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我是中西部人，远离京都，又是移民的后代，所以，小小年纪就清楚地认识到，必须为自己的利益作出判断： 在什么程度上，我的犹太人血统、我所处的环境(芝加哥这一意想不到的环境)、所受的教育得以主宰我的生活道路。我不想全面依赖传统和教养，完全的依赖意味着一个人的完蛋。当今文明世界最普通的一条教义可以简述为：“说出你在何处诞生便知你的身份和地位。”可是芝加哥，以及我那急切盼望全面美国化的家庭，无论如何都不能按照它那种形象使我长大成人。当我还没有能力清楚地思考的时候，对环境加给我的卑俗的重压，就采取了顽强抵制的态度。为什么不愿让自己成为环境的附庸，我也说不清楚，只是那种急功好利、贪求实惠、铢积寸累、庸俗拉拢的市侩风气始终没能缠住我的手脚。
母亲想要我成为提琴师，不成，就当一名犹太教教士。这样，我可以在教徒集会主持人和朝圣者经常圣餐伴奏手之间择善而从之。在传统的正教徒之家，男性少年要学习翻译《创世记》和《出埃及记》。我要真地学干这一行的话，可说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获得犹太法学博士的头衔。只不过，那美妙的街上世界诱得我寝食俱废，所以就没捞到这份圣职。另外，虔诚的信徒生活对我来说，简直格格不入。总而言之，我从孩提时代，就已经开始了不拘一格的涉猎，因而很快就舍弃了古老的宗教信仰。17岁上，父亲勉强准许我进了大学。我成了一名满怀热情、兴趣广泛但又是反复无常、不听教诲的学生。如果报名进经济系201班，肯定会把全部时间用在易卜生和萧伯纳的作品上，倘若选学作诗，不久就又会对那些韵律啦、分节啦深感厌烦，转而一门心思去研究读克鲁泡特金的《革命战士回忆录》和列宁的《怎么办？》了。我的志趣和习性有点儿近乎作家，宁可自己去领略诗中的玄妙，也不愿得益于讲坛上论述作诗的种种说道。为使我那因读书而过分劳累的眼睛得到休息，我到球员俱乐部游泳，或邀伴儿打几场乒乓。
不久我就意识到，在先进的欧洲思想家看来，出生于芝加哥这个野蛮的实利主义中心的青年，决不能指望有任何培养前途。组成这个城市的屠宰场、炼钢厂、修车场，以及工业村里那些原始的、有凉台的平房；加上阴沉郁闷的金融机构集中区；棒球场和职业拳击赛；对歹徒打群架的禁令；拉帮结派的政客等等；一切凑拢来，形成一个牢固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蒙昧的外壳，文化之光无法把它穿透。“完全没有办法”，这是最先进的现代化艺术代言人，高度精确的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意大利人作出的判决。根据这些外国观察家的意见： 美国比欧洲虽有许多长处，比如资源丰富、精力旺盛、不受束缚、不受致病的政治和毁灭性战争的影响等等，然而关于艺术，正如温德姆·刘易斯所说的那样： 与其希望明尼苏达州的长老会会友成就一名画家，倒不如寄希望于爱斯基摩人来得好些。
最不受本国阶级偏见影响的文明的欧洲人，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得不到充分控制的偏见加给门户开放的美国。有一种现象为人们所不易预见： 一切文明国家洽谈室要下降为劣等的、世界通用的角色。而这些老传统文明支干的可悲衰落，会打开新的机缘，迫使我们重新估价传统文化所作的那些判决，也就是说，促使我们发挥独立见解——这可是一桩暂时尚不明显的、由衰落带来的好处。对周围环境作出尽可能深刻的解释，是人类生于斯、长于斯的目的。很简单，当中心移位，大厦倾覆的时候，人们便有机会见到一些原来挡住了的真理，长期存在的前提必须加以订正，旧章法应当用新眼光看待了。
回忆起来，我写的书有些是人人可读的喜剧作品。比如把自己想象成美国的卡利班的亨德森承袭了父亲的大厦，他登上大厦藏书室的梯子，想找出老子在书中标出的段落。而这位普罗珀罗罗式的父亲则认为儿子野蛮成性，不可教诲；再如诗人亨布尔特，为了卖弄他那间新泽西州穷乡僻壤上的小屋，引用麦克白的话说：“我的城堡里有宜人的宝座”；又如奥吉·马奇在埃尔诺的床下发现了哈瓦德的经典巨著，如此等等。为什么对高尚文化的依恋竟采取如此滑稽的方式呢？看来，原因之一是，美国社会在起步前进的时候，就已走上了不同的方向。正当亨布尔特专心思考他最崇拜的作家叶芝、艾略特和普鲁斯特的时候，这个社会却以不适当的慷慨，赠给他一部四汽缸布克牌汽车，让他在泥泞的大道上跋涉，在他那些美国同胞的眼里，他——愿上帝保佑他——算不上什么作家。
另一个较不明显的原因说来令人好笑。知识分子写出的书(这是为向我们进行启蒙教育而作的最大努力)，总是把人引向抽象化的不毛之地。多年刻苦钻研，所得到的，除那些把人们与现实隔绝开来的一套套高见、一条条公式外，其余几近于零。理论上的借贷，削弱了个人独立作出判断的能力。抽象化犹如直射的阳光，它可以把我们的皮肤晒黑，显出健康的外表(或精神上占优势的感觉)，但长远看来，为此所付出的代价，却是未老先衰，甚至染上皮肤癌。换言之，对学问有所质疑，也是我们应尽的义务。尽管我们是不文明的、传统混杂的人群，但以往对知识分子所说的事实真相仍然深信不疑，对他们以虚构的、主观臆造的语言作出的“权威性解释”表示容忍。可是到头来，人必须支配自己的经验，如果一味从书中寻求帮助，那就应了卡夫卡所打的比喻： 把人生禁锢到书里，“犹如笼中锁鸟”，毫无效益。
抱着这样一种观点，我发现自己像美国人常说的那样： 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欧洲观察家有时把我归于混血珍奇动物类，说我既不全像美国人，也不符合欧洲人标准。因为，当我头脑里装满了诗人、哲学家和史学家的种种货色以后，并没有拾人牙慧，而是毫无章法地躲到我那中西部巢穴里销声匿迹了。当然，遵循现代派作家的惯例，我也是自修者。借一句巴尔扎克的话说，“世界是属于我的，因为我理解它”。
美国读者从不同的立场出发，对我的书中某些外国情调表示反感，认为我引喻古人、自命不凡、装腔作势。这一点我乐于承认。我的书可能有某些地方难于卒读，而且由于未受教育的公众人数日益增加，这些书似乎就变得更难。掌握读者精神上的尺度确非易事。人们应当了解，有这样一种情况： 如果让人人读书，而且出于对读者的尊敬，成为了顾及情面，人们易于隐约其词，说这些读者对记叙20世纪历史事件的各类作品熟悉得更多，而不是求得他们对作品的如实评判。除此以外，作家也常把某种心理上的调和视为理所当然，“只消加上或减去那么一点儿微小的差别，别人就在本质上像我；我的也就基本上像别人”。一件作品如同给上帝的一份献礼，你把它捧上祭坛，希望祭祀长的法杖不致戳瞎你的眼睛；同时你对天许愿，一旦作品驳回，不会火冒三丈，变成杀人凶手。也许你怀着一片童心，创作了得意的珍品，不事删削地送进神的殿堂。现在还看不出此书价值的神灵们，也许以后会承认其价值。因此你总感到不是为当代人而写作。到目前为止，你的真正读者也许尚未驾临此地，你的书将使他们登场现身。
我有时常常特别倾心于揶揄美国文人。《赫佐格》便是这类喜剧性小说。写的是一位美国名牌大学的哲学教授，因被妻子遗弃而陷于精神崩溃。他突然发作了“书信狂热病”，写了许多信，有的伤心惨目、有的讽刺挖苦、有的蛮横粗暴。他不但把信发送给亲戚朋友，而且也寄给他的授业导师，思想界巨人。当然，在这精神危机的关键时刻，不能指望他有什么理智的行为，他气急败坏，根本顾不得从亚里斯多德和斯宾诺莎的著作中寻找安慰和告诫。可是，这个断肠人儿一旦清醒过来，便向人们讲述了他的感受，领悟了人生的意义，认识到自己所作这种尝试是多么荒谬。他最后放弃了荒唐的举动，写道：“我国目前急需的乃是五分钱一份的真正的矛盾的统一。”自然这不过是模仿了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的副手马歇尔先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一句名言：“我国当前急需的是五分钱一支的货真价实的雪茄。”
某些《赫佐格》的读者抱怨此书行文别扭。虽然对那位倒霉而又滑稽的教授有所同情，但对那些冗长迂腐的信件则深感厌恶。有的认为，他们像应邀参加一场高难度的、关于知识分子经历的综合考试，并认为，是我把晦涩、卖弄学问与同情、机智混为一谈。
否！我讽刺的正是卖弄学问！
那位说：“如果你意在于此，也并未如愿以偿。有的读者还以为你在发动比赛哩，搞什么障碍赛跑，或者填写山案座星球名称的字谜游戏那类的比赛。”确实，对于接受检验，高兴者甚少而怨恨者居多。人们最关心的乃是各自的职业和触及市民神经的严重问题，如经济问题、政治问题、核废料处理问题等等。可是，劳累终日，需要有所娱乐，不能引起兴趣的娱乐谁也不肯光顾。在这方面，我也毫不例外，如看蒙太尼的作品，我就尽量略过那些来自古典著作里的长篇引文，因为我中学里学到的那点拉丁文知识对此难以招架，何况，再回到中学时代也绝非一桩乐事。
我想以《赫佐格》作为本文结尾，目的是借此向人们表明，“高等教育”对于一个遭遇不幸的人所提供的帮助是多么软弱无力。赫佐格本人最后意识到，在驾驭生活这件事上他没有什么教育素养(那些男女隐私、房中的学问，大学里谁教过他？)，于是——用开玩笑的话说——他又回到正直的人们当中，或者正如我写这本书时，内心考虑的那样： 回到原始的平衡点。赫佐格在精神错乱时的表现是野蛮的，当然也不可能是别的什么样子。不过，借助于他那滑稽的官能，在混乱中他还能紧紧掌握住关键性的一点，那是一条沟通灵魂的渠道。这渠道也许不易发现，一则因为人到中年它就有些变形，再则，它周围丛生了芜杂的灌木，这是从我们名之为教育的园地上长出来的东西。尽管如此，这渠道依然存在。我们的任务是要保持它畅通无阻，使之通向人们内心最深处，通向那个能够意识到高度自觉性的深处。靠了它，就能使万物归于一统，并作出最后的判断。
(赵玉明 译)
注释：
易卜生(1823—1906)： 挪威剧作家。萧伯纳(1856—1950)： 英国著名的剧作家和评论家。
克鲁泡特金(1842—1921)： 俄国科学家、无政府主义者。
温德姆·刘易斯(1884—1957)： 英国画家兼作家。
卡利班： 是莎士比亚戏剧《暴风雨》里的半畜半人。怪物女巫卡西莱克之子。
亨德森： 系索尔·贝娄著《雨王亨德森》里的主人公。
普罗珀罗罗： 莎剧《暴风雨》里的正统的米兰公国君主，他流落荒岛时曾一度将卡利班带回家以教养，后卡利班不可教育，便叫他当了仆人。
麦克白： 是莎士比亚的悲剧《麦克白》的主人公，他杀君篡位，落得覆灭的下场。
奥吉·马奇： 是索尔·贝娄所著《奥吉·马奇历险记》的主人公。此人年轻无知、兴趣广泛，但缺乏恒心，一生里有许多虎头蛇尾的冒险经历。埃尔诺是这本小说里的一个虚构的人物。
哈瓦德(1667—1738)： 美国殖民时期牧师，生于英国伦敦，他的著作及藏书遗赠给马萨诸塞埃布里奇大学，1739年此大学改名为哈瓦德大学。
叶芝(1865—1939)： 爱尔兰剧作家，诗人。艾略特(1819—1880)： 英国女作家。普鲁斯特(1871—1922)： 法国小说家。
卡夫卡(1883—1924)： 奥地利作家，他的隐喻性描写心理活动的小说对20世纪西方社会有一定影响。
巴尔扎克(1799—1850)： 法国伟大现实主义小说家。
亚里斯多德(前384—前322)： 希腊哲学家。斯宾诺莎(1632—1677)： 荷兰哲学家，主张泛神论。
马歇尔(1854—1925)： 美国第二十八届副总统(1913—1921)，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他主张振兴战时经济，反对禁酒令。
【赏析】
犹太裔作家索尔·贝娄在美国文坛享有“我们时代所拥有的最优秀的作家”之盛誉。他的作品被公认为是二战之后美国“最深刻、最令人信服地展现了现代都市人寻求自我本质问题”的小说。他把现实主义的冷静、细致、客观和现代主义的深层心理分析结合了起来，常以戏剧性的嘲讽和富于夸张的幽默，以及象征、荒诞、意识流的手法，来表现人物的行为特征和内心世界。研究者大都认为贝娄的创作深受福楼拜、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等欧洲文学大师的影响。1976年，他因“对当代文化赋予人性的理解和精妙分析”而荣获诺贝尔奖。
贝娄长期生活在芝加哥，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熔炉。多种族聚居、工业发达、商业繁荣，整个城市充满喧闹和动感。但是，贝娄自小便与城市的世俗氛围相决裂，没有沾染任何庸俗的风气。相反，他站在一个更高的立场，冷眼观看发生在冰冷的、急功近利的工业大都会中形形色色的悲欢离合。在贝娄的作品中，灰暗是这世界的基调。他似乎在告诉我们，这世上并不存在什么济世良方，可让迷惘的现代人走出困境；然而，他笔下的人物却为解惑而进行着百折不回的自我追索，作家以此反证出人性闪光的力量。
然而，“文明”的、先进的“欧洲思想家”总是根据经验，认定出生芝加哥这个野蛮的实利主义中心的青年是不会拥有艺术前途的。在欧洲，有一种对美国的普遍误解： 美国是反智主义的。他们认为，“反智主义”的美国通行的是一套俗不可耐的社会规范和价值体系，身处其中必然受其沾染。
在文中，贝娄不无讥讽地捅破了欧洲人固步自封的窗纸，让大家看到了“最不受本国阶级偏见影响的文明的欧洲人，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得不到充分控制的偏见加给门户开放的美国”。在这之中，若隐若现的是欧洲既有中心衰落的腐朽气息，是他们拼命抓住过去的“文明遗老”地位不放，故意蒙蔽眼睛不去发现客观事实的自欺欺人。对所谓传统的因袭，导致他们丧失了对文学作品和其中闪光内涵的敏感。
旧有的价值，在贝娄作品中被美国式的信仰取而代之。作家不能忍受纯粹知识分子的“高调空谈”，在贝娄看来，适度地贴合生活本身是摆脱对学问刻意追逐的不二法门；也只有抽开了偏离实际的高调空想，作家才可能真正进入到生命的本质和生活的本真中。读者亦然。读者不要仅仅期待理论上的条条框框，任何伟大的作品都必须经得起历史的大浪淘沙。只有经过沉淀的文学，才能勾画出人类精神地图上的经纬。野蛮的读者妄加评说，“文明”的读者吹毛求疵，这二者均无法进入作品核心，只能在外围不断徘徊。
从某种意义上说，作家在作品完成之后就退隐幕后了。作品被献上祭坛，是作为读者诸神的飨宴。“野蛮”的读者可能浪费了这份美祭，“文明”的读者同样可能将其糟蹋。“野蛮”人无视作品的真正价值；“文明”人则过分苛求艰涩的抽象。这两种倾向同样是文明进程中的绊脚石。在生活本质面前，扯起知识大旗矫揉造作，对不起灵魂更玷污了文化——看看作者笔下的赫佐格这个典型吧！
“回到原始的平衡点”，是作家的期许。知识的掌握本身即为一种权威，滥用了的权威便可称为“淫威”。身为受教育者，对这其中的真意，应该好好玩味一番吧！
(刘 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