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筹划对卡夫卡的先驱者作一番探讨。最初我认为卡夫卡是文坛前所未有、独一无二的；多看了他的作品之后，我觉得在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的文学作品中辨出了他的声音，或者说，他的习惯。我不妨按时间先后举出几个例子。

第一个是芝诺的否定运动的悖论。一个处于A点的运动物体(根据亚里士多德定理)不可能到达B点，因为它首先要走完两点之间的一半路程，而在这之前要走完一半的一半，再之前要走完一半的一半，无限细分总剩下一半；这个著名问题的形式同《城堡》里的问题一模一样，因此，运动物体、箭镞和阿基里斯就是文学中最初的卡夫卡的人物。我浏览书籍时偶然发现的第二个例子，相似之处不在形式而在调子。那是马戈里埃编写的《中国文学精选集》(1948年)收入的9世纪散文家韩愈的一篇寓言。我标出的那段神秘而从容不迫的文章是这样的：“普天之下都承认独角兽是吉祥的灵物；诗歌、编年史、名人传记和其他文章中均如此说。即使村野儿童和妇女也知道独角兽是吉利的征兆。但是这种动物不在家畜之列，不容易找到，也不好分类。它不像马牛狼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面前即使有头独角兽也不知道是何物。我们知道有鬃毛的动物是马，有角的动物是牛，但不知道独角兽是什么模样。”

第三个例子的出处比较容易预料；就是克尔恺郭尔的作品。两位作家思想上相似之处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据我所知，还未得到强调的一点是克尔恺郭尔像卡夫卡一样，大量运用了当代资产阶级题材的宗教寓言。劳里在他撰写的《论克尔恺郭尔》(牛津大学出版社，1938年)一书中引用了两则。一则是一个伪币制造者被迫在不断的监视下检查英格兰银行钞票的故事；上帝同样地不信任克尔恺郭尔，委派他执行的任务恰恰是让他习惯于罪恶。另一则的主题是北极探险。丹麦的教区神甫们在讲坛上宣称，参加此类探险有益于灵魂的永远健康。但是他们也承认，去北极十分困难，甚至不可能，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进行这种冒险。最后他们宣布，无论什么旅行——比如说，乘定期航班的轮船从丹麦到伦敦，或者星期日搭公共马车去郊游——都可以被看作是真正的北极探险。

第四个预先展示的例子是我在布朗宁1876年发表的长诗《疑虑》中发现的。一个人有一位名人朋友，或者自以为有这么一位朋友，但从没有见过面，也从没有得到过他的帮助，只是传说他一些非常高尚的行为，传阅他亲笔写的信件。有人对他的行为提出怀疑，笔迹鉴定专家证实那些信件是伪造的。那人在诗的末尾问道：“难道这位朋友是上帝？”

我的摘记里还有两个故事。一个原载列昂·布洛瓦的《不愉快的故事》，讲的有几个人收集了大量地球仪、地图、火车时刻表和行李箱，但直到老死未能走出自己的家乡小城。另一个是邓萨尼勋爵写的题为《卡尔凯松纳》的短篇小说。一支所向无敌的军队从巨大的城堡出发，征服许多国度，见过奇兽怪物，翻山越岭，穿过沙漠，虽然望见过卡尔凯松纳，但从未能抵达。(显而易见，这个故事同前一个完全相反；前一个是从未走出小城，后一个是永远没有到达。)

如果我没有搞错，我举的那些驳杂的例子同卡夫卡有相似之处；如果我没有搞错，它们之间并不相似。后一点意义尤其重大。这些例子的每一个或多或少都具有卡夫卡的特色，但是如果卡夫卡根本没有写，我们就不至于觉察到他的特色，也可以说，特色根本不存在。罗伯托·布朗宁的诗篇《疑虑》预言了卡夫卡的作品，但是我们阅读卡夫卡时明显地偏离了阅读那篇诗时的感受。当时的布朗宁和我们现在所读的不一样。在文学批评的词汇里，“先驱者”一词是必不可少的，但是要尽量剔除有关论争和文人相轻的联想。事实是每一位作家创造了他自己的先驱者。作家的劳动改变了我们对过去的概念，也必将改变将来。在这种相互关系中，人的同一性或多样性是无关紧要的。写作《观察》的初期的卡夫卡并不比布朗宁或者邓萨尼勋爵更能影响写作阴森的神话和荒诞制度的卡夫卡。

布宜诺斯艾利斯，1951年

(王永年　译)

注释：

芝诺： 即埃莱阿的芝诺(Zenón de Elea)，公元前5世纪末希腊哲学家，他利用箭镞、阿基里斯和乌龟的诡辩方法否认运动的存在。

《城堡》： 是卡夫卡于1922年创作的长篇小说。主人公K踏雪去城堡要求在附近村子落户。城堡就在眼前，但历尽艰辛始终不能进入。小说未写完，卡夫卡原定的结局是主人公临终时，城堡才批准他的要求。这个城堡是整个国家的统治机器的缩影。

阿基里斯： 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全身除脚踵外刀枪不入，后被敌人用箭射中脚踵而死。

平民百姓不识和误杀神兽是中国文学的传统题材。参看容格著《心理学与炼丹术》(苏黎世，1944年)，其中有两幅罕见的插图。

韩愈(768—824)，中国唐代文学家、哲学家。贞元进士。曾任国子博士、刑部侍郎等职，因谏阻宪宗迎佛骨，被贬为潮州刺史。韩愈力反六朝以来的骈偶文风，提倡散体，其散文在继承先秦两汉古文的基础上，加以创新和发展，气势雄健，旧时列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博尔赫斯引用的文字出自韩愈的《获麟解》，相应的原文是：“麟之为灵昭昭也。咏于诗，书于春秋，杂出于传记百家之书，虽妇人小子，皆知其为祥也。然麟之为物，不畜于家，不恒有于天下，其为形也不类，非若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然则虽有麟，不可知其为麟也。角者吾知其为牛，鬣者吾知其为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为犬豕豺狼麋鹿，惟麟也不可知。不可知，则其谓之不祥也亦宜。……”

克尔恺郭尔(Soren Aabye Kierkegaard，1813—1855)： 丹麦哲学家、存在主义先驱者。

布朗宁(Robert Browning，1812—1889)： 英国诗人。

列昂·布洛瓦(Leon Bloy，1846—1917)： 狂热信奉天主教的法国小说家、评论家和论辩家。

邓萨尼勋爵： 本名Edward John Moretin Drax Plunkett，生于1878年，爱尔兰剧作家、短篇小说家，作品构思奇妙，有神话色彩。

参看T。S。艾略特： 《观点集》(1941)，第25—26页。

【赏析】

卡夫卡是独一无二的，博尔赫斯也是这样，也许世界上的每一个个体都是如此。在《卡夫卡及其先驱者》这篇文章中，博尔赫斯致力于在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的文学作品中寻找出这名奥地利人在创作上的先驱，并得出了“每一位作家创造了他自己的先驱者”这一意义重大的结论。

在博尔赫斯为卡夫卡列举出的先驱中，有古希腊的芝诺、中国的韩愈、丹麦的克尔恺郭尔、英国的布朗宁、法国的布洛瓦和爱尔兰的邓萨尼。作者的用意显然不是为了指明卡夫卡通过广泛的阅读而接受了诸多的影响，而是挖掘出了这些先驱与卡夫卡之间一种灵魂上的相似。“每一位作家创造了他自己的先驱者”，这里的“创造”带有着重新认识和再发现的含义，而绝非老图书馆长最为擅长的文学批评意义上的“虚构”。确实，文学史上有着太多这样的先例。无数的先驱为巨人的成长提供了养料，而他们的最终胜利也赋予了其先驱者更大的意义，比如莎士比亚和马洛。博尔赫斯很赞赏《神曲》中关于箭的比喻： 但丁试图让读者感觉到离弦飞箭达到目标的速度，就说“箭中了目标，离了弦”，把因果关系颠倒了，以强调事情发生的多么神速。卡夫卡也是具有神速的，不仅超越了箭靶，而且改变了二者的因果关系。

博尔赫斯的小说和文论最大程度上地涉及了对艺术本体的不知疲倦的建设，在他的观点中，事物由它本身的一面变成两面，再变成多面，再变成并非此种事物，这样的推理实际上并非推理，因为它缺乏基本的推理逻辑，但这正是博尔赫斯认为文学作品应该表现出的认识世界的形态。创造是从“多”到新的“一”的转化，是以一种方式对呈现的相关材料的感受；感受和转化蕴涵了欲求和潜能的实现，包含了对过去的设定和对未来的设计。怀特海的“美学综合体”、克里丝蒂娃的“互文性”、杰姆逊的“历史寓言化”的构想及其形成均是这一思想方式的体现。在博尔赫斯的写作中，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诗意的形式：“最初我以为卡夫卡是文坛前所未有、独一无二的；多看了他的作品之后，我觉得在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的文学作品中辨出了他的声音，或者说，他的习惯。”“这些例子的每一处或多或少都具有卡夫卡的特色，但如果卡夫卡根本没有写，我们就不至于觉察到他的特色，也可以说，特色根本不存在。……事实是每一位作家创造了他自己的先驱者。作家的劳动改变了我们对过去的概念，也必将改变将来。”

博尔赫斯还启示了我们： 写作者创造了自己的先驱，那些先驱往往是由于后者的出现才重新得到重视。如果我们像博尔赫斯那么有信心的话，则可以为每一位作家在历史长河里找到他们的先驱，在茫茫人海中找到他们的知音，“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之憾实际上永远也不会降临在作家身上。

(柳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