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彻斯科·彼脱拉克(Francisco Petrach，1304—1374)，意大利早期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诗人和学者，人文主义的奠基者，早期资产阶级的艺术和道德观的建立与他是分不开的。
彼脱拉克的父亲原是佛罗伦萨的一个律师，因与黑党领袖不和于1302年被逐出城，迁居阿雷佐。1304年7月20日彼脱拉克即出生于此。以后几经搬迁，终于1312年迁到法国南部的阿维农，当时的教廷就在那儿。因此彼脱拉克一方面与佛罗伦萨，另一方面与教皇等上层分子都有密切联系。这种情况既关系到他的成长，也有助于他以后的人文主义活动。
彼脱拉克少时便喜好文学、修辞，对古典作品尤为倾倒，古罗马维吉尔的诗歌、西塞罗的讲演都强烈地吸引着他。但他父亲却要他成为一个法学家。因此，自1316年起，他先后在法国的蒙特波利和意大利的波伦亚学习法律。1326年他父亲死后，他得以放弃法学，自由地发展自己的爱好。同年，他回到阿维农，担任一个次要的教职。1330年到1347年，他一直在红衣主教乔万尼·科伦那手下任职，但时有中断。
在教会中的工作并不忙，这保证了彼脱拉克的收入。他一面参与教廷的一些政治、外交活动，一面不倦地学习、作诗。作为诗人，他的名声很快传开。1340年，巴黎和罗马争相邀请诗人去接受桂冠。彼脱拉克选择了罗马。1341年4月8日，他在罗马的卡匹托利山上光荣地接受了“桂冠诗人”的称号。
彼脱拉克一生不断地到处旅游。他去过西欧各著名城市，如巴黎、根特、科伦等，结织了不少学者名流。与此同时，他不惜金钱，不辞辛劳，四处收集拉丁文的古代残稿，亲自抄录古典作品。他不懂希腊文，但依然精心地收藏希腊的古代作品，并鼓励和赞助翻译这些作品。正是在他和卜迦丘的帮助下，希腊人里昂古奥·彼拉多把《荷马史诗》全部译成了拉丁文。他十分珍视古罗马的遗物，诸如钱币、碑刻、雕像，都一一加以搜集，收藏。彼脱拉克在挖掘古代文化上的贡献，在同时代人中是卓有成效的，也正是他第一个提出要来“一个古代学术——它的语言、文学风格和道德思想的复兴”。
彼脱拉克反对中世纪教会宣扬的禁欲主义，热爱生活，热爱美丽的大自然。他喜欢旅行，尤喜登高远眺。他常和友人登临古罗马皇帝戴克里先大浴室的遗址，有一次还登上了阿维农附近的文图克斯山眺望周围的景色。这在今天是不值一提的事，但在当时，为领略自然风光而登山是没有听说过的。彼脱拉克喜欢在风景秀丽的地方从事创作、研究。他的大量诗文、论著就是写成于远离市尘喧嚷的田园山庄之中。他描绘过斯佩西亚的海湾、威尼斯的港口、那不勒斯的城市。彼脱拉克已经把作为审美对象的大自然与具有实用价值的大自然区别开来。他是最早从自然中发现美的人之一。
彼脱拉克的著作很丰富，其中《歌集》、《阿非利加》、《意大利颂》和《名人列传》尤其著称于世。
《歌集》是用意大利文写成的366首抒情诗，主要歌咏诗人对劳拉的爱情。彼脱拉克是1327年在阿维农的一个教堂与劳拉相识的，虽然他们没有更多的接触，但彼脱拉克却对劳拉产生了真挚而热烈的爱慕之情。他用诗来抒发这种强烈的感情。1348年，黑死病夺去了劳拉的生命，彼脱拉克哀伤不已，又在诗中表达了沉痛的悼念之情。有人怀疑劳拉的故事纯属虚构。但重要的是，彼脱拉克与教会的禁欲主义相对，用细腻的笔调坦率地表达了世俗人们向往幸福的内心世界。他摒弃了中世纪骑士文学中令人高攀不上的贵族妇女的形象。他也没有象但丁那样，把爱情象征化、哲理化。他描写、歌颂的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间妇女。他使爱情诗更接近生活，充分反映了人文主义的精神。《歌集》主要采用了14行诗的形式，这是他从普罗旺斯“温柔的新体”诗派那儿继承过来的，但他使之达到了完美的境地。无论是《歌集》的内容还是形式，都对以后欧洲的诗歌发生了巨大而持久的影响。
彼脱拉克的《阿非利加》(始作于1338年或1339年，但一直未完成)是描述第二次布匿战争的。这首用拉丁文写的长诗，颂扬了罗马将领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西庇阿击败了迦太基统帅汉尼拔，战功可与庞培、恺撒相比。对阿非利加的赞美，实际上是对伟大的意大利民族之赞美。
中世纪的意大利，政治上处于四分五裂，常遭德意志、法兰西、西班牙等国的侵扰，始终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家。彼脱拉克在《意大利颂》中，表达了他反对封建割据、渴望统一的强烈愿望，诗中写道：
“我的意大利啊!
纵然我的诗句不能治好
那些折磨你美好躯体上血迹斑斑的创伤，
可我的心好象生了重病，
我的叹息从庄严的海岸吹到了台伯河上。
……
看吧，
我的祖国，
你所喜爱的我的故乡，
正在为无名原因引起的战争
和那不能抑制的纠纷，
受着多么残酷的
折磨和煎熬!”
彼脱拉克的《名人列传》是用拉丁文写的，书中写了21位伟大的罗马人——从罗慕洛到恺撒的传记。彼脱拉克试图通过历史名人的传记，提供一部罗马史，并把过去强大的罗马帝国与四分五裂的意大利现状进行对比，从而进行爱国爱民的道德教育。然而撰写历史非彼脱拉克的特长，他未能批判地运用史料，正确地反映历史事实和英雄人物的面貌。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彼脱拉克已明显地感觉到了自己是处在一个新时代。这个时代与古代希腊罗马时代有类似之处，与处于古代和现代之间的时代却大不相同。这样，他就形成了历史发展三阶段论。古代和现代是历史发展的两个高峰，而中世纪(他有了“中世纪”这个概念的最初萌芽)是黑暗的、倒退的时代，它应该结束。可见他对中世纪从历史的角度作了批判。
不过，诗是彼脱拉克的主要武器。他用诗猛烈抨击教廷的黑暗：
“这里是数不清的悲伤，野蛮凶狠的庙堂，
这里是邪教徒的寺院，引入邪途的学堂，
这里是眼泪的发源地，
是黑暗的监狱，是个充满欺骗的场所，
在这里， 善良被扼杀，
凶恶却在成长，
这儿是人们死前的黑夜和地狱，——
难道上帝不将惩治你?”
他也用诗鞭挞热衷于内战的诸侯：
“唉!命运把统治国家的政权
给了你们，
你们对国家可并无同情之心……
你们污辱了故乡
这块最好的土地，
彼此互相残杀敌对无情……”
他用诗向意大利呼吁，“挣脱你身上沉重的锁链”，争取统一和独立。100年后，意大利早期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家、历史学家马基雅弗利还在其《君主论》的书尾附上彼脱拉克的诗句，以祈祷意大利早日实现统一：“美德，面对狂暴，拿起武器站了起来。战争立刻就要结束，因为，在意大利民众的心中，古代的勇气尚未泯灭。”
1347年彼脱拉克曾支持过发生在罗马的科拉·迪·里恩佐起义，这次起义一度建立了共和国。起义失败后，他还致书罗马人民表达了自己的婉惜之情。1351年他拒绝了位尊禄厚的教皇秘书职务，为的是能为罗马人民进行一些有意义的改革。他提出君主应是臣民的父亲，而不应是他们的主人。君主应治理好国家，维修教堂和公共建筑，维持城市治安，疏导沼泽，保证酒和谷物的供应，帮助无依靠的患病者，反对野蛮的骑士比武。这些反映了他较进步的政治思想。
彼脱拉克终究是一个处于两个时代交替时期的人，时代的矛盾在他的身上也反映出来。他大胆地追求世俗幸福、名誉，但他对基督教的道德观念的批判是不彻底的。他在《秘密》(作于1342年秋和1343年冬，1353年和1358年修订)中以向奥古斯丁忏悔的形式表白了他内心的斗争，认为自己对爱情和对荣誉的追求是罪恶的。不过，他承认自己不能改变，并认为尽管沉迷于个人世俗生活，人仍然能找到通向上帝的道路。这反映了人文主义的宗教观和道德观，基督教的因素并未被彻底排除。对于教廷，彼脱拉克一方面攻击其腐败，一方面又长期在教廷中任职，并与几位教皇过从甚密。此外，作为一个早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彼脱拉克的生活有一个时期是放荡的。而他的思想和活动也都充满了个人主义色彩。
彼脱拉克很少长时期地定居于一地。其后半生主要往来于意大利的一些城邦之间，先后在帕尔马的卡拉乔、米兰的威斯孔第以及帕图阿的卡拉拉等宫廷中待过，也曾一度是威尼斯共和国的宾客。在此期间，各城邦常借他做些外交工作。最后，他在一个小村阿克瓦买下一所房子。1374年7月18日至19日晚彼脱拉克就在这个村子去世。当人们发现他的遗体时，他的头还埋在维吉尔的手稿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