悉德尼·韦伯(Sidney Webb，1859—1947)和比阿特丽丝·波特·韦伯(Beatrice Potter Webb，1858—1943年)夫妇，著名的英国工联主义和费边社会主义理论家，改良主义政治活动家，知识渊博的学者。

悉德尼·韦伯1859年7月13日诞生于伦敦一个中下阶层的家庭，早年曾就学于瑞士和德国梅克伦堡等地，16岁离开了正规学校，但他并未中断学业，他白天工作，晚上上夜校。勤奋的学习使他得以考取文官，并于1884年取得律师资格。他曾在政府军事、税收和殖民事务部门任职10余年。

韦伯进入社会，开始政治活动的年代，正值英国社会大动荡的时代。工人运动中旧的工联主义思潮走向衰落，非熟练工人觉醒，罢工运动风起云涌，马克思主义日益广泛传布，各种社会主义组织纷纷出现。1884年，一个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组成的、自称是社会主义的小团体“费边社”在伦敦宣告成立。由于形势和环境的促使，韦伯在思想上和费边社接近起来。1885年，经挚友肖伯纳的介绍，韦伯正式加入费边社，并立即成了这个组织的领导成员之一和最杰出的理论家。费边社的名称来源于古罗马的一位将军费边，他企图采取迂回和避免决战的战术战胜迦太基军队。这个名称鲜明地标出了费边社的改良主义性质。最初，这个组织的成员在韦伯的发起和带动下，主要从事于对英国社会经济问题的系统研究。1887年，韦伯为费边社起草了第一个宣传性的小册子《社会主义者须知》(这本小册子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还一再修订再版)，指出，要改革现存社会，首先要了解这个社会，要研究它，认识它。1889年，作为费边社的执行委员会委员，韦伯以资产阶级经济学和政治理论为根据，发表了题为《社会主义的历史基础》的公开演讲，演讲作为费边社的纲领性文件编进了《费边论丛》(1889年)。这篇演说大大加强了费边社的影响。

在这篇演说和收入《费边论丛》的其他论著中，韦伯、肖伯纳等费边社领导人第一次公开、系统地阐明了费边社会主义的理论。韦伯在演说中描绘了一幅资本主义通过议会斗争、“渗透”和劝说和平进化为社会主义的蓝图。他反对无产阶级的革命变革，反对“破坏”或突然地改变“整个社会组织的连续性”，认为重大的、根本的变革只能是“民主主义的”、“渐进的”、“合乎道德的”、“合乎宪法的与和平的变革”，旧制度只能“逐渐进化到新制度”，社会改组只能“一点一滴地实现”。进化到社会主义的具体途径就是逐步实现私人资本和土地的国有化和市有化，扩大市政机构的权力，建立所谓“市政社会主义”，以改变社会的资本主义性质。韦伯认为，这样一条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路线是一百多年来欧洲民主主义发展的自然结果。英国已经是一个民主国家，工人阶级已经取得选举权，问题不是要夺取政权，而是要通过选举，把足够的社会改革家选进议会;要实行“渗透”政策。什么是“渗透”政策?韦伯在他1919年为《费边论丛》写的“绪论”中有一段精辟的表述，他写道：“我们坚定不移地相信我们所谓的‘渗透政策’——那就是说，把社会主义思想与社会主义计划，不仅要注入到完全信奉社会主义的人们的思想里，同时也要注入到与我们见解不同的人们的思想里——我们不遗余力地不仅在自由党人或急进主义者中进行这种宣传，也在保守党人中进行这种宣传;不仅在工会运动者和合作主义者中进行宣传，也在雇主们及金融家们中进行宣传。只要有机会，我们就把符合于我们的方向的观念和计划向他们进攻。”

显然，韦伯在这里所倡导的是一条否认阶级斗争、主张阶级合作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路线。他的理论的根本错误在于：他抹杀资产阶级国家和无产阶级国家的根本区别和对立，抹杀两种阶级利益的尖锐对立，妄图调和阶级矛盾，取消无产阶级革命。所以尽管他们自诩为社会主义者，实质上他们的费边社会主义是费边改良主义。费边社的理论宣传极大地阻碍了马克思主义在英国工人运动中的迅速传播。

然而，费边派的说教在资产阶级知识界却博得了颇多拥护者，比阿特丽丝·波特就是其中之一。比阿特丽丝是英国有名的合作主义者，她1858年1月22日生于格洛斯特一个工业界大富豪家庭，自幼通过自学阅读了大量书籍，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她经常同父亲的朋友们讨论各种问题，思想上特别受到唯心主义社会学家赫伯特·斯宾塞极大影响。她还在家乡时，就同工人阶级的合作运动发生了联系。1887年，她在伦敦开始了社会活动，主要关注于社会贫困问题。在帮助表兄查尔斯·布什(一个社会改革家)研究伦敦人民的生活和劳动状况时，她了解到许多下层人民生活的现实。1891年，出版了她在兰开夏收集的资料的基础上写成的《英国合作运动》，这本书实际上成了宣传合作运动的一本经典。合作主义者否认社会的阶级区分，只把社会区分为生产者和消费者，宣扬通过发展合作社的办法逐步消灭资本主义，这也是一种改良主义思潮。

在搜集、研究有关英国早期经济状况的资料时，比阿特丽丝结识了韦伯，1890年他们第一次建立了联系。韦伯立刻爱上了她。于1892年结婚。婚后俩人立即到苏格兰的格拉斯哥和爱尔兰的都柏林搜集关于工会运动的资料。

1892年以后，韦伯夫妇在伦敦安了家。韦伯辞去了他在政府机构中的文官职务，仅仅保留了在伦敦郡议会中的职位以及同费边社的联系。他们决定靠比阿特丽丝每年1000英镑的遗产和稿费收入维持生活，以便空出更多的时间从事著书立说和参与社会改革。他们的住所很快就变成了一个产生一系列著作的“工厂”和独特的社交中心。在这里，经常进行着围绕各种社会、经济问题的热烈争论。在这段时间里，他们有大量著作问世，诸如人们所熟知的《英国工会运动史》(1894年)、《产业民主》(1897年)等。作者在这两部著作中提供了大量有关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和工会运动的历史资料。但由于他们的指导思想是改良主义的，他们撰写这些著作不是要揭露英国工人运动陷入工联主义歧途的原因，并指出其前进的方向，而是要通过探讨工人运动的理论和实践，论证其改良主义理论的正确。作者斥责英勇的宪章运动的参加者幼稚无知，是工人阶级“年青时的过错”;赞扬工联主义的工会组织是工人运动中的“新精神”、“新模范”。为了给费边社的“市政社会主义”理论寻求历史根据，这个时期，韦伯夫妇还钻研了十七到二十世纪英国地方政府机构的历史，出版了不少作品。

除著书立说外，这些年间韦伯夫妇还积极投身于工会运动和社会改革。韦伯在担任伦敦郡议会议员(1892—1910年)和伦敦大学评议委员会委员(1900—1909年)期间，参与了一系列教育改革活动。他创立了公立中级教育制度和初级学校学生奖学金制度;大力赞助在伦敦创办技术学校和其他职业学校;此外，韦伯夫妇还创办伦敦经济学院，参与改组伦敦大学，参与制定1902年、1903年教育法等。这些措施和法令加强了国家政权机关对教育事业的领导和管理，确立了一些全国性的教育制度，改善了国民教育赶不上经济发展的步伐、低于大陆国家教育水平的落后状况。韦伯夫妇之所以如此热衷于教育改革，是因为他们希望通过改革，提高国民的教育水平，从而为把他们的社会改良主义灌输、“渗透”到国民思想中去创造条件。

与此同时，韦伯夫人参加了1905年关于济贫法问题的王室调查委员会，调查工作至1909年结束。由于意见分歧，委员会提出了两个报告，多数人主张仍然保留济贫法;韦伯夫人则是有名的“少数派报告”起草人，她建议取消济贫法，代之以广泛的社会保险。这个建议清楚地反映出费边社会主义者的所谓“福利国家”观点。

1914年以后，韦伯夫妇加强了在工党中的活动。费边社从1900年工党的前身“工人代表委员会”成立时起就参加了进来，除短期外，一直是工党的一个人数不多、但举足轻重的集体成员。原来，费边社主要热衷于同资产阶级自由党人合作;二十世纪以来，自由党逐渐失势，他们就把注意力转移到以广大工人群众组织为基础的工党，努力向工党灌输改良主义思想，使费边社会主义成为工党的思想、理论基础。韦伯夫妇在其好友、工党首领阿瑟·汉德逊支持下，积极在工党中进行活动，影响大增，在1915—1925年期间是工党执行委员会的成员。1918年，韦伯为工党起草了重要的政治宣言《工党与新社会秩序》，它成了工党以后30多年政策的理论基础。宣言提出的充分实现就业，工业的民主监督，以税收补贴社会公共事业，扩大国民的教育、文化福利事业等4项原则，浸透着“福利国家”思想，抹杀工党本身的阶级性，强调工党已“从一个仅仅代表体力劳动者的阶级利益集团转变成一个全民性的、具有完善组织的政党”。

1919年，韦伯以矿工联合会专家身份，参加了以散基法官为首的煤炭工业状况调查委员会，调查研究煤矿的管理，处理当时正日趋激化的劳资纠纷，战后，工人阶级掀起了罢工运动的新高潮，斗争最激烈的是最富于战斗性的煤矿工人。1919年1月，矿工联合会向政府提出要求增加工资， 7小时工作日，矿井收归国有。政府拒绝了矿工的要求，后者决定罢工。散基委员会经过紧张的工作，提出了一个调查报告，满足了工人群众的部分要求，平息了群众的情绪，取消了罢工的决定。委员会的调解当然只是延缓了矛盾的爆发，但它使政府赢得了喘息机会。韦伯在散基委员会中的活动深得多方面的赞许，1922年在各界支持下，他在达勒姆郡当选为议员，为他日后进入工党政府创造了条件。在1924年和1929—1931年两届由麦克唐纳任首相的工党内阁中，韦伯先后出任过贸易大臣和殖民事务部大臣，1929年受封为帕斯菲尔德男爵，进入上院。

作为费边社的创始者和领导人，韦伯夫妇虽然长期坚持并宣扬其费边改良主义理论，并为达目的而不懈地奋斗，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帝国主义渐趋衰落的现实，又屡屡使他们失望。1923年，韦伯夫妇出版了他们的新作《资本主义文明的衰亡》，这本书在基调上虽然仍没有触动资本主义的实质，主张以同志式的感情代替人与人之间的斗争，和平改造资本主义;但它以主要篇幅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指出资本主义制度是导致普遍贫困、收入不平等和个人自由不平等的根源，是引起1914—1918年世界大战的原因。作者哀叹“资本主义文明正在我们眼前崩溃”，它将“逐渐地被更适合于当时需要的其他制度取而代之”。书中对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和下层人民群众的贫困、苦难表露了深刻的同情。

1917年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给了韦伯夫妇以深刻影响。他们对新生的苏维埃俄国产生了极大兴趣。为了亲眼看看这个新生事物，学习十月革命胜利的经验，便于更清醒地展望英国工人运动的前景，1932年5月，韦伯夫妇以年逾七旬的高龄访问了苏联。在两个月的时间里，他们参观访问了城市和农村，工厂和学校，在从波罗的海到黑海、从西部边界到乌拉尔山的广大地区，到处都留下了两位老人的足迹。3年以后，他们出版了《苏维埃共产主义是新的文明吗?》一书，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苏联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取得的成就作了详尽的介绍和评论。书中对比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民主”、“平等”，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虚伪性，批驳了资产阶级对苏联的种种污蔑，这一著作的问世因此遭到了资产阶级报刊的攻击。

1943年4月30日和1947年10月13日，韦伯夫人和韦伯先后与世长辞。

韦伯夫妇是英国工人运动史上两个很有影响的人物。他们在自己漫长的一生中积极从事社会问题的调查研究，参与社会改革的实践和工会运动实践，并且留下了大量著作。和他们的实践活动一样，他们的著作在指导思想上是改良主义的，这种改良主义不仅当他们在世时给工人运动以有害影响，在他们死后这种影响仍然存在。但是，他们的思想观点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他们不同时期的著作是他们所生活的不同时期的特征的反映。他们早期的著作着重宣扬费边社会主义和他们的“和平长入”的“渗透”政策;到后期，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他们思想上引起巨大震动，在英帝国主义日趋衰落、工人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他们的著作也加强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揭露和批判，并反映出他们对日益破产的改良主义既仍要抱住不放、又对之怀疑、失望的某种矛盾心理。此外，韦伯夫妇的著作中汇集了大量历史文献资料和他们亲身实践活动的记录，这些都为后世研究英国工人运动史乃至整个这段时期的历史，提供了一份宝贵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