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利—约瑟夫·拉法耶特(Marie Joseph La Fayette，1757—1834)，法国将军和政治活动家，早期资产阶级革命中曾亲身参与过美、法两国革命并起过重要作用的人物，君主立宪派的首领之一。

拉法耶特出生在奥弗涅省(今上卢瓦尔省)夏瓦尼亚克城堡一个古老而富有的名门望族之家。1759年，其父战死沙场，这就给年仅两岁的幼儿决定了未来的军事生涯。1771年，拉法耶特在巴黎普莱西中学毕业后参军，16岁时同埃扬公爵之女阿德里安娜·诺阿耶结婚，进入凡尔赛宫廷的社交圈子。1775年升为骑兵上尉，驻防梅斯。1776年在一次军事改革中被迫退役。

十八世纪中叶出生的许多法国儿童，是在启蒙思想的哺育下长大成人的。拉法耶特也从中吸取了自由主义的养料。对军人荣誉的渴求，又使他不满足于奢华而空虚的生活。1775年北美人民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壮举，1776年宣布美利坚合众国诞生的强音，深深地打动着年轻人的心：能不能到费拉德尔菲亚独立大厅去看看7月4日11时向人们宣告自由的钟?在同美国驻法代表秘密谈判之后，不顾凡尔赛宫廷的反对和岳父埃扬公爵的阻拦，拉法耶特私人出资购买和装备了一艘船只，率领一些志愿人员，于1777年4月从波尔多港出发， 6月抵达北美。7月，费城的大陆会议授予少将军衔，任命他为大陆军司令乔治·华盛顿的副官。

拉法耶特积极参加了北美独立战争，在1777年9月11日的布朗迪维内和1778年5月28日的巴伦山等战役中都表现得很勇敢，博得了美国人民的好感，同华盛顿结下了亲密的友谊。1779年初，受美国政府的委托，返回法国求援。一回到法国，即以违命擅自去美的理由被捕。由于法英外交关系紧张，路易十六急欲了解北美大陆的政治和军事形势，终于将拉法耶特召至凡尔赛宫接见。尽管拉法耶特的援美建议未被全部采纳，但在1780年4月再度去美国时，带去了一支法国援军。1781年，被委派指挥弗吉尼亚州的军队。他巧妙地把英国康华里将军的部队引入约克镇陷井，受到华盛顿大陆军和罗尚博海军上将指挥的法国援军的包围，结果英军被迫投降，从而胜利地结束了北美独立战争。约克镇战役的胜利有着拉法耶特的一份功劳，这也是他军事生涯的顶峰。1782年返回法国。

参加北美独立战争，给这位年轻的军官带来了极大的荣誉。在欧洲，马德里热烈欢迎这位身穿光荣的共和国军装的英雄;弗里德里希二世在柏林亲切地接待他;叶卡特琳娜二世热情地邀请他到克里米亚会见。在法国，从凡尔赛宫廷到歌剧院，从巴黎到外省，到处是一片赞扬之声。

在美国的经历，使他的自由主义思想得以发荣滋长。他赞颂美国的共和制度，公开宣传信教自由和废除奴隶贸易，希望法国的新教徒和殖民地种植园的奴隶得到解放。可是他又有着贵族的血统，内心深处仍然是一个忠君者。他认为路易十六是一个好君主，只要人们同意，是可以成为“法兰西合众国”总统的。

在路易十六统治后期的法国，政治和财政危机加剧，资产阶级革命有一触即发之势。拉法耶特成为自由派贵族的领导人之一。他企图用限制国王绝对权力的办法解决危机。在路易十六为解决财政危机于1787年召开的显贵会议上，他反对国王的税收政策，要求召开三级会议，并第一个提出了“国民议会”这一名称。在革命爆发迫在眉睫的情况下，为防止革命，拯救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路易十六被迫同意召开中断了长达175年之久的三级会议。

1789年5月5日，三级会议在凡尔赛开幕，拉法耶特作为里奥姆的贵族代表出席了会议。当特权等级的大多数代表拒绝与第三等级代表一起集会，共同审查代表资格时，他是最早同第三等级代表协同行动的贵族代表之一。他主张实行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度，但这要建立在美国式的成文宪法的基础之上。7月11日，他在制宪议会上宣读了他的《欧洲人权和公民权宣言》，这是他从费拉德尔菲亚带回并珍藏达十年之久的文件。7月13日，他被选为制宪议会副主席，曾一度成为君主立宪派的实际首脑。

7月14日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狱的胜利打破了资产阶级的和平幻想，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但革命的胜利果实落到了以巴伊·米拉波和拉法耶特为首的君主立宪派手里。 7月15日，拉法耶特和巴伊率领100人组成的议会代表团来到巴黎，在市政厅广场和巴士底狱废址上受到市民的热烈欢迎。拉法耶特被民众一致拥戴为在革命风暴中成立的国民自卫军司令。他当场拔剑宣誓，表示愿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保卫自由的事业，并下令拆毁巴士底狱堡垒。7月17日，他决定采用三色帽徽作为国民自卫军的徽章。7月31日，他出现在市政厅的阳台上，向人群挥舞着三色帽徽，激动地呼喊道：“我给你们带来一枚将要周游世界的帽徽!”此时，拉法耶特声名大震，俨然成了革命的英雄。他身穿国民自卫军制服，骑着那匹著名的白马，在巴黎的城内和郊区、通衢和巷陌，到处发表演说，到处受到欢呼。他梦想成为法国的华盛顿。虽然他并不主张自下而上地推翻封建专制政体，但终究暂时顺应了潮流。他写道：“对于革命来说，需要无秩序;旧秩序只是一种束缚，在这种情况下，起义是最神圣的义务。”然而，他并不真正相信人民，曾不安地说：“这些如醉如狂的人民，将不会永远听我的话的。”他希望自己成为国王、议会和人民三者之间的调停人，在君主立宪政体下做一个受国王绝对信任的“宫相”。

7月14日革命胜利之后，国王及其宫廷一方面对革命作些表面让步，接受兰白红三色旗;另一方面利用君主立宪派的妥协态度，密调军队，准备镇压革命。10月5—6日，在饥饿威胁下的巴黎人民向凡尔赛进军，要求国王批准八月法令和人权宣言，并从凡尔赛迁居巴黎。拉法耶特劝阻未成，被迫随同国民自卫军星夜赶到凡尔赛。他全副武装出现在议会，自由主义保皇派穆尼埃质问他：“你想干什么?”他坦率地回答道：“我要保护国王”。他只身匆匆进宫觐见国王，有人叫道：“那就是克伦威尔!”他耸耸肩膀说：“先生，克伦威尔不是一个人进来的”。在拉法耶特因疲劳而休息的时候，人民群众冲进了王宫，迫使国王和王后同意与拉法耶特一起出见人民，答应迁居巴黎。从此以后，拉法耶特的政敌挖苦他说：“在他酣睡的时候，他的国王被偷走了”。然而，这次事件既提高了他的名望，又使国王受制于他。他一方面殷勤伺候国王，声言要保卫国王，维持秩序;一方面又要求国王必须对他绝对信任。国王出于无奈，不得不于10月10日任命他为离巴黎15公里范围之内的正规军司令。

1790年7月14日，为纪念攻占巴士底狱一周年，在巴黎举行了盛况空前的全国结盟节。83郡的代表和结盟军汇集首都。这一天被任命为全国国民自卫军总司令的拉法耶特出席了庆典。他第一个走上设在马尔斯广场中央的祖国祭坛，宣誓效忠“国民、法律和国王”。顿时，礼炮声和欢呼声响成一片。当他步下祭坛时，人们拥上去吻他的脸和手、衣服和长统靴，甚至吻他的马鞍和马。有人大声叫道：“你们看拉法耶特先生，他正在驰向未来的世纪呢!”此时，拉法耶特的声望达到了顶峰，他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他曾得意忘形地说：“我制服了英王的威力、法王的权势、人民的狂热”。

然而，随着革命的深入发展，拉法耶特的君主立宪主张同人民要求建立共和国的行动日益尖锐地对立起来。他得到孔多塞和西哀耶斯之助，组织了以拥护宪法和国王为宗旨的保守的《1789年会》。1791年6月发生国王出逃事件，他对被押回巴黎的路易十六采取了保护措施。7月17日，巴黎人民在马尔斯广场集会，要求审判国王、废除君主制、建立共和国。拉法耶特率领国民自卫军驱赶集会群众，并下令向拒绝离开的群众开枪，制造了约50人死亡、几百人受伤的流血事件。愤怒的群众高呼：“把拉法耶特吊死在路灯杆子上!”从此，拉法耶特的威望消失殆尽，他既受到宫廷的冷遇，又被革命群众所摒弃。10月，他辞去国民自卫军司令职务，一度隐居于他的领地。12月，拉法耶特被重新起用为一支边境军队的司令。

1792年4月20日，法奥战争爆发。拉法耶特任中路军指挥，率军进入奥属尼德兰，因北路军失利而被迫撤退。6月16日，拉法耶特从军营给议会写了一封信，谴责雅各宾派，要求巩固国王的立宪君主地位。这一行为被认为是克伦威尔式的行动而遭到尖锐批评。6月20日，巴黎人民冲进议会和王宫，指斥国王的阴谋活动使前方失败。6月28日，拉法耶特擅自离开部队意外地出现在巴黎的议会会场，以个人及其军队的名义要求惩办6月20日的肇事者，解散雅各宾俱乐部。因议会未予支持，他又企图召集国民自卫军旧部采取武力行动。但国王并不信任他。王后说：“我很清楚，拉法耶特先生想拯救我们，但谁能把我们从拉法耶特先生那里拯救出来呢?”加上国民自卫军响应者寥寥无几，就使拉法耶特为保卫君主立宪政体的最后努力遭到惨败。拉法耶特大失所望，怏怏返回部队。拉法耶特的这一行动给敌军赢得了集结军队的时间，使前方的军事形势更加恶化。罗伯斯比尔指出，“只有打击拉法耶特，法国才能得救。”

在普、奥联军重兵压境的危急时刻，巴黎人民于8月10日再次举行起义，推翻了君主立宪政体，结束了代表大资产阶级和自由派贵族利益的斐扬派的统治。拉法耶特联合阿登郡和色当市政当局，建立了一个政治中心，逮捕了立法议会派来的3名委员，企图对抗巴黎人民的革命行动，拯救路易十六。但在敌军的威胁面前，各部队决心服从议会的指挥。拉法耶特感到绝望，于8月19日离开军队，带领几名军官逃往荷兰，准备到他的第二祖国美国去。途中被奥军俘获，在马格德堡、乌尔莫乌茨等地囚禁达5年之久，直到1797年9月19日，才根据康波福米奥和约将他释放。他在汉堡、荷兰等地逗留了一段时间，于1799年雾月十八日政变之后才回到法国。拿破仑给他退休将军的年金，使他在格朗热一布莱诺城堡安静地度过了执政府和第一帝国时期。

波旁王朝复辟时期，拉法耶特恢复了政治活动。滑铁卢战役之后，他要求拿破仑永远逊位。1818年—1824年，他当选为议员，成为自由主义反对派领袖之一。1824年，应美国政府邀请访问美国，在长达15个月的旅行期间，访问了美国182个城市和乡镇，受到热烈欢迎，美国国会送给他20万美元和一大片土地。1825年归国后，被誉为“两个世界的英雄”，再次获得了崇高的声望，并于1827年再次当选为议员。

1830年七月革命时，他成了温和派共和主义的象征，被任命为国民自卫军总司令。这一次，他仍然动摇于共和制和君主制之间，并没有运用他的威望和职权来促进共和国的诞生。相反，他半被说服、半受欺骗，同银行家雅克·拉菲特一起，帮助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力浦登上了王位。1831年被解职， 成为七月王朝的反对派。

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仍致力于自由主义事业。1831年1月23日，他曾在议会发表演说，称赞1789年7月14日革命是“欧洲解放的信号”，正象1776年7月4日是“世界自由主义的信号”一样。1834年，他自诩是世界共和主义者。同年5月20日去世。1837—1840年间发表过他留下的一些回忆录，1903年发表了他在1793—1801年间的通信。

拉法耶特曾经赢得极高的声望，但也受到尖刻的詈骂。米拉波讥讽他是“宫相”、“傻瓜恺撒”，德穆兰咒骂他是“盗窃民望的惯偷”，马拉指斥他是“伪装的人民之友”、“宫廷的廉价走狗”，拿破仑嘲笑他是一个“笨蛋”，而同时代的历史学家米涅却以崇敬的口吻写道：“在我们的时代，象拉法耶特这样操守纯洁、气节高尚、声望历久而不替的人是罕见的。”综观拉法耶特的一生，他确乎是一位正直、勇敢、忠于自己信念的军人和政治家。他对北美独立战争所作的贡献，在法国大革命初期所起的作用都是毋庸置疑的。他不愧为“两个世界的英雄”。然而，他是一个富于幻想和充满矛盾的人物。在他身上，自由主义思想同高傲的贵族气派，共和主义同君主立宪主义混杂在一起。他目睹旧制度正在崩溃，但又不愿把它彻底打碎;他被卷入了革命的滚滚洪流，却又想挽狂澜于既倒。他有着军人的执拗和坚定的性格，却缺乏政治家的机敏和洞察力;他无能控制局势，也不想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50多年的政治经历并没有改变他的任何观点，终点仍在起点之处——自由主义和君主立宪主义。尽管他在北美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中所起的作用仍然是有限的，但他却是法美友谊的光荣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