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诺尔德·约瑟夫·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1975)，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当代思辨的历史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

汤因比于1889年4月14日生在伦敦，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他的祖父是英国第一流的耳鼻喉科医学专家。父亲哈利·维·汤因比是社会工作者，母亲萨拉·马歇尔是英国妇女中最早获得学院学位的人。汤因比受其母亲的影响很深。他在《我的历史观》一文中曾说，他之所以成为历史学家而没有成为哲学家或物理学家，是由于母亲是一个历史学家。

汤因比童年就学于温切斯特。1907年，他到牛津大学贝力奥尔学院学习希腊、罗马的古典著作。1909年，在阿·齐默恩爵士的指导下从事研究工作。齐默恩爵士被认为是一位沟通了希腊史和当代史的人，对汤因比影响颇深。1911年，汤因比在雅典的大不列颠考古学校学习。在此期间，他在希腊徒步旅行，查访义巴敏达和菲罗波门的遗迹，思考这些文化废墟与现代文明的关系。这些经历对汤因比以后的历史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912年，他回到牛津大学贝力奥尔学院，担任古代史导师。就在这一年，他与罗莎琳德·默里结婚。汤因比的岳父吉尔伯特·默里是牛津大学杰出的古典著作教授。

1915年，汤因比在英国外交部情报司任职。1919年，他作为英国代表团的成员出席巴黎和会，同年被任命为伦敦大学科雷斯讲座拜占庭和近代希腊语、文学、历史教授。1921—1922年希土战争期间，他作为《曼彻斯特卫报》的记者到土耳其、希腊等地采访，1922年写出了《西方在希腊土耳其的问题》一书。1925年，汤因比担任伦敦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研究主任，伦敦大学国际关系史研究教授。

1929年，汤因比因被邀参加在日本举行的太平洋关系学会的会议，经欧洲到中东，到过印度和中国;会后从西伯利亚大铁道回到西方，历时六个月。1931年他写了《中国之行》一书。从书中标示的旅行路线看，他到过上海、南京、天津和北京，可以看出他对中国之向往。

1936年，汤因比应纳粹法律协会之邀在德国作讲演。他曾会见过希特勒。汤因比为此受到批评，他却辩解说：研究纳粹是我在查塔姆学会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不会见他们又如何能研究他们呢?他认为：“纳粹确实打破了人类先前的卑劣的记录”。这种看法表明了汤因比对纳粹的基本态度。

1937年，汤因比被任命为英国科学院研究员。1943—1946年，他担任过外交部研究处主任职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再度作为英国代表团的成员出席巴黎和会。

1945年，汤因比与罗莎琳德·默里离婚。1946年，与他在查塔姆学会的一位同事维朗尼卡·鲍尔特结婚。汤因比曾经谈到，他先后曾同两位妻子合作，从1924年到1956年出版了多卷本《国际事务概览》，从1927年至1954年出版了《历史研究》的头10卷。鲍尔特在他们退休之后，仍为汤因比的书作索引。1955年，汤因比获得牛津大学和伯明翰大学荣誉文学博士称号。同年退休，被授予退休的功勋教授荣誉称号。此后，他一直从事研究和著述。1975年10月22日病逝，终年86岁。

汤因比学识渊博，是一位多产作家。据说他精通五种语言，用古希腊语思索如同英语一样娴熟。

他的主要著作有：《民族和战争》(1915)、《新欧洲》、《巴黎和会后的世界》(1925)、《文明经受着考验》(1948)、《战争与文明》(1951)、《世界与西方》(1953)、《一个历史学家的宗教观》(1954)、《基督教在世界各大宗教中的地位》(1958)、《希腊文明时期：一个文明的历史》(1959)、《美国与世界革命》(1962)、《汉尼拔的遗痕：布匿战争对罗马生活所产生的影响》(两卷本，1965)、《我所认识的一些当代人物》(1967)、《我的经历》(1969)。汤因比死后出版了两部著作：《选择生活》(汤因比与池田大作的对话，1976)和《人类和大地》(1976)。此外，他还经常为《国际事务》、《民族》、《亚细亚》、《现代评论》等杂志撰稿。

汤因比之所以在西方学术界引起巨大震动，不在于他的著作之多，而在于他在《历史研究》(共12卷)的巨著中提出了一整套历史哲学，建立了他的历史理论体系。汤因比认为，他的历史哲学有两个主要论点：第一，历史研究的最小的、可以理解的单位是文明和社会，而不是一个一个的民族国家;第二，所有的文明在哲学的意义上都是平行的、同时代的。这两个论点贯穿于《历史研究》著述之中。

第一个论点是汤因比的历史哲学的出发点和归宿。他把6，000年的人类历史分成为26个文明。每个文明的发展都经历过五个阶段，即起源、生长、衰落、解体和死亡。他认为文明的起源和生长都是挑战与应战相互作用的结果。历史的前进是由于富有创造性的少数人发挥了创造性的结果。

汤因比写道，历史“活动的源泉从来不会是社会本身，而总是个人;创造性的活动在一定意义上总是由具有超人天才的人完成的;……在任何社会里，这种创造性的人物总是少数”，少数富有创造性的人创造文明，并推进文明的发展。他们的成功与失败，甚至他们的寿命长短都决定着历史的进程。至于大多数人，就其本性而言，同原始社会的人没有什么区别。他们没有任何创造性，只能进行“机械地”模仿。他们只能“听从”和“追随”“少数富有创造性的人”;否则，“他们便无法前进”。领袖的任务就是使大多数人变成他的信徒。汤因比说，即使在文明的解体时期，富有创造性的少数人仍要充当救世主的作用。汤因比视人民群众(即他说的大多数人)在历史上只是任人摆布的群氓，而少数“英雄人物”才是历史的创造者，从而陷入历史唯心主义的泥坑。

汤因比认为，在26个文明中有18个已经死亡或处在垂死挣扎的阶段。而剩下的八个文明中的七个在不同程度上也处在被西方基督教文明或消灭或同化之中。西方的文明也不可避免地要走向死亡。然而，汤因比不愿意也不想看到这种结局。他说，西方的文明“不一定非服从命运的安排”。在这方面汤因比既不同意斯宾格勒的宿命论，又否定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发展规律的学说。他写道：“我和那位著名的德国哲学家斯宾格勒的主张正好相反”，“我并不相信命中注定的说法”。同时，“我的看法是和历史唯物主义相反的”。在汤因比看来，只要“知道了其它文明的命运，这种知识乃是一张告诉我们哪里有暗礁的海图。如果我们有胆量使用它，知识就可以变为力量和救星”。他企图根据这样的“海图”，为资本主义制度寻求免于死亡的“药方”。

在论及文明衰落的原因时，汤因比承认是内在的。他说：“衰落起于内部的疾病，而且必然先于表面的物质原因而出现。”但对于社会制度的新旧更替，汤因比不是看作新的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冲破旧的生产关系，摧毁与这种生产关系相适应的旧的上层建筑的历史过程。他的解释是：少数人不可能永远保持着创造性，他们一旦失去了创造性，自然而然地就失去了“影响那些没有创造性的广大群众灵魂的魔力”。没有魔力，群众就不会再进行模仿了。富有创造性的少数人也就“退化”为统治的少数人。为了维持统治，他们就采取压服的办法，群众就产生了“离心离德”。压力越大，反作用也越大。于是，大多数群众便起来反抗少数统治者。

汤因比说，“大一统国家”的出现，就是文明衰落的开始。衰落仅仅意味着生产长期停滞，这个衰落时期可以长达几百年。他还认为：“一种文明甚至可能在衰落的深刻痛苦中，依然享有物质的福利和繁荣”，出现“深秋的温暖”，或“黄金时代的回光反照”。他根据这个理论，说中国文明的衰落是从秦汉时期开始的，日本则是从丰臣秀吉的统治和德川幕府时期开始的。然而，历史的事实恰好相反。中国是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特别是汉、唐以来有了较大的发展;而日本则是从德川幕府垮台后的明治维新开始突飞猛进地赶上了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汤因比的上述理论和解释是不符合实际的，因而是不科学的。

汤因比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历史观，看待西方历史的发展。他说：“我是一个西方人，我和西方的未来息息相关;我高度评价西方的文明，我不想看到它的灭亡。”他认为西方还没有形成“大一统的国家”，所以它的文明(即资本主义文明)也就不会没落，而且会永远存在下去。

汤因比历史哲学的第二个主要论点是，所有的文明在哲学的意义上都是平行的、同时代的、等价的。这也就是汤因比的时空观。在他看来，人类存在的时间至少有30万年。从最早出现的文明到如今也不过6，000年。文明存在的时间与人类存在的时间相比，仅占2%。由此汤因比得出结论：所有的文明都可以说是属于同一个时期的。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认为“修昔底德①的世界和我的世界，现在已经证明在哲学意义上讲是同时代的”。

汤因比的所有文明都是同时代的理论，否认了历史的前进性。这个理论必然导致他走向历史相对主义。他说，“对于同一件历史事件，常常可以合理地进行几种不同的分析，其中每一种分析，都可以表现为一定的历史真理”。他完全同意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的所有的历史都是现代史的观点。他说“一个人决不能摆脱他在时间一空间上所处的环境，用一个假设的上帝的眼睛在宇宙和时间之外来看待事物”。

汤因比承认他的历史观是被他自己的生活经验涂上了一层色彩的，而且这是由他一生中所经历的各种事情的经验促成的。他还谈到自己是当代社会的一个成员，他和这个社会的继续存在有着某种利害关系。这种关系对历史学家来说，可能是曲解历史的因素。这是汤因比坦率的肺腑之言。

对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影响较大的，还有两个重要因素。一是他受教育的年代里，接受的几乎全部是希腊和拉丁古典作品的教育;二是他是作为英国正统的基督教徒被培养成长的。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在易受影响的年龄时就泡在圣经里，泡在希腊和拉丁的古典作品中。圣经，包括圣经的语言，当然也包括圣经对历史的看法，都在我的一生中和我待在一起。”

这两种因素给他带来两种影响。首先是汤因比在研究历史时，采用的是比较分析法。他在研究每一个文明时，总是把它与希腊、罗马文明和西方文明进行比较研究，从而避免了文化沙文主义。因此他反对以西方为中心的历史观。他认为，西方中心主义是明显的主观主义，是歪曲了现实的。同时这也使得他比较重视其它地区的历史，看到了东方的巨大生命力。其次是使汤因比在研究历史时离不开圣经。他认为他的职责是“体会神”、“找到神”。他的《历史研究》一书中经常引用圣经故事，使用圣经的词句，就是最好的证明。

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一问世，就在西方引起巨大反响。有人认为，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开辟了历史研究的“新道路”，发现了历史规律的唯一理论，是二十世纪精神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他们认为，汤因比是一个大胆而充满想像力的人;他的著作既表现了哲学家的深思熟虑，又表现了一个极为细心的实证主义者的技巧能力。有的人则认为，汤因比的体系根本站不住脚，是建立在沙滩之上的，他的体系就象一个杂乱无章的“卸货场”。但不论是褒者还是贬者，都承认汤因比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历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