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提要】

七个被判绞刑的犯人，其中五个是被告密的革命者，另外两个是农民。雇工伊万意图抢劫并杀死自己的雇主，强奸雇主的妻子，虽然没有成功，但是后来雇主由于血液中毒死去了。他在逃跑一小时后被抓住，并判了死刑。他觉得不该把自己绞死，当死期近在眼前时，逐渐感受到了死神时刻在身旁徘徊的恐惧。米哈伊尔野性十足，满不在乎地坦承了自己抢劫行凶的罪行。他幻想着逃跑重获自由，却逐渐连梦也带有了惶惶不安的色彩，狂躁多话。法庭上受审的五个革命者是平静、严肃的，之后则以各自的方式等待着死亡的来临：　丹尼娅总是一心为别人着想，为别人犯愁；莫霞则对自己的死抱有一种崇高美丽的幻想，并羞愧于人们将自己看作是年轻的女英雄；谢尔盖的身体一点点感受到恐惧，他失眠、减少食量，终于意识到死无可逃避，重又做起广播操来；华西里失去了投掷炸弹时的勇气，完全被疯狂的恐惧所攫住，宗教也不能够令他平静；维尔涅原本高傲、果敢，对人感到绝望、疲惫，死前却同时感受到了生和死，变得温存而富于怜悯心。小说顺时序地描写了七个死刑犯人从开庭、关押到押赴刑场处刑的过程。

【作品选录】

谢尔盖·戈洛文从来不曾想到过死，对他来说，死亡是旁人的事，同他全然无关。他健康、结实，是一个愉快的小伙子，生性平和、宁静，充满朝气；任何有害的、不好的思想或感情，在这种朝气下，都会立刻烟消云散。在他身上，任何伤口，不论是割破的、刺破的或者磕破的，很快就愈合；同样，每逢有什么使他伤心难过的事，他也都摆在脸上，转眼就释然了。他不论做什么事，包括消遣、娱乐在内，不论照相啦，骑自行车啦，或者准备暗杀啦，都同样不慌不忙、兴致勃勃地认真去完成。因为对他来说，生活中的一切都是有趣的、重要的，因此不论干什么都应该干好。

他也确实干什么都在行。论划船，他技术高超；论射击，他是个神枪手；对爱情和友谊，他忠贞不渝；对别人的“保证”，他无不信以为真。伙伴们都笑话他，说假如有哪一个密探、奸细乃至尽人皆知的间谍，只要向他“保证”自己不是那号人，谢尔盖也会信以为真，立刻向对方伸出同志般的手去。他只有一个缺点，就是自以为歌唱得很好。其实他连一点音乐听觉都没有，就连唱革命歌曲也走调，唱得难听得要命。可谁要是笑话他，他就感到委屈。

“要么你们全是笨驴，要么我是头笨驴。”他认真地抱怨说。大家同样认真地想了想，说：

“你是头笨驴，听嗓子就知道。”

人们往往会因为好人的一个缺点而更喜欢那个好人，他的这个缺点也是这样，甚至比他的优点更招人喜欢。

他既然不害怕死，所以也就从来不去想死的事。就拿那个倒霉的早晨来说吧，在离开丹尼娅·柯伐尔楚克的家之前，只有他一个人胃口很好地吃了早餐： 喝了两大杯兑了一半牛奶的浓茶，吃了一整只五戈比一只的白面包。然后他忧郁地看了一眼维尔涅完全没有动过的面包，说道：

“你干吗不吃？吃吧，吃饱了才有力气。”

“不想吃。”

“那我就吃了。行吗？”

“嗨，谢尔盖，你胃口可真大。”

谢尔盖二话没说，就把面包鼓鼓囊囊地塞满了一嘴巴，然后声音含混不清地、不入调地唱了起来：

仇恨的旋风在我们的头上呼啸……

刚被捕时，谢尔盖感到很苦闷，因为事情没有办好，失败了，但后来想到“现在有另一件事需要办好，那就是死”，于是他又开心起来。说来也真稀奇，打关进堡垒的第二个早晨起，他就做起体操来；这套体操是一个名叫缪勒的德国人设计出来的，编排十分合理，谢尔盖很喜欢这套体操。他脱光衣服，认认真真地做完规定的全部十八节体操动作。这使狱卒大为惊异。作为缪勒体操的一个宣传者，谢尔盖见到自己引起了狱卒的注意和惊讶，心里不免感到高兴。所以，虽然明明知道狱卒不会答理，还是对那只贴在窗口的眼睛说道：

“老兄，这操可好哩，能使身体壮实。你们团里也该推广这玩艺儿。”他相信那士兵一定把他当成了疯子，所以就用特别温和的口气大声相劝，免得吓着对方。

谢尔盖对死亡的恐惧是渐渐阵发性地产生的，仿佛有人抓住了他的心脏，用拳头从下面使劲儿地把他的心往上打。他感到恐惧，但更感到疼痛。过了一阵，这种感觉消失了，可是几个钟头后又来了。一次比一次更强烈，延续的时间也更长。就这样，他开始模模糊糊地感到了某种巨大的和甚至是不堪忍受的恐惧。

“难道说我害怕了？”他惊讶地想，“这可太愚蠢了！”

害怕的不是他，而是他的躯体。他那结实、有力、充满青春朝气的躯体，无论是用德国人缪勒的那套体操还是用冷水擦身都无法掩盖其对死亡的恐惧的反应的。擦洗过冷水后，这躯体愈加结实，愈加朝气蓬勃，一阵阵的恐惧也就愈加强烈，愈加难以忍受。在被捕前，每天早晨一觉醒来，做完体操后，他总是觉得特别乐观，精力特别旺盛。可是现在早晨醒来后，他所感觉到的却是这种同他本性格格不入的、剧烈的恐惧。他觉察到了这一点，心里想：

“你真蠢，谢尔盖老兄。为了使这躯体死得轻松点儿，你不应该增强它，而应该削弱它。多愚蠢哪！”

于是，他放弃了做体操，放弃了冷水擦身。为了表白自己，他对那狱卒大声解释道：

“你别看我不再做操了，老兄，这操可是个好玩艺儿。只是对要被绞死的人不合适，但对其他人是很好的。”

这么一来，他果然觉得似乎轻松了些。为了进一步削弱身体，他还力图减少饭量。但是，真要减少饭量，可不那么容易，别看牢房里缺乏新鲜空气，而且他也不再做体操，可胃口却还是好得很；送来的东西他总是吃得精光。于是，他只好另想别法来制服胃口： 索性在张口吃饭以前，先把一半的热菜倒在便桶里。这样还真管事： 他从此终日昏昏沉沉，老是想睡。

“哼，我让你尝尝我的厉害！”他威吓自己的身体说，同时却忧郁而温柔地用一只手抚摸着消瘦下去的松软了的肌肉。

可是，身体很快地对此习惯了。然而同时，对死亡的恐惧又重新出现了，——不错，这种恐惧没有原先那么剧烈，不像原先那样火燎似的难以忍受，但是却更使他厌烦，产生一种近乎要呕吐的感觉。“这是因为时间拖得太长久的缘故。”谢尔盖想，“要是受刑以前能够一直睡着就好了。”于是，他想方设法尽量使自己睡着得长久些。起初效果还不错，后来或许是因为睡得太多，或许是因为别的原因，开始失眠了。由于失眠，他想得就更多，更加留恋起生活来。

“这魔鬼，难道我怕它？”他这指的是死，“我这是舍不得生命。不管那些悲观主义者怎么说，生命——毕竟是极其美妙的。如果把悲观主义者送去受绞刑，他们会怎么样？啊，我舍不得生命，实在舍不得。我怎么会长出大胡子来的？以前一直没有长，没有长，可现在却一下子长出了一脸的大胡子。怎么会的呢？”

他精神忧郁地摇了摇头，一连长叹了好几声。接着是沉默，然后又更加沉重地长叹了一声。

他就这样唉声叹气地一直到出庭受审，一直到同老人们最后一次的可怕的会见。他在牢房里一觉醒来，清楚地意识到生命已经告终，再枯等几个钟头就要死了。这时，他不知怎的，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仿佛有人把他剥得精光，——不但剥光了衣服，而且还剥夺了他的阳光、空气、喧闹、光明乃至他的举止和语言。他还没有死，可已经没有生命了。有的是某种陌生的，难以理解的使人诧异的东西，这种东西既不能说完全没有意义，也不能说有意义，总之，它的意义是深奥的、神秘的、非人的；根本无法弄明白。

“呸，活见鬼！”谢尔盖痛苦而惊奇地想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这是在什么地方？我……我成了什么样子？”

他饶有兴味地仔细打量着自己，从脚上那双粗大的囚鞋看起，一直看到把囚衣鼓鼓囊囊撑了起来的肚子。后来他张开双臂，一边在牢房里走，一边继续打量着自己，就像穿了件太长的新衣的女人那样。他由于不停地转动脑袋，不禁感到天旋地转起来。这个人就是他谢尔盖·戈洛文，而且这个人就将不再存在了，不知为什么，这使他感到有点恐怖。

总之，一切在他来说都变得奇怪了。

他试着在牢房里走动走动——他觉得奇怪，自己怎么会走的。他试着坐下——也觉得奇怪，自己怎么会坐下的。他试着喝水——又觉得奇怪，自己怎么会喝水的；怎么会把水从喉咙里咽下去的，怎么会拿着茶缸的，怎么会有手指头的，而且手指头还在哆嗦。他呛着了，咳嗽起来；于是一边咳一边想：“多奇怪呀，我怎么会咳嗽的。”

“我这是怎么啦，疯了还是怎么的！”谢尔盖想道，身子都凉了半截。“这不是雪上加霜吗，真是该死了！”

他伸出一只手揩了揩前额，但是连这个动作他也感到奇怪。于是他屏息静气，自己觉得至少有好几个钟头一动也不动，什么也不想，什么动作也不做，连大气也不喘一口，因为任何念头都是疯狂的，任何动作都是疯狂的。时间已不复存在，化作了透明的真空，化作了巨大的广场，那里有泥土，有生命，有人。一切都一目了然，一眼就能看穿，一眼就能看到神秘莫测的终极——死亡。痛苦倒不在于看到了死亡，而在于同时看到了生和死。自古以来遮盖住生的秘密和死的秘密的帷幕，被一只大逆不道、亵渎神圣的手撩开了。如今生和死不再是秘密了，但并未因此而变得易于理解，而是像用晦涩玄妙的语言写出来的真理那样费解。在他那人类的头脑中没有这样的概念，在他那人类的语言中也找不出这样的词汇，可以理解和表达眼前所看到的现象。他心里所以不断响起“我害怕”这三个字，只不过是因为他心里没有、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同这种闻所未闻的非人状态相适应的语言和概念。一个人如果未能超脱人类的理智、经验、感情的范围而突然看到了上帝的话，也会是这样的： 他看到了上帝却不能理解，虽然他明明知道这就叫做上帝，却会因为极度的不理解而引起极度的痛苦，浑身颤抖起来。

“哼，还是让缪勒来治治你吧！”他忽然信心十足地大声说道，并且摇了一摇头。他的心情像正常人常有的那样，发生了突如其来的转折，真诚而快乐地哈哈大笑起来。“啊，你呀，缪勒！啊，你呀，我心爱的缪勒！啊，你呀，我的绝妙的德国人！搞了半天，到头还是你正确，缪勒，而我呀，缪勒老兄，是一头笨驴。”

他飞快地在牢房里转了几个圈，使得从小窗里监视他的狱卒大为吃惊的是，他很快把全身的衣服脱得精光，高高兴兴地，非常认真地做完了全部十八节体操动作。他使年轻的、稍稍消瘦了些的身体伸直，蹲下，踮起脚尖吸气，呼气，踢腿，甩臂。每做完一节，他就满意地说：

“真带劲！这才是真正的体操，缪勒老兄！”

他的面颊变得红彤彤的，毛孔里冒出使人舒服的热汗，心脏也跳得平稳、有力了。

“可问题是，缪勒，”谢尔盖一边评论说，一边挺起胸脯，绷得紧紧的皮肤下，清楚地露出一根根肋骨，“问题是，缪勒这套体操还有第十九节： 笔直，不动，套住脖子吊起来。这就叫做绞刑。你懂吗，缪勒？抓住一个人，比方说吧，抓住谢尔盖·戈洛文，把他像个洋娃娃似的用布没头盖脑地套住，然后用绳子吊起脖子，直到他死。这很愚蠢，缪勒；但是毫无办法，只好这样。”

他向右弯着腰，又重复一遍说：

“只好这样，缪勒老兄。”

在同样的钟声下，跟谢尔盖和莫霞隔开几间空牢房，关着不幸的华西里·卡希林。他感到那样孤独，仿佛整个宇宙间只存在着他一个人。他正在恐惧和忧伤中度过他生命的最后时日。

他汗流浃背，衬衫湿透了，紧紧地粘在身上，原先拳曲的头发都耷拉了下来。他像一个牙痛得难以忍受的人一样，焦躁不安地在牢房里绝望地走来走去。他一忽儿坐，一忽儿跑，一忽儿把前额贴到墙上，直挺挺站着，一双眼睛的溜溜地看着四周——像是在寻找医牙痛的药似的。他的模样已经大变，仿佛他前后曾有过两张不同的脸。先前那张年轻的脸已经不知到哪儿去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张完全陌生的、可怕的、黑气沉沉的脸。

对死亡的恐惧一下子就攫住了他，不容分说地主宰着他的一举一动。早上，他还视死如归，还拿死来开玩笑，可是到了晚上，被关进单身牢房后，极度恐惧的浪潮就把他淹没了。当他还能凭着自己的意志去迎接危险和死亡的时候，当他还能用自己的手去决定自己的死亡的时候，尽管死亡从外表上看来仍是可怕的，可他的心情却是轻松甚至愉快的；因为他沉浸在无限的自由中，勇敢地坚信自己的意志是无畏的，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所以即使有所胆怯，那胆怯也像满面皱纹的老婆子一样，被感情的巨浪淹没得无影无踪了。他腰上捆上炸弹后，他自身仿佛也变成了炸弹，而其中的烈性炸药就是他冷酷的理智，这使他拥有了烈火一般致人死命的威力。当他走到街上时，前后左右摩肩接踵的行人无一不是只关心自己的事的平庸之徒，一见到马车和电车就吓得赶紧让道，他不由得觉得自己是从另一个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死亡、什么叫恐惧的神秘的世界上来的。

可是，顷刻之间就发生了令人目瞪口呆的剧变。他已经不能要到哪儿就到哪儿去了，而是人们要他到哪儿就把他押到哪儿去。他已经不能挑选栖身之所，而是听从人家把他塞进石头笼子里锁起来，像是一件什么物品。他已经不能像所有的人那样自由地选择活还是死，而是无可避免地将被处死。他原是意志、生命和力量的化身，可是刹那间变成了世界上最软弱无力的可怜形象，变成了一头等待屠宰的动物，变成了一件可以任人摆布、烧毁、砸烂的既无听觉也不会讲话的物品。不管他说些什么，他的话没有人听。如果他叫喊，人家就会拿破布把他的嘴堵上。不管他的一双脚肯不肯迈步，别人反正要把他押走，把他绞死。即使他敢于反抗、挣扎、赖在地上，别人还是会制服他，把他拖起来，绳捆索绑，押到绞刑架下去的。由于从事这种置人于死地的机械性的勾当的是跟他一样的人，所以使人觉得他们披着一种异乎寻常的凶残的外衣，既像是特意变做人形的幽灵，又像是装上发条的活动木偶。他们抓人，押解人，把人吊起来，拉他的脚；然后割断绞索，把尸首装上车子，运到乱坟堆里去埋掉。

从进监牢的第一天起，在他看来，人和生活就变成了全是幽灵和活动木偶的不可捉摸的可怕世界。恐惧使得他几乎发了疯。他竭力想象，人是长有舌头的，应该能说话，可这些人却似乎全是哑巴。他竭力想回忆起他们的谈话以及他们彼此交往时使用的辞句的含意，结果却什么也没有回忆起来。他们的嘴巴是张开了，也似乎发出了声音，但后来他们走散了；只见他的脚在移动，此外什么也没有。

一个人如果夜间孤零零地呆在一幢屋子里，也会有类似的感觉的。屋里所有的东西都活了，走动起来，获得了主宰那个人的无限权力。突然，这些东西： 柜子、椅子、书桌、沙发，开始审判他。他叫喊起来，东奔西跑，苦苦央告，呼救；而它们，也就是这些柜子、椅子、书桌和沙发，却用只有它们才懂的语言，嘀咕了一阵，立刻吩咐把他绞死。其余的东西，则站在一旁观看。

被判处绞刑后，华西里·卡希林觉得仿佛一切都变成了玩具： 禁锢他的牢房，开有一扇小窗的牢门，报时的钟声，精心建筑的堡垒无不如此，特别是那个挎着枪，在走廊里哒哒有声地走来走去的机械木偶，以及那些先在小窗口吓人地瞪他一眼，然后默默地把囚饭递给他的木偶，就更是如此了。他之所以会产生这种感觉，倒并不是因为怕死，他甚至巴望快些死，因为死固然永远是神秘莫测，不可思议的，但较之这个变得野蛮和畸形的世界来，还是比较容易被理智接受的。何况在这个幽灵和木偶的疯狂世界中，死亡已不复存在，失去了原有的伟大而神秘的意义，同样成了某种机械的东西，正因为如此，才显得可怖。他们抓人，押解人，把人吊起来，拉他的脚；然后割断绞索，把尸首装上车子，运到乱坟堆里去埋掉。

于是一个人就这样从世界上消失了。

在法庭上，由于和同志们在一起，华西里的神志有一瞬间清醒了过来。他又重新见到了人，他们坐在那里审判他，操的是人的语言，互相间都听得懂。但是在会见母亲时，他，一个神智已开始不清并且自己也不知道这一点的人，清楚地觉得这个戴着黑头巾的老妇人不过是个活动的木偶，同那些会说“爸爸”、“妈妈”的木偶一样，只不过制作得更精巧些罢了，这使他大为惊恐。他竭力打点起精神来同她说话，但是浑身却打着哆嗦，心里想：

“我的上帝！这不是个木偶吗。是个木偶母亲。而那是个木偶士兵。在家里还有一个木偶父亲。而我这个人，也是个木偶——是木偶华西里·卡希林！”

过了一会儿，他恍惚中听到了机械的咔嚓咔嚓的声响和没有上润滑油的转轮的吱吱嘎嘎声。当母亲放声大哭时，有一瞬间，他觉得母亲身上出现了某种人性的东西，但是她刚开口说头一句话，那人性的东西就立刻不见了。于是他怀着好奇和恐惧，看着木偶的眼睛里淌出泪水。

后来他回到牢房里，恐惧变得难以忍受了，他试着做祷告。虽然他从小在父亲的店铺里过的是外表上笃信宗教的生活，可是这种生活留给他的是讨厌、痛苦和可恨的回忆，根本无信仰可言。但是，已记不清是在什么时候，可能不是在孩提时代，他曾听到过一句话，这句话深深地打动了他，后来就一直留在他的心里，洋溢着宁静的诗意。这句话是：

“一切苦难人的欢乐。”

每遇到什么苦恼的时候，他不做祈祷，而往往下意识地默诵这句句子：“一切苦难人的欢乐。”顿时就会觉得心里轻松了许多，并且恨不得马上去找某个亲爱的人，悄悄地倾诉胸中的烦闷：

“我们的生活……哎，这算是什么样的生活！我的亲爱的，您倒是说说，这难道算是生活？”

然后，他突然产生了一个可笑的念头，想卷好头发，跪在地上，向某个人袒露出胸部，对那人说： 喂，朝这儿打吧！

“一切苦难人的欢乐”这句话一直深深地埋藏在他心底，他对谁都没提起过这句话，哪怕对最亲密的同志也没提起过，甚至连他自己都仿佛不知道这句话似的。他很少想到这句话，即使想起，也总是小心翼翼地。

如今，当无法摆脱的赤裸裸的恐怖，像春汛泛滥时的洪水淹没岸边的一丛灌木那样，劈头盖脑地向他席卷而来的时候，他想要祈祷了。他想跪下，但又怕被狱卒看见了而难为情，便把双手搁到胸口上，低声地念叨：

“一切苦难人的欢乐！”

他忧郁地再次央告：

“一切苦难人的欢乐啊，求你降恩于我，快来拯救你的华什卡·卡希林吧。”

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时，他上大学一年级，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还没有认识维尔涅，自然也没有加入他们的团体。为了引起人家的注意，他装出一副可怜相，称自己是“华什卡·卡希林”。此刻，不知怎么他又这样称呼起自己来了。

“一切苦难人的欢乐呀！”这句话死气沉沉地在空中回荡，没有任何回应。

就在这时，有个什么东西晃动了一下。远处仿佛飘过了什么人的平静而悲伤的形象，但未及把临死前的黑暗照亮，就悄悄地消失了。钟楼上钟声当当。不知是什么东西，好像是军刀，也好像是枪托哐啷响了一下，走廊里的那个士兵，打了一个长长的、有起有伏的呵欠。

“一切苦难人的欢乐！你怎么不吭一声！连你也什么话都不愿对华什卡·卡希林说吗？”

他亲切地笑了一下，等待着。但无论是他心中还是四周围，都空荡荡的阒无一人。那平静而悲伤的形象没有再出现。他又陷入了无聊、痛苦的回忆之中。脑海里浮现出了点燃的蜡烛，穿着圣衣的神父，绘在墙上的圣像，父亲不停地将身子弯下去又直起来，磕着头，做着祷告，同时斜眼瞧着华什卡，看他是在祈祷，还是在调皮捣蛋。这时，他比祷告前更觉得恐惧了。

一切都消失了。

(靳戈　译)

注释：

弗里茨·缪勒(1821—1897)，德国生物学家，曾设计编排过一系列体操。

系指上帝。

【赏析】

列昂尼德·安德烈耶夫是俄国白银时代最重要的作家之一，高尔基曾称他为“十九、二十两个世纪交接时期欧美两大洲最有趣、最有才华的作家”。他的代表作有中篇小说《红笑》和《七个被绞死者的故事》等。

安德烈耶夫曾一度迷恋于哈德曼、叔本华和尼采的学说，尤其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进一步促成了他面对现实人生的悲观态度，成为他世界观的基础，影响了他一生，也造就了他创作的基调。“人是死亡的奴隶，终生戴着死亡的镣铐行走。”有了这样的思想底蕴，安德烈耶夫的许多小说都涉及“死亡”这一主题，在《七个被绞死者的故事》中这一主题更是贯穿全文。他在作品中经常展现人面对死亡以及其他绝境时的孤独、痛苦、恐惧、挣扎、绝望的精神状态，流露出强烈的怀疑主义和悲观主义色彩。这样的作品风格与当时的时代特征、社会环境以及作者本人的性格特征、成长经历都有着莫大关系。卢纳察尔斯基曾说他是“我们整个文学界最为深刻的悲观主义者”。鲁迅也在为李霁野所译的安德烈耶夫剧本《往星中》所撰写的“内容大略”中分析： 安特来夫(即安德烈耶夫)全然是一个绝望厌世的作家。他那思想的根柢是： 一，人生是可怕的(对于人生的悲观)；二，理性是虚妄的(对于思想的悲观)；三，黑暗是有大威力的(对于道德的悲观)。

安德烈耶夫认为“生活本身在极富有戏剧性的悲剧冲突中越来越离开外在的行动而潜入心灵深处”，因此文学也必须改变传统的对外部事件的逼真描绘而“全面心理化”，努力“无限地潜入人物心灵深处，去接近那具有普遍意义的心理真实”。在《七个被绞死者的故事》中，作者注重的不是单纯对死亡这一人生现象的真实描绘，而是着重表现当犯人们面临绞刑时，由于各自不同的经历、性格和人生态度产生的各不相同的心理变化。他通过联想、幻觉，通过潜意识、精神病态等来深入人的内心，写出了死亡阴影是如何影响所有人物的感觉、情感、意志和行动的。选文对两个人物心理过程的描绘极为生动。谢尔盖生性乐观、认真、积极，这样的性格使他在狱中依然能认真地做体操。然而，当死亡意识逐渐强化后，他变得消沉起来，减食蛰伏的结果，不仅使身体越来越虚弱，而且精神状态也越来越糟糕，甚至失眠。他明确地意识到自己即将死去，自己所有的一切生的乐趣都将被剥夺，他不由地在内心喊道：“啊，我舍不得生命，实在舍不得。”而另一方面，他觉得自己并不害怕死亡，只是搞不懂，为什么在死亡真正来临之前，生命差不多就已经消失了。“他还没有死，可已经没有生命了。有的是某种陌生的、难以理解的使人诧异的东西，这种东西既不能说完全没有意义，也不能说有意义，总之，它的意义是深奥的、神秘的、非人的；根本无法弄明白”。为了要消除这种惶惑，证明自己还活着，他又重新开始认真地做体操，直做到“面颊变得红彤彤的，毛孔里冒出使人舒服的热汗，心脏也跳得平稳、有力了”。可是，即便如此，他依然清楚地意识到死刑的不可避免，体操只是度过死前那无意义一刻的无奈之举。另一个人物华西里曾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恐怖活动者，可自从被关进单人牢房后，他意识到自己不再拥有决定生死的自由意志：“他已经不能要到哪儿就能到哪儿去了，而是人们要他到哪儿就把他押到哪儿去。他已经不能挑选栖身之所，而是听从人家把他塞进石头笼子里锁起来，像是一件什么物品。”安德烈耶夫极为传神地描绘了华西里的“物化”意识： 屋子里的物品都活了并判他绞刑，死亡简化为一系列机械装置的程式化动作，周围的人甚至他自己在他的眼中则都成了幽灵和木偶，特别是“他怀着好奇和恐惧，看着木偶(他母亲)的眼睛里淌出泪水”这一幕，令人震撼。华西里惊恐的并不是死亡本身，而是死刑判决使他窥破了存在的本相。他曾试图用宗教的教义来抚慰自己，情不自禁地反复念叨着那句似乎能创造奇迹的祷词，可是，“这句话死气沉沉地在空中回荡，没有任何回应”。当他脑海中浮现出父亲做祷告时斜眼睨视他的样子时，他似乎明白了上帝的冷漠和存在的荒诞，“他比祷告前更觉得恐惧了”。

安德烈耶夫擅长描写主观意识中的现实细节，他的创作既不同于传统的现实主义，也不同于当时流行的某些现代主义流派，在艺术上独具一格。在这篇小说中，他以扭曲变形的“感官印象”来表现特殊境遇中的特殊心态。在这些死刑犯人眼中所有的日常生活细节就都发生了“变形”： 谢尔盖觉得“走动”、“坐下”、“喝水”、“咳嗽”，每一个日常动作都变得奇怪，他甚至不知道自己怎样做出了这些动作。而在华西里的眼中，人变成了幽灵和木偶，物品反倒都活了。幽灵与木偶的意象象征了人性的异化和现实世界的荒诞、不合理。物品在判他绞刑的幻觉则表明华西里一直处在死亡的恐惧当中，所以视力所及的一切似乎都在提醒他即将被处死的事实。

这样的写作手法一方面是安德烈耶夫学习借鉴俄国“黄金时代”诸多优秀作家尤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契诃夫的艺术经验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他将现实主义和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有机结合在一起所形成的。他的创作显示出白银时代现实主义文学发展的一种新趋向，有文学史称其为“从现实主义走向象征主义的典型代表”。鲁迅先生曾评价说：“安特来夫的创作里，又都含着严肃的现实性以及深刻和纤细，使象征印象主义与写实主义相调和。俄国作家中，没有一个人能够如他的创作一般，消融了内面世界与外面表现之差，而现出灵肉一致的境地。他的著作是虽然很有象征印象气息，而仍然不失其现实性的。”(《〈黯澹的烟霭里〉译者附记》)的确，在这篇小说中，死刑犯的心理活动和他们的日常生活细节完美地融合在一起，使我们能够真切地体会到作者所要表达的——死亡的阴冷、神秘；挣扎于死亡意识中的人类的渺小、怯弱，又伴着那么一点点微弱的期望。

安德烈耶夫是个世界观极其矛盾复杂的作家。他的文学作品中，既有反对专制制度、同情革命者的，如《七个被绞死者的故事》；也有并不看好革命的，如小说《黑暗》中的革命者最终放弃斗争，剧本《饥饿王》以起义者首领投降而告终。他的作品一度颇得左派阵营的好评，而后来则非议较多，这与他的怀疑革命的立场有着很大关系。到20世纪末，批评家们相对地采取更为平和客观的观点，给予他高度评价的也不在少数，如俄国批评家亚历山大·科恩就曾说“他的声音就是人类的声音，每一个20世纪知识分子的声音”。

(周　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