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提要】

“俄罗斯究竟有没有好演员？”三个俄国知识分子在聚会中热烈讨论这个问题。正争执不下之时，名演员薛普金走了进来。他们的问题勾起了薛普金一段痛苦的回忆。他接着讲述了一位天才的女演员阿尼达被侮辱被损害，并最终走向毁灭的经过。薛普金有一次在观看戏剧《偷东西的喜鹊》时，对阿尼达高超的演技和痛苦的声音产生好奇，于是决定去拜访她。拜访过程受到重重阻挠，而限制阿尼达人身自由的，就是剧团的主人公爵。当薛普金终于获得许可见到阿尼达时，阿尼达为终于见到知音而激动不已，并讲述了自己的遭遇： 阿尼达一直刻苦钻研表演艺术，先前的主子也很赏识她。遗憾的是，主子得病而死，戏班被公爵买去。公爵佯装热爱艺术，暗地里却对阿尼达不怀好意。一次企图占有阿尼达时，遭到阿尼达激烈反抗，于是他恼羞成怒： “你是我的奴隶，不是演员……”在公爵奴隶般的虐待与折磨下，阿尼达的艺术才华丧失殆尽，最终在绝望中悲惨死去。

【作品选录】

大家都安静下来，而且，像准备听故事时习惯要做的那样，稍稍凑近了些。这里，我尽可能把艺人所讲的故事转述出来；当然，记下来不免要损失很多，一方面因为要把嘴里讲的话活泼生动地传达出来是很难的，另一方面还因为我没有把全部都记下来，因为怕使得这篇小文太累赘。下面就是他的故事。

“你们知道，我是在一个简陋的外省剧院里开始戏剧生涯的。戏院经营得不好；而我已经结婚，得考虑考虑前途。当时正好流传着关于远处某城中斯卡林斯基公爵的剧院的各种传说，而且越传越出神入奇。我一方面存着好奇心，想见识一下设备完善的剧院，另外，个人的希望，也许还有野心，也都强烈地引诱着我。没有什么可以多想的；我约了一个原先根本不打算到那里去的同事，一星期后我们就已经到达N城。公爵非常富有，而且对戏院很肯花钱。从这里你们可以得出结论，戏院办得不算很坏。公爵有的是那种俄国式的放任不羁的性格，他是狂热的艺术爱好者，是一个趣味很高、懂得奢侈的道理的人，此外，照例一点都不善于约束自己，挥霍到了极点。关于最后这一点，我们不想指责他： 那是我们血液里带来的。我是一个没有钱的艺人，他是富有的贵族，另外譬如有一个把挣来的钱在酒店里喝个精光的短工——我们所遵循的是同一个经济原则，区别只在数字而已。”

“我们不像那些寒酸的德国人，”斯拉夫人神情自得地说道。

“在这一点上，无法不表示同意，”欧洲人添了一句。“譬如说，我们谁会在想喝好酒的时候，因为想到钱剩下不多就罢休呢？‘为了它，’普希金说道：

‘我多少次付出了最后的一个莱普塔，

你们还记得吗，朋友们？’

正好相反，钱越是少，我们花得越多。你们大概还没有忘记我们那位朋友吧，他把一杯坏香槟退回去，说道，我们还没有富到喝劣等酒的地步。”

“先生们，我们在妨碍人家讲故事啦。后来怎样呢？”

“没有关系。公爵以前听到过我。当我去见他的时候，他正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发戏票，很费斟酌地考虑着哪一个值得给，哪一个不值得给，给哪一种票。‘很高兴，很高兴，您到底想到来看看我们的戏院了，您是我们的贵宾，’此外还说了无数的好话；我只能鞠躬道谢。公爵对戏剧的议论，显示他完全是一个深知舞台演出隐秘的行家。我们似乎彼此都很满意。就在那天晚上，我到戏院中去；演的什么不记得了，不过我告诉你们，那种富丽堂皇是难得见到的： 多么好的布景，多么好的服装，多么好的各种配备呀！总之，一切表面的东西都是再好也没有的，甚至演员们的训练也是这样；可是我看后却完全无动于衷，因为公爵的家奴们扮演王爷和公主的时候，仪态上总有些勉强，不自然。后来我登台试演了一次，受到观众最热烈的欢迎；公爵对我更是敬意倍加。当我正在准备第二次试演的过程中，我又到戏院里去了一次。这次演的是《偷东西的喜鹊》；我想看一下公爵的班子演这出正剧演得怎样。

“当我进场的时候，戏已经开演；我懊恼来得晚了，心不在焉地向两旁张望着，也不知道台上在演些什么。我看到观众的座位是严格地按职位分配的；看到观众们的脸都是不同的，可是表情却完全一样，真是很别致的现象；看到外省的太太们像美洲的飞禽一样五色缤纷；同时还看到公爵本人坐在包厢里，他的神情十分傲慢，同时又显得有所忧虑。突然一个微弱的女人嗓音使我吃了一惊，因为这嗓音中流露着那么深沉而可怕的痛苦。我把眼光移向舞台。一个包税商家里的女佣人认出老流浪汉就是自己的父亲，他是个逃兵……我几乎听不到她的念词，但是听到嗓音。‘我的天呀！’我想道，‘这年轻人的胸膛里哪儿来的这种声音？可不是装得出，练得来的啊，它只能从苦难中锻炼出来，只能从惨痛的经历中获得。’她把父亲送到篱边，单纯地、心事重重地站在他面前；拯救他的希望是太少啦。当父亲走去的时候，她没有念规定的台词，而发出一声无法形容的叫喊，这是软弱无助的生命遭受到重大的冤屈时所发出的叫喊。现在过了二十年，我依旧能听到这一声惊心动魄的叫喊……”

他稍稍停顿了一会。

“是的，先生们，”沉默片刻后，他说道，“这是位伟大的俄国女演员！”

“你们大概都知道《偷东西的喜鹊》的剧情，至少看过罗西尼用这题材写的歌剧。这真是出可怕的戏，要不是人家给它加上了一个闹剧式的收场的话，看后真叫人心中除掉绝望以外别无所有。阿尼达被指控偷了东西；嫌疑像理所当然似地落到她的头上，怎么能不怀疑她呢？她贫穷，她是个女佣人。再说，即使错怪了她，又有什么关系呢？人家会对她说： ‘回家去吧，好姑娘；你看，你没有罪，这是多大的幸福！’至于这一切把这个纤弱的生命委屈和折磨到什么地步——这个我也不会形容；要了解这点，得去看阿尼达的戏，看她怎样惊慌失措，胆怯而受冤地站着受审，她的声音和表情是一个洪亮的抗议，使人听了心碎的抗议，它揭露了世间多少的不平，而同时却带着一种女性的温柔，使得她的一切举动和语调都显得很优雅。我看得目瞪口呆，惊讶万分；这是我所没料想到的。同时，剧情发展着，控诉继续进行。法官有意要惩罚一下这个守身如玉的美人；法院里的人在舞台上摇来晃去，他们深谋远虑，振振有词地议论了一番，继而把无辜的阿尼达判了罪。一群宪兵把她拖进牢中……是的，是的，现在这一切都还在我眼前，法官说道： ‘诸位士兵，把这姑娘带到牢里去！’而可怜的人就这样走了！但是她还站停了一次。她说道： ‘黎夏，我是无罪的，难道你也不相信我是无罪的！’这时候，已经能够在这被压迫女人的呻吟里听出愤怒和骄傲的哀号，这是一种丧尽了一切希望、受屈受到极顶时所产生的倔强的骄傲，是和认识到自己的尊严以及处境的绝望所同时产生的骄傲。你们还记得那古老的笑话吗？大骑士被杀害后，他的手下人在找唐璜，戏院的顶层里坐着一个好心肠的德国人，他拉直嗓子对他们叫道： ‘他逃进右边小巷里去啦！’当士兵们把阿尼达拉走的时候，我差一点做出同样的事来。随后是阿尼达和法官在牢中的一场。这个好色的老头知道告她偷窃是冤枉的，他要她以出卖自己的童贞来赎取自由。不幸的牺牲者显得长得高大了，她说的话是可怕的，她脸上那种深刻的讽刺表情更增加她那番话的羞辱人的力量。在演这一场的过程中，我偶尔朝公爵看了一眼；他显得非常激动，坐也坐不安定，他把有柄眼镜一会儿扔下，一会儿又拿起。我心想： ‘这样的行家看这样的演出，怎么能不受感动呢！他该是能够充分赏识这样一个女演员的。’阿尼达缓慢地走着，垂着头，绑着双手，周围簇拥着一大堆士兵，响起了喧闹的鼓声和笛子声。她脸上表现出一种深思和惶惑的神色。说真的，你们倒想想，这是多么荒唐： 一个柔弱温顺的孩子，满脸纯洁无邪，而法国兵个个都手里执剑，枪上上刺，而且鼓声喧天；敌人在哪里？敌人就是被他们围在中间的那个孩子，他们所要征服的就是她……可是在教堂前她站停了，默默地跪下，把沉思的眼光朝向天空；这眼光里没有普洛米修斯的责难，也没有泰坦的傲慢，一点也没有，只有个简单的问题： ‘这一切都为了什么？难道这是真的？’人们把她拖走。我像小孩一样地痛哭起来。喜鹊贼的传说你们是知道的；事实并不像剧作家那样软心肠；事实是一贯到底的： 阿尼达给处决了。戏剧里后来发现贼不是她，而是一只喜鹊——就这样，又把阿尼达簇拥着凯旋而归，可是阿尼达要比作者更懂得这一切事情的意义；她疲惫的胸膛里已经发不出快乐的声音；精疲力竭、脸色惨白的阿尼达带着迟钝的惊讶神色环顾着周围的欢呼，似乎这充满希望的一面对她完全是陌生的。强烈的震惊和痛苦的经历已经把根摧残，花朵依旧芬芳，但已经垂倒凋谢了；没有办法救它；唉，我多么可怜这姑娘啊！……

“嗳，我的天，”他用手帕擦着脸，继续说道，“我太放任自己的想象和回忆了，以致又讲个没完，而且哭成这样子；可是这些事我只会这样讲，每一提起就禁不住要讲得出神……后来幕下了。我愿出任何代价，使那个幕再拉起一次；我真想再一次看到这朵枯萎的鲜花，这种纤巧的痛苦。但是人们并没有要叫她出来。我可非见一下阿尼达不可；到她那里去，握住她的手，默默地用目光把一个艺人所能传达给另一个艺人的一切都传达给她，感谢她所给我的神圣的瞬息，以及那种清除灵魂中各式污垢的深入内心的震动——这一切对于我像空气一样的需要。我一直向后台跑去……在正厅里有一个戏迷把我挡住，他从自己坐的那一排中走出来，对我大声嚷道： ‘阿尼达真不坏，您觉得怎样？确实是不坏，就是举止稍稍有些俗套。’我一声也没有去驳他： 反正不定能说服他，白浪费时间我可不愿意。后台入口处站着一个招待，他问我： ‘您到哪里去？’‘我想见一下阿尼达，你懂吗，就是今天演女佣人的那个演员。’‘没有公爵的允许是不行的。’‘得啦，亲爱的，我自己就是个演员，三天前演过戏的。’‘我没有奉到命令放您进去。’‘对不起，’说着，我装模作样地把两个指头伸进坎肩口袋里去。但是那人回答道： ‘您真是，难道要我为您挨鞭子吗？’这一说，我不再坚持，回家去了。不过我已经接近绝望的境地，我太不幸了(这决不是随便说说的空话)……你们中间难道谁都没有过这种经验吗？有时一个人会既无原因又无目的地倾倒在一个根本谈不上亲近的女人的魅力下，久久地注视她，久久地听着她，目光碰在一起，看惯她的笑容，完全沉醉在这瞬息的同情之中；当这个女人不见了的时候，甚至会惊奇她怎能有这样的力量，会感觉好像被孤零零地撇了下来；心头充满着苦味，整个夜晚就会这样被糟蹋掉，匆匆地回到家里，看到穿堂里蜡烛生烛花也令人生气，雪茄抽不着也令人生气——而这一切都因为人们演了一小时半的戏，演了一场有始有终按结构编成的爱情剧。假使你们有过这种经历的话，你们就能懂得我这样一个青年艺人当时的心境。对阿尼达的怀念使我处于热病的状态下。我病倒在床上，说着呓语，又像睡着又像没有睡着，可是不管怎样，那不幸的女佣人的形象却总在我面前。一会儿，被判了罪的她那么单纯地、单纯得惊人地站着；周围是些疯子，——人们称他们为法官——我感到痛苦；他们没有一个能懂得，有这种面貌和这种声音的人是不可能有罪的。一会儿，武装的看守人绑着她要牵去正法，他们还以为办的是正经事。一会儿，又欢呼着把她推来推去，说道一切都已经过去，她已经得到自由——可是她已经疲惫不堪，连高兴的气力都没有了，她似乎问道：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还是根本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总之，整整一夜，《偷东西的喜鹊》的内容以各式各样的形式在我头脑中打着转。

“第二天早晨十一来点钟，我抱着哪怕粉身碎骨也要见到阿尼达的决心来到公爵府邸。当我走上正门的台阶(这是通向公爵府邸所有大小房屋、正楼边厢唯一不上锁的入口)，司阍人手里拿着一根顶着个圆球的手杖走了出来。他开始盘问我： 找谁，干什么？我都对他说了。司阍人告诉我，没有公爵的书面许可，不能放我进去。‘梅齐那可善于妒忌呢，’我心里这样想。‘可是怎样才能得到许可呢？’‘请到办公室里，那儿司事会通报公爵大人的。’司阍人拉了下铃，一个管招待的把我领到办公室里。胖司事傲慢而懒洋洋地坐在写字桌面前，虽然时间还早，他已经不仅吃饱，而且喝足。我把请求的事对他说了一遍；想来，这位胖先生本来是不会为我太劳动自己的，不过他知道公爵要拉我加入班子，所以他认为有必要把找我麻烦、叫我碰壁的事留待日后，而暂时迁就我的要求，并亲自出马去跟公爵商讨这件大事。不一会，他回来对我说，公爵签好条子后就送到办公室来。我没有地方可去，就在角落里坐下。办公室里很忙碌。法国布景师跑来和司事大闹，他用蹩脚俄国话尽讲些洋玩意；他披头散发，穿着件满是油迹的上衣，看起人来和司事一样的傲慢，骂起人来更像是公爵本人。后来司事命令把一个名叫马秋许卡的唤来；接着就带进一个双手绑着的青年人，他赤着脚，身上穿一件灰色的厚呢大褂。‘你回去吧！’司事对他厉声说道，‘不过，要是你下次再敢做出这样的勾当来，我可不会再这样款待你： 你们都忘了荪卡！’赤脚的人鞠了躬，阴沉沉地把所有的人看了一眼，然后退到外边。‘Sacré！’(法文： 该死的！)布景师喃喃地说着，在屋里戴上礼帽，也跟着走出去。‘这年轻人的脸好像很熟，’我对身旁的一个听差说。‘您三天前跟他一起演戏的。’‘难道就是演王爷的那个人么？’‘就是他。’‘为什么要把他这样捆绑起来？’我压低声音问。听差的眼光斜过去瞟了司事一眼，看见他正在打算盘，也就是说不会来分心管别的事，这才小声回答我说： ‘截获了一张写给女演员的字条；我们的公爵可不喜欢这一手，倒也不是他自己不喜欢……是不喜欢别人这样做，他命令让他坐一个月牢。’‘这么说来，那一次是把他从牢里带到舞台上来的？’‘是的，先把台词送去，让他背熟……然后捆绑着解来。’‘最要紧的就是规矩，’我嘴里这样说，而进公爵班子的心已经开始冷却。

“办公室的门砰的一声打开，所有的人都一跃而起： 公爵到了。听差向我瞟一眼——我懂得是要我谦逊些。公爵一直向我走来，把字条交给我，说道他很高兴，因为他班子里的演员得到我这样的赞赏；他讲了她很多好话，对她身体不好表示非常惋惜，并且对于因为没有字条不放我进去一点表示歉意……‘没有办法，我们这一行，规矩就意味着成功的一半。稍为松一下缰绳的话，马上就会出乱子，演员们全是些不安分的人。也许您知道法国人说的一句话： 带一军人马还比带一班戏子容易些。请您不要因为我这样说而生气，’他笑着又说，‘你们演惯了各式各样的王公贵人，所以在后台也保持着他们的作风。’‘公爵，’我说道： ‘要是法国人这样说的话，那是因为他们没有知道您的班子里的制度和管理情况。’‘哦，原来您还是个恭维人的能手！’公爵说时用手指对我点点，同时满心喜悦地微笑了一下，威严地向写字桌走去；而我呢，就向阿尼达那里走去。

“当我一路来到阿尼达所住的边房，三番四次地有人把我挡住——一会儿是穿制服的听差，一会儿又是留着大胡子打扫庭院的仆人；但是那张字条克服了一切的阻碍，我怀着跳动的心，在人家指给我的门上轻轻敲了几下。应门的是一个十三岁模样的女孩子，我把自己的名字告诉她。‘请吧，’她说：‘我们正在等您。’她把我引进一间相当整洁的房间，而自己却从另外一扇门里走了出去。不一会，门重又打开，一个全身穿着白色衣服的女人跨着很快的步子向我走来。这就是阿尼达。她向我伸出两只手来，同时说道：

“‘我哪里配呢……我感谢您！……’她还是以昨天使我那么感动的嗓音说。我还没有来得及回答，她已经热泪迸流。‘请原谅，’她泣不成声地低声说，‘看在上帝面上，请原谅……一会儿就会好的……我太高兴啦……我是个软弱的女人，对不起。’

“‘镇定些吧，您怎么啦？镇定些吧，’我对她这样说，同时我的眼泪也尽向坎肩上滴。‘要是我知道我的访问会……’

“‘别说啦，您这样说不觉得罪过吗？别说下去啦，’说着她再一次地把一只滴满眼泪的手伸给我，而用另一只手掩住眼睛。‘您不会懂得，您的访问对我是件多大的好事，这是种恩典……请您宽容，稍等一会……我喝一点水就会好的，’接着她向我那么美好而又那么悲哀地微笑了一下……‘我早就想要和一个艺人，一个能向他倾吐一切的人谈谈，但是我没料想会遇到这样的人，而突然您来了——我真是太感激您了。让我们到那一间房里去，这里讲话他们会偷听到的。您不要以为我怕他们——不，我一点儿也不怕。但是这种奸细行为是羞辱人的，肮脏的……而且我要告诉您的话，他们的耳朵也不配听。’

“我们走进卧室；她喝了口水就倒在椅子上，同时指着一张安乐椅要我坐下。我准备好的那些恭维话，那些准备用来称赞她的巧妙的话，一下子都到哪里去了？……我含着眼泪看着她，我的胸膛不停地起伏着。她那美好的，但是已经憔悴的脸就是一篇可怕的故事： 在它的每一根线条里，都能够看出她昨夜嗓音里的那番申诉。看到这些线条，这张脸，已经没有必要再补充许多的东西： 只要一些人名、地名，一些偶然的事情和日期；此外什么都已明明白白地表达出来。巨大的黑眼珠里没有那种东方式的妩媚，而是悲哀地、绝望地闪烁着；眼睛里燃起的火焰似乎在焚烧着她。瘦削的、非常疲惫的脸由于掉泪而红得有些不自然，像肺痨病人那样；她把头发甩到耳朵后面，手撑在桌子上托住了头。为什么卡诺瓦和托瓦尔德森不在这里： 瞧，好一个受难者的雕像，深沉的内心受难者的雕像。‘多么高尚，多么丰富的性格啊，’我想道，‘她这样优雅地走向死亡，这样可怕地、而又这样优美地表达着不幸！……’在这几分钟里，作为一个艺人的我占了上风……我像看一件艺术品似地赞赏着她。

“这时候她已经恢复过来，说道：

“‘我迎接您的方式真可笑，对吗？可是这还没有完；我还要把自己的事情讲给您听： 我非讲出来不可；可能我到死不会再见到一个同道的艺人……您也许会笑我——不，这是我在说蠢话——您不会笑我的。您是个有人性的人，不会这样做的；您也许会把我当做一个疯子。真是的，把心里的话向一个陌生人全部倾吐出来，这算是个什么样的女人！可是，我知道您，我看过您演的戏： 您是个艺术家。’

“我紧紧地握着她的手，可是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我的经历并不长，相反地，是很短的，我不会叫您厌倦；至少看在我演的阿尼达曾使您很满意这一点上，请您听我说吧。’

“‘说吧，看上帝面上，说吧；我贪婪地听着您每一句话，虽然，老实告诉您，我不听您说，不听任何别人说，也能把您的经历讲出来……我知道。’”

(程雨民译)

【赏析】

天才的陨灭是悲痛的，尤其是当天才遭受戕残却无力反抗的时候。而这正是每个读者为《偷东西的喜鹊》中的女主人公阿尼达心痛的原因。这个极具天赋的女艺术家，如一道暗夜的亮光，一段感伤的咏叹调，引发我们的感喟与思考。

这个故事形象地回答了争论的问题： 俄罗斯是有好演员的，只是在农奴制的摧残下，天才只能毁灭。

作为哲学家的赫尔岑并不想单纯讲述一个故事，而是充分发挥其思辨特长，用一场激烈的争辩来引发读者的思考。这三个知识分子分别代表三种观点。保守的斯拉夫派分子认为俄国女人具有“谦逊的美德”，“她的地位是在家里，而不在卖艺场”，俄国虽没有好的女演员，却因此而“保持了淳厚的风俗”和神圣的家庭生活。崇尚西方文明的西欧派分子则从另一个角度否定了俄国出现好的女演员的可能性——既然俄国妇女生活在狭小的落后愚昧的家庭圈子里，她们根本体会不到戏剧中种种复杂的感情。第三个人(剪短发者)则坚信俄罗斯完全有条件产生好的女演员，只是他还没有找到事实来证明自己的观点。而后来薛普金所讲的真实故事，正是一个很好的佐证。赫尔岑是描写辩论的高手。在这场唇枪舌剑中，机智的应答与恰到好处的比喻，刻薄幽默的嘲讽与旁征博引的夸夸其谈杂然并陈，读者不仅可了解当时俄国思想界的状况，还可领略语言艺术的独特魅力。这三个人的性格差异也很鲜明： 斯拉夫人夜郎自大、愚顽可笑；西欧派分子见多识广、谈吐锋利；剪短发者善于思考。

这辩论只是小说的前奏，故事的叙述者薛普金最终走进读者视野。他的艺术家身份正适合讲述阿尼达的故事。正是艺术家的敏感，让他觉察到阿尼达的天赋与被压抑的痛苦，才会不顾一切前去拜访。

作家采用层层深入的手法，慢慢揭开罪恶黑幕。阿尼达所在的这座富丽堂皇的剧院被公爵买走。名演员薛普金有意要加入公爵的剧团，公爵也盛情款待他。可他在看《偷东西的喜鹊》这部戏剧时，觉得那种发自肺腑的痛苦呼喊不是训练出来的，它只能来自演员本人的痛苦经历。为探寻究竟，他决定去拜见她。而拜见的过程却遇到种种阻挠，并且需要有公爵的许可。他在办公室领通行证时，看到与他同台演出的男演员反绑着双手被带进来，并了解到他是在土牢里背台词，临上台前才松绑的。这时气氛已很阴森可怕了。他通过重重关卡终于进入阿尼达住的小屋，而眼前的阿尼达更让人痛心。她那憔悴的美丽面庞，那流露出悲哀与绝望神情的大眼睛，她在终于见到知音时那种感激涕零的神经质动作，已无言地道出了她深沉的痛苦和可悲的身世。在这样的背景衬托下，阿尼达开始倾诉。她的语气是凄婉的，平静的，而她的故事本身，就已发出了反抗农奴制的强烈嘶喊。

这篇小说的奇妙之处在于，它也像《哈姆莱特》一样采用了“剧中剧”的模式。阿尼达在剧中被冤枉的荒诞命运，正是他现实中悲惨境遇的形象隐喻。阿尼达所演的《偷东西的喜鹊》的剧情是这样的： 一个女佣人被指控偷窃了东西，宪兵押着她在法院受审。她愤怒地控诉，可无人相信她是无辜的。她被拖入牢中，而好色的法官要求她以出卖自己的童贞来赎取自由。她在教堂前默默跪下，把沉思的目光朝向天空。“这目光没有普罗米修斯的责难，也没有泰坦的傲慢”。女佣人最终被处决了。而后来事实证明她是清白的： 偷东西的不是她，而是一只喜鹊。

乍一看，这部剧似乎与阿尼达本人并无多少关联，而仔细分析小说之后，我们就会发现，这部剧中的女主角与阿尼达本人的境遇正有着深层的互文关系。阿尼达遭受公爵欺辱后愤怒斥责他，于是公爵千方百计进行报复，在衣食住行与分配角色等方面处处刁难，让她扮演和她的才能完全相反的角色。“从那时起，我带着病，昏昏沉沉地上台，观众不懂得我演的戏，却为我热烈鼓掌。从那时起，我演的其实总是一个角色，不过观众们看不出来。我的才能消失了，我逐渐在变成一个单方面的演员，有些角色我草草演一下，有些角色我已经不会演。总之，什么都完了——才艺呀，生活呀……永别了，艺术，永别了，舞台上的那种陶醉！”阿尼达已丧失了艺术才华，她先前的美名只存留于人们的记忆之中，人们嘲笑她的堕落与憔悴，却无人知道，也无人有兴趣去探究： 是谁窃取了她的艺术生命？而读完小说，每个读者都明白，那个窃取她艺术生命的喜鹊，正是她的主子公爵，以及公爵身后腐朽的社会制度。

阿尼达的境遇无疑是悲惨的，不仅没有人身自由，连心灵的忧伤与痛苦也无处诉说，就如同契诃夫的《烦恼》中那个马车夫一样。而阿尼达或许比马车夫更敏感，因而对痛苦的体验或许也更深切。这正是悲剧所在： 她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人，她想捍卫自己的人格和尊严。她在精神上已觉醒，却又无法摆脱自己被奴役的地位。她清醒认识到： 她的理想、才能、青春甚至生命都牢牢地掌握在这个为所欲为、专横暴虐的农奴主的魔掌中。要捍卫自己的人格和尊严，她只能选择毁灭的道路，听任艺术之花在寂寞中凋谢，听任生命的火焰在悲愤中熄灭。

看着阿尼达的毁灭，每个读者肯定也会质疑： 俄罗斯究竟有没有好演员？赫尔岑所处时代的社会制度合理吗？我们自己所处的时代与社会合理吗？卢梭那句“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又会在读者胸中激荡，并发出愤怒的诘问： “是谁给我们套上了枷锁？我们该如何获得本属于我们自己的自由？”

《偷东西的喜鹊》秉承了赫尔岑一贯的创作风格，也植根于伟大的俄罗斯文学传统： 对命运的担当与求索，对弱者的怜悯与同情。天才的艺术家阿尼达如流星一般陨灭了，而赫尔岑愤怒的诘问仍回响在每个读者耳际： 谁之罪？

(白向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