正统一。1871年后，伊藤博文致力于开拓新文明于日本，如办铁路、确定日本货币制度等。1882年，伊藤博文赴欧洲考察各国宪政，后主持起草和领导审议旨在确立日本近代天皇制的《明治宪法》及有关法案，并于1885年出任首届内阁总理大臣兼宫内大臣。伊藤博文先后四次出任首相、两次任枢密院议长、一次任贵族院议长。1894年后，伊藤博文制定并推行侵略中国和朝鲜的政策，发动中日“甲午战争”，并在次年签订《马关条约》，索取大量赔款，割取台湾，且将朝鲜置于日本统治之下。1906年，65岁的伊藤博文前往朝鲜任首届统监，同年晋升公爵。1909年10月26日，伊藤博文在哈尔滨车站被朝鲜志士安重根刺杀身亡。
【作品选录】
可是，博文当下反对此议，他答道：
“我对于这样姑息的处置坚决反对。究竟所谓王政复古，是什么意思？本来意思不是说要将已归于武门武士之手的日本全国复返于以前的政治吗？ 除了废封建，置郡县，统一兵力财力于朝廷，而谋国力之进展，没有其他的方法。所以今日的当务之急，在于废除各藩，使朝廷的权力直接及于日本全国。至于10万15万石的献纳等，不成为问题。”
博文的这种答复，并不是当时想到的。他老早以前就已经考虑过这种事情。“我从少年时代以来，即爱读山阳的日本政记，对他的勤王论感兴趣，同时深觉要使国家兴盛必须实行郡县制。”这是博文自己所写的。及至其后在英国留学，映入他眼帘的，也是郡县制度的利益。若要成就国家的统一，导致其隆盛，无论如何，非撤废封建制度不可，这是他以前所考虑过并且与井上等所谈论过的意见。然而当时想到此事的人，不外他们两个。就是进步主义者的木户，也不会想到这步田地。于是木户说道：
“你的议论，理论上来说是正当的。王政复古，必定要照你所说的那样做才对。但是，若那样实行起来，不独我们的家主会要灭亡，就是全国的大小诸侯，都将废灭，所以这样的事情不可轻易地出口。不然，便会将可以做成功的事情，反倒弄得做不成功。”
实际这是当时最重大最危险的问题，假若弄得不好，日本将要因此瓦解亦未可知。因为德川幕府的奉还政权，在今日看起来，只是德川一家的私事。一部分的人们虽因此而失掉了俸禄和土地，但天下诸侯的大部分却不曾失掉任何东西。只不过是他们的形式上的指挥者，由幕府转变为朝廷了，如是而已。但是若依照现今博文所说那样，废除封建制度，实行郡县制度，那么，第一必须撤废诸藩，将诸侯赶走。若赶走诸侯，他们的家臣也就不得不失掉俸禄。这实在是关系全国武士的死活问题。并且数百年来子子孙孙相传的主仆感情和社稷观念，到底不是一篇大义名分论所能够清算得了的。现在木户自身、博文自身不是正为这种清算不了的矛盾所苦恼着吗？
这样，博文多年所梦想的废藩置县之事居然成功了，但到此事成功为止，博文的朋友们差不多都废寝忘食地活动着。大隈、后藤等不待说，就是他的同乡友如井上闻多、山县有朋(原名狂辅)野村靖、乌尾小弥太等也都参加活动，又如大山弥助、西乡从道等也各自担当重要的任务。独伊藤博文一个人，自从明治二年到东京以来，对于这事却似乎不大参与。就是记载和这个问题有关人事的木户的日记中，差不多都没有博文的名字。以木户、大久保、西乡居首，所谓维新元勋的一切人们，都曾经或往萨摩，或往长州，或往土佐，几番作使，几番密议，而这个期间，博文连乡里都不曾回去过一趟。他开始那么热心地主张废藩置县，到了这个最重要的时期，却突然销声匿迹了。这是什么缘故呢？据我们想来，大概博文在这一两年里，经历了一种相当大的心理转变。
在前面说过，他对于当时得过且过的政情甚抱不满而提出了辞呈，而这种辞意又终于未被允许，这些事情大约曾给他的心中造成一种大大的绝望，这是不难想象的。其实，我们设身处地地想一下，那时的博文，真可说是一切事与愿违。他们多年舍生忘死奋斗得来的维新，不过是将藩主变名为藩知事而已。不错，幕府倒了，政权归于朝廷了。然而这个朝廷却没有什么实力。有权者不可不有力。德川幕府所采取的措施，虽有许多不好之处，但保持实力与权力相等的状态总算是办理得法。而今日的朝廷却无实力，因为无实力，所以其政权亦不过是虚名而已。眼下这一两年间，政府对于各地蜂起的无组织暴徒，不是只能束手旁观吗？要像这样放任下去，究竟日本将成为怎样的情形？自然，这种状态不会那么长久地继续下去的。废藩而实行郡县制的时代，也许最终会到来。然而即使这样的时代到来了，这样微弱的国力，能怎么样呢？纵使政治体制怎样变动，如果国民生活的内容依然如旧，则又有何益处呢？
博文在这样失望的期间，似乎曾逐渐考虑起自己的立场来。他已经30岁了，也不能始终跟着木户和高杉走。况且在这样的人生变动时期，意外不幸曾给他的爱好外务的心情一种打击。不为别的，因为他的长女萨陀子死了。
他接到这噩耗的时候，是明治二年八月初旬，当时他一个人在东京住着。夫人梅子还住在神户，所以萨陀子也死在神户，因为当时交通不便，所以临死和丧葬的时候，他都没有赶得到。最喜欢小孩儿的他，曾经怎样珍爱这个女儿，从他寄给梅子夫人的信中，可以看出来。况且这个女儿平时非常健康而又活泼，所以绝没有想到她会死，所以可以想象她的死对于博文是怎样地打击了。他后来做了一首怀女的诗道：“为亲为子果何缘？夭寿由来皆是天。汝魄青山留白骨，汝魂宇宙在哪边？”
他改俊辅而名为博文，就是从这个时候起。似乎从那时以后，他的性格中开始表现了一种变化，木户孝允注意到这种事实。在这两三年之后，他寄给岩仓卿的信中，写着：“伊藤博文为孝允十有余年之知己，且如阁下所知，彼具有刚凌强直之性格，然近来用意沉实，细案精思，其力亦为孝允同辈中所稀有者。”他经过了一番这样性情的变化，可以说是确立了一种独立的自我意识，而开始发展他自己的事业。所谓他自己的事业是什么呢？就是开拓新文明于日本。
实际上，他在这10年之内，虽常随从几个前辈而奔走于国事，但在这中间，似乎也曾逐渐觉得他自己与其他人们之间有一种立场的不同。他们虽说也一样地期望王政恢复和国家统一，但这种期望的动机，却不必完全同一。引动木户和引动大久保趋向维新的动机，主要的是当时的大义名分论。是对于幕府而抱着的传统的憎恶。其动机其目的，全在政治。但博文除此之外还另有一种倾向新文化的理想。他中断留学英国，匆忙回到日本来的动机，并不是为打倒幕府，而是为要振兴开国的国论。是为要创立不比欧美诸国差的新文明于日本国土。为此之故，便不可不在日本实现立脚于新基础上的统一，因而便参加了倒幕运动，可是，其动机和理想，与其他的倒幕论者不同。
他现今在幻灭与孤独的悲哀深处所发现的东西，便是这一点，他渡英当时的那种少年理想家的热情，现在重又燃烧起来了。以前见过的大英帝国的繁荣及其伟大的文化设施，常常进入他的梦想中来了。然而想要实现这种梦想、这种理想于日本的人，现在在哪里呢？木户和大久保大概知道这种必要吧。但他们不过抽象地当作一般的理论而了解着罢了。至于究竟须从何处开始着手建设这种文明才妥善呢？这在他们的脑中没有什么具体的映象。幸而博文曾用自己的眼睛看见过这种文明，所以大体的目标，也还建立得起来。除他以外，还有谁能够担当得起这种事业呢？
他在其一生的转变期中，在纷繁的国情的漩涡中，找到了这种自己的角色，这不可不说是极其自然的事。他遂以新文明的开拓者自任了。大约他在这种自任之下，曾经决心暂时脱离当时的所谓政治运动，而引退了的吧。大约在他看来，这些事情，他虽不去做，却有不少的适当的人们可以去做。
博文等最费心思的是在日本宪法中应该如何处理帝权，应该怎样使日本国体的尊严得到反映这些根本的问题，看他当时的书信笔记里便可以知道。他在德国留学时寄给岩仓的书信中，叙述过史太因关于这种问题的学说的一端：“三国(英、法、德)虽均为代议政体，但其精神大有不同。英国人认为政府(指行政)是国会中占多数的党派首领实施政治的地方。法国人认为政府是国会民众的臣仆。德国人认为政府虽然采纳众议，但却有独立行为的权力。如果无此独立行为的权力，则国会不供给其经费时，就没有办法管理国家政权，岂有斯理耶？况君主亲掌立法行政之大权，为一国之首脑，有不经君主的认可而成为法律，有不经君主的允诺而实施的吗？由此来看可以说君主就是国家，国家就是君主。但这与独裁却不同。在立宪君主制度的国家，立法组织(即议院)、行政组织(即各宰相之协同)以及各种政治，都依据一定的组织、纪律而运用。”此外他当时的笔记中有如下的一节，也是一个例子。
“英国主义——王虽有王位，而不统治。”
“如果要实行这种主义，那么王政复古就谈不上了。我国皇室700余年间，其统治大权被幕府掠夺。但皇位皇统连绵如故。王政复古的意思就是统治大权恢复古代的状态。我们相信，将在幕府的统治大权，直接交给民众，而皇室依然失其统治权，这和幕府存在的时候一样，如果这样的话就不能符合日本臣民心中的愿望。何况也不符合我国国体！”
基于这样的根本观点，他主要是取法德意志宪法而完成了日本大宪章。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这样的结果是他经过相当的错误和误解，走了很多弯路才达到的。
他的苦心之一，是关于议会权能的“协赞”这个字眼。这是博文等新造的词语。英国宪法中明白地写着政府“须求议会之承认”。如果说承认，便含有否决权。但以绝对主权置于天皇的日本宪法中，不予议会以否决权利。因此，新造“协赞”一词以使与天皇的总揽相称。
于是国民所渴望的宪法，选定明治二十二年二月十一日，建国2549年的纪元节颁布了。颁布典礼是午前8时在宫中温明殿举行，皇上首先赐优渥的敕诏，然后将这个大宪章授给当时的总理大臣黑田清隆。同时发布大赦令，赦免一切政治犯的罪。
这日一早就下大雪，京城成为银色世界，满街张灯结彩，花车绿门，烟火冲天，欢声腾空。午后，天皇、皇后两陛下乘坐凤辇往青山大操场行阅兵礼，更于宫中安排晚宴，赐内外的显官陪食。次日行幸于上野公园接受国民的祝贺。那几天，全国乃至穷乡僻壤，都成了狂欢乱舞的天地。
博文这时依功受赐旭日桐花大绶章，圣恩更及于博文的家族，父重藏被叙为正四品，因为高龄的缘故，赐菊花纹章御杯一只，酒肴钱五圆。
这样一来，博文成就了他终身大事业的一半。从此以后的数年间，他大半住在小田原沧浪阁，享受着比较悠闲的日常生活，可是，既是宪法的创始者，对于它的实行也不能不负有责任，所以他也不能完全与闲云野鹤为友。
明治二十二年十月，博文因病辞了枢密院议长的职。他寄给土方宫内大臣的书信中，曾有如下的话作为这次辞职的理由：“近来虽苦思熟虑，然自前年蹉跌以来，去年奉重任，遂有乞骸骨之决心，所以此时捧呈辞表，由来非一朝矣。敬乞洞察焉。”所谓前年蹉跌正是指那个保安条令事件。足见他对于自己的失职责任感极强，但他这时突然决定辞职，其中却另有一种隐含的理由。那就是因为他此时突然坚决反对大隈重信的条约改正。
原来大隈承诺就任黑田内阁的外相，是因为有伊藤、井上两人的热心斡旋。那时大隈原不肯入阁，最后，博文和井上约定做后援，使他自由发挥手腕，他得了这个条件遂入了内阁。大隈入阁之后，便以满腹的野心，首先埋头于条约改正一事。但他的改正案也带有辱国的意味，所以不为民党所容。于是又遭遇到全国的反对运动。自然，博文曾遵从最初的约定支持他的政策，可是，及至看见民党的反对太激烈，便决心使大隈的企图中止，遂辞了枢密院议长的职，而使庙议转向反对的方向。
博文的这种做法自然有许多可批评的性质。使他违背对大隈的承诺的，是什么呢？畏惧舆论的喧嚣吗？嫉妒大隈的功业吗？因相信大隈所计划的改正案对于日本不利吗？或者此外还有什么理由吗？这一切，在今日都成为秘密了，但他的行为背叛了大隈，则毫无疑义。而此后这两个政治家彼此没有再握手的时候也是毫无疑义的事实。然而博文的这种举动若较早一个礼拜，或是大隈抛弃他的企图的日期较早一个礼拜，那么他的那一只脚便可以保全无事亦未可知(大隈曾遭人刺杀，伤一只脚)，这也并非不能想象的事。大概是博文政治家的本能使他摆脱了这种危险。
总之，当这种舆论激昂的时际，毫不留恋官位而自己引退，这似乎是博文的行动纲领之一。至于这应归于他的胆小还是忠于舆论的缘故，那是另外的问题。
可是，博文的辞职不容易被允许。经过再三恳求的结果才达到了目的。不过，皇上特赐敕诏，表明优待元勋的意思，又赐予他大臣的礼遇，并另外赐给如下的敕语：
“朕谅卿陈奏之意，允其请。朕倚信卿之忠诚甚厚，切望随时仍致其启沃之力。”
此时博文曾受到皇上的密旨，须发誓约定下列3件事方准辞职：
一、 不完全离开阙下。
二、 有重要事件时，奉答咨询。
三、 国家有事之日，出山救济。
博文感泣圣恩，拜受敕命，自不待说。
黑田内阁一倒，山县有朋便出来组织内阁。在二十三年的七月，举行了日本最初的众议院议员总选举。这次总选举是日本宪政史上惟一的理想选举，没有干涉，也没有贿买，朝野两方面都极公开和透明地从事政战，结果也无比地良好。尤其是弃权率，不超过6%，像福冈县，还不到1%。所选出的人物，也多是比较好的人。若按此时议员的党派计算，中立69人，大同团结党55人，进步党46人，爱国公党35人，保守党22人，九州进步党21人，自由党16人，自治党17人，官吏18人，其他2人，中立党相对地占多数，举足轻重可以决定朝野的势力对比，这显示了一种有意思的结果。
当年的冬季，日本最初的议会开会了。一开始，自由党、进步党等民党坚固团结，对于政府的预算案大加削减，使政府大大地窘苦，但最后，政府对自由党的怀柔政策奏效，遂达成了妥协。
在这第一届议会中，博文因山县等的恳请曾就任贵族院议长之职。开始他辞而不受，后为山县的再三要求所动，约定仅做一期，才接受了。其时他寄给黑田清隆的书信中，有如下的一节：
东洋大局，将来难等闲置之，一届会期完结之后，拟预求敕许，派遣往中华，愿做中华驻扎之公使，万一公使难求之时，则漫游也可。此事若承允可，则一届会期之议长可以就任，特此奉闻。
由这封信看来，可见他当时已关注中国问题了。中日战争4年以前，当举世以第一届议会为中心而埋头于内政问题的时候，他的眼光已转向西邻的大陆去了，那意味着什么呢？尤其是他身居元勋的要位，却特地期望驻华公使的职位，这不单是表示他的卓见而已，还体现了他尽忠报国的赤诚。
且说他这样做了最初的贵族院议长之后，他的态度是怎样呢？再引金子坚太郎氏的谈话吧：
我在开会之前，为研究议会政治的实际乃至详细的议事规则起见曾出洋一次。归朝的途中，恰好船在太平洋的中间时便被任命为贵族院书记官长。于是归朝之后，伊藤公既就任了议长席，便每天到事务局来，与我们一同研究议事规则。我记得曾有过很激烈的争论辩驳，接连十来天。
当时贵族院里边有许多有名的厉害角色。谷干城、三浦梧楼、鸟尾小弥太、曾我祐准、小泽武雄这5位将军尤为杰出。所以遇着便要和议长争吵。由于议长的宣告带有很强制的性质，所以议员们方面也研究种种议事规则，总想要找寻伊藤公的破绽，想在许多新闻记者和旁听者的面前给他一番挫折，因此提出了各种的困难问题来。于是伊藤公回头向我坦然问道：
“金子！这怎样办才好？”
我赶忙将答辩的要点摘记在纸条上递给他，他便毫不介意地将它朗读出来。某日，有人(却忘记是谁)说道：
“议长，刚才议长所说的是书记官长的意见，我是要听伊藤议长的答辩的，不是要听书记官长的答辩的。”
于是伊藤公答道：
“因为议长很不熟悉议事，如果不征询曾巡回欧美而专门研究回来的书记官长的意见便不能执行职务。这有什么不好呢？”
万事都用这种态度对付，总是虚怀自如地发问。
伊藤博文一流的圆滑通达的态度从这段谈话中也可以窥见。可见他是一个既有议事能力又幽默的名议长。
令博文高兴的是，这种举措使朝鲜宫廷因此转向进步主义。他相信皇帝的这种奋发很可以打破朝廷的陋习，将给予朝鲜政治以一种新生命。正在这个时候。他连日感觉剧烈的胃痛。70年来健康如铁一般的身体，也似乎渐渐开始显示老人一样的衰弱了。回日本后，博文曾在道后温泉呆了两个礼拜，胃部的不舒服也好了，但是他非常希望晚年游历一些未去的地方。由于他屡次的请求，终于被准许辞了朝鲜统监之职，将这个位置让给曾弥荒助了。从此，他可以从他漫长的官僚生活中引退了。那是在明治四十二年六月的初夏，离他被刺死之时仅仅100天。
当我们送别作为朝鲜统监的伊藤博文时，有必要探讨一下的是他的朝鲜观。换句话说，他对于中国，是主张和平主义的一个人，主张非侵略主义的一个人。然而为什么对于朝鲜却努力确立日本的宗主权而使它成为保护国呢？假若他真是和平主义者，真是非侵略主义者，那么，按理说他是不会因对方是什么国家而有所不同的。对待中国的和平主义，也必然可以对待朝鲜。然而他却一方面谈朝鲜的独立，另一方面又缔结日朝协约，亲自做首任朝鲜统监掠夺其一部分主权。而且最后他的死竟使得朝鲜仅存的名义上的独立都被掠夺，在日朝合并的名义下，把朝鲜当做日本的属地了。这是他的本意吗？假若是他的本意，那么，他的和平主义和非侵略主义到哪里去了？更进一步说，他是一个真正的和平主义者吗？还是想在和平主义的假面具之下，以实现侵略野心的帝国主义者呢？
企图为这种疑问寻得一方面的解答，那是无意义的。为什么呢？因为伊藤博文既不是单纯抽象的和平主义的信徒，也不是国际政治道德的说教者，自然也不是忽视国民感情的国际主义的梦想家，而是以当前变动着的现实为对象的政治家。
简单地说，伊藤博文有几分是和平主义者，同时又有几分是军国主义者。他比与他同时代的政治家和民众要爱好和平，就他屡屡被骂为胆小武士，被评为对外软弱一点来看也可证明此点。不过，如果因此便说他是纯粹和平主义者，那是没有道理的。这从他晚年对于朝鲜的态度可以证明。
(林其模译)
【赏析】
伊藤博文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著名政治家，曾先后四次出任首相。他的一生，从极卑贱的家庭出身，到最终位极人臣，其实就是日本近代政治的缩影。要为这样一位复杂的政治人物立传，并非易事。而久米正雄对此却有着充分的自信：“我知道，我了解伊藤博文的地方，决不落于人后，有时夜里甚至想着，没有我，便不能写出真正的伊藤博文来”；“今后也许会有优于本书的几十百部的传记出现吧。但在观察他的为人、说明他的性格、传达他的风貌这些地方，我却兀自有一点儿自信。”与其他传记作者不同，久米正雄删繁就简，着力塑造了伊藤博文的政治家形象——这从传记的目录名称即可感受得到。尽管伊藤博文有着“牡丹首相”之称，他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为传记作者提供了足够丰富、足够精彩的素材，久米正雄却毫不犹豫地舍弃了那些为一般传记作者所喜闻乐道的风流韵事——包括传主的擅长书法、迷恋作诗、嗜好读书与研究等诸多才艺，只是在无法回避之处给予了简约的叙述，譬如他毁弃了婚约、娶了艺伎梅子为妻等，而其他轶事则都只是点到为止，绝不浓墨重彩，肆意渲染。
久米正雄擅长通过波澜壮阔的历史风云来展现历史人物的巨大功绩。伊藤博文的形象奠定在久米正雄对日本近代以来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深入、细致的剖析上： 倒幕运动与废藩置县，开创国会与制定宪法，中日战争与统监朝鲜……久米正雄认为，伊藤博文的最大功业是开拓新文明于日本，极大地推动了封建制日本向现代化转型，尤其是建立了一种有生命力的立宪制度。在这种划时代的转变中，伊藤博文等最费心思的是在日本宪法中应该如何处理封建帝权，应该怎样使日本国体的尊严得到反映这些根本的问题，这一点我们从他当时的书信笔记里便可以知道。伊藤博文曾专门费了一年半的时间游历欧美，从事宪法研究。如何使封建帝制与民主政体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既能维护日本皇权的尊严，又能适应世界民主政治的潮流，伊藤博文确实花费了很大的心血。譬如，他的苦心之一，就是如何处理议会的权能： 在英国宪法中政府“须求议会之承认”，日本则必须把绝对主权置于天皇手上，不予议会以否决权利。因此，他新造“协赞”一词以使与天皇的总揽相称。总之，在比较英、法、德等国立宪政治基础上，伊藤博文创造性地取法德意志宪法而最终完成了合乎日本现代历史进程的大宪章。
在久米正雄看来，伊藤博文的令人赞颂之处还在于，他在社会发展的重要历史关头，不论是在节减政费以减轻税金、废藩置县等方面，还是在处理日本与周边诸国关系等方面，总是表现了政治家领先于时代的敏锐素质。在闭关自守的日本刚刚开启门户的明治五年，伊藤博文对于世界局势及其日本的处境就有了令人吃惊的认识和担忧。这其中固然有美国人的影响，然而伊藤博文初到美国，就这么明白地、广泛地预见和洞悉世界局势之微妙及其对于东洋的影响，无论如何不可不说是有远见。久米正雄由衷地感叹，数年前的那个刚凌强直的博文和现在达识明敏的样子相比，仿佛是另外一个人了，这种惊人的进步与飞跃，不是令人瞠目结舌吗？再譬如，当整个日本以第一届议会为中心埋首内政的时候，正是中日甲午战争四年以前，伊藤博文深邃的眼光已经转向逐渐觉醒的古老帝国——中国。他要求在做完一届议长之后做驻扎中国之公使，或者漫游中国也可。在久米正雄看来，那意味着什么呢？尤其是他身居元勋的要位，却特地期望驻华公使的职位，这不单是表现他的卓见而已，还体现了他尽忠报国的赤诚。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可以说，久米正雄在传记中相当多的地方强调了这种远见卓识，强调了这种以民族、国家为己任的道德担当，从而极大地充实和丰富了政治家伊藤博文的品格和内涵。
或许是意识到传记的政治性色彩过于强烈，久米正雄特别在传记的最后专辟一章——“伊藤博文的为人”，把往往被人比作“铁血宰相俾斯麦”的伊藤博文从英雄还原为充满真实的人情味的“人”——这既是久米正雄这本传记给予伊藤博文的绪论，也是为他做的结论。这样我们就会看到伊藤博文天生的劳碌性格、保持终生的喝睡前酒的习惯、对自己书法的得意、对于做诗的迷恋和读书的酷爱，特别是他在风流场中享有的一代艳名……上述种种都表明，作为传记作者，久米正雄总是试图尽量描述出伊藤博文性格的复杂性，如做了非凡的事业却实在还只是一个凡人、意志刚强却性格很柔弱、心浮气躁却不失为精通世故人情，特别是在军国主义与和平主义这样一个重大历史命题上面：“简单地说，伊藤博文有几分是和平主义者，同时又有几分是军国主义者。他比与他同时代的政治家和民众要爱好和平，就他屡屡被骂为胆小武士，被评为对外软弱一点来看也可证明此点。不过，如果因此便说他是纯粹和平主义者，那是没有道理的。这从他晚年对于朝鲜的态度可以证明。”毋庸讳言，伊藤博文既是近代日本现代化的缔造者和推动者，也是日本军国主义的代表人物。但是，由于久米正雄把伊藤博文视为自己的“先觉”、“分身”，其志向甚至追随着传主的目标，因此在传记中有不少观点和溢美之辞是值得读者警惕斟酌的。
(汪云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