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玛目·朋佐尔(Imam Bonjol，1772-1864)，印度尼西亚近代历史上著名的伊斯兰教改革家和民族英雄，1821—1837年西苏门答腊人民抗荷斗争的领导人。

伊玛目·朋佐尔原名穆罕默德·沙哈布，出生于西苏门答腊米南加保一个伊斯兰教师家庭，自幼受伊斯兰教教育。当他稍懂伊斯兰教教义时，就开始帮助父亲从事宗教教育，因而取得了彼托·沙里夫的称号，意为伊斯兰教师沙里夫。

当穆罕默德·沙哈布开始从事宗教活动时，在米南加保的穆斯林社会已经出现了势不两立的两个宗教集团：一派是伊斯兰教旧教派，他们因穿着黑衣而又叫做黑衣教派;另一派是新教派，或帕特里教派①，他们因穿着白袍，又称为白衣教派。伊斯兰教旧教派代表米南加保王室、封建贵族和部落长老(邦胡鲁)的利益，力图保持米南加保包括封建母系家长制在内的一切旧制度和传统风俗习惯。帕特里教派则代表正在发展中而在政治上处于无权地位的伊斯兰教商人阶级和传教士的利益。

早在1803年，刚从麦加朝圣回来的伊斯兰教传教士哈只·米斯金等人，便开始在米南加保传播瓦哈比教义。伊斯兰教改革运动(即帕特里运动)遂以此为开端而在米南加保蓬勃发展起来。不久，穆罕默德·沙哈布在朋佐尔建立了帕特里教派的一个新中心，自称伊玛目·朋佐尔，意为朋佐尔教长。他后来就以这个称号而闻名于世。

伊玛目·朋佐尔高举“纯正伊斯兰教”的旗帜，大力传播帕特里新教，反对封建贵族和部落长老的腐败统治，主张用封建父系家长制来替代封建母系家长制，抨击传统的旧风俗如斗鸡、赌博、抽鸦片等，坚持严格遵守伊斯兰教的原始教义。帕特里教派迅速地由和平传教发展为暴力传教，强迫米南加保人民接受新教，并服从如下命令：一天一夜礼拜五次;严禁吸烟，吃槟榔，抽鸦片，喝酒，斗鸡和赌博;帕特里教徒必须剃光头，留长胡子，穿白袍，戴白头巾，脖子上挂着内装古兰经的小红袋，左手持念珠，右手持剑;禁止男人穿丝绸衣服、佩戴金首饰和裸体洗澡：妇女必须穿白袍，蒙上面纱。违者将被处死，财产予以没收。以伊玛目·朋佐尔为首的帕特里教派的势力迅速地扩展到米南加保广大地区。

帕特里教派的暴力传教活动，尤其是帕特里教派任意屠杀米南加保王室成员、封建贵族和部落长老，以及没收他们的财产，把旧教派被俘人员沦为奴隶等等作法，引起了旧教派的强烈愤怒。于是，在米南加保爆发了持久而激烈的宗教战争。这场宗教大厮杀，从1805年左右一直进行到1821年。帕特里教派势如破竹，他们所到之处，封建主族和贵族的世袭领地，以及各部落邦胡鲁的权力，皆被剥夺殆尽。到1821年时，伊玛目·朋佐尔已拥有一支5万人的军队。朋佐尔发展成为米南加保的宗教文化、手工业和商业中心，并建成一座坚固的堡垒。旧教派由于生活腐化，缺乏战斗力，内部不团结，组织松散，没有统一的领导等原因，节节败退，势力大衰。

1819年，荷兰重新侵占西苏门答腊巴东等地。被帕特里教派打得落花流水的旧教派乞援于荷兰殖民者，企图依靠荷兰殖民军队来消灭帕特里教派，恢复和保持自己的传统权利。荷兰殖民政府为了扩大在苏门答腊的版图，培植效忠于荷兰的封建势力，抑制乃至消灭伊斯兰教商人的走私贸易，发展咖啡、胡椒、食盐的垄断贸易，也乐意帮助旧教派。1821年2月，荷兰和米南加保王国(由14名旧教派邦胡鲁为代表)签订了协定，规定米南加保割让给荷兰，荷兰殖民当局派兵镇压帕特里教派。

1821年4月，荷兰侵略军开始向帕特里教派发动进攻。帕特里教派受到米南加保人民的拥护，军民并肩战斗，奋勇抗击荷兰侵略军。从此，帕特里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从宗教战争转变为反对荷兰殖民主义的人民起义。起义地区几乎囊括了米南加保大部分地区。在苏里特艾尔、西马旺、武吉西槟榔、塔纳达塔尔、林陶、巴东希里尔等战役中，帕特里起义军沉重地打击了荷兰侵略军。荷兰虽然不断从爪哇增派援军，仍无力扑灭帕特里起义军。

荷兰殖民者为了争取喘息时间，重新部署兵力，要求同伊玛目·朋佐尔停战讲和。1824年1月22日，荷兰与伊玛目·朋佐尔签订了《马桑和约》，规定帕特里教派与荷兰政府之间停止敌对行动，保持和平友好，双方进行自由贸易。不久荷军违约，向帕特里起义军发动进攻，战事又起。1825年7月，蒂博尼哥罗在爪哇发动了抗荷起义。荷兰殖民者为了集中兵力镇压爪哇人民起义，同年11月再次与帕特里教派签订《巴东和约》。该条约规定：荷方仍然占据自己的碉堡，以防止当地居民(指新教旧派)之间相互征战;荷军和帕特里教派停止相互进攻;荷兰政府承认帕特里教派诸领袖在林陶、利马普鲁科托、塔拉维和卡芒的统治权;双方保证商旅和返回家园的逃亡者或难民的安全;荷兰政府不干涉当地居民的宗教事务和信仰。1826年9月，荷兰殖民当局把原驻米南加保的5，000名士兵和17名军官调往爪哇岛。在米南加保的荷军只剩677人，而且分散在17个军事据点。帕特里教派对荷兰殖民者不信任，实际上没有遵守和约关于停止敌对行动的规定，乘此有利时机不断向旧教派进攻，也经常袭击荷军占领区。到1829年，伊玛目·朋佐尔的势力已扩展到米南加保北部的曼达希令和巴塔克地区;而荷军由于兵力不足，在1830年爪哇战争结束之前，在米南加保基本上采取守势。这个时期，帕特里教派内部主张和平传教的温和派和坚持暴力传教的暴力派之间发生日益尖锐的矛盾，而伊玛目·朋佐尔则在两派之间左右摇摆。帕特里教派不可能采取一致行动来对付与荷兰结盟的旧教派，这在客观上有利于荷兰保持它在米南加保的地位。

1830年3月爪哇人民起义被镇压之后，荷兰殖民当局迅即调兵遣将，加强对帕特里起义军的攻势。1832年荷军先后占领了起义军的重要据点阿加姆、朋佐尔和利马普鲁科托。几乎整个米南加保地区落入荷兰之手。1832年9月，伊玛目·朋佐尔被迫同荷军讲和。但和平局面没有维持多久。荷军在朋佐尔等占领区横行霸道，随意霸占清真寺和老百姓住宅，大肆抢掠，强迫居民从事繁重的劳动，激起了米南加保人民的愤怒。1833年1月，抗荷起义的烈火又在米南加保广大地区熊熊燃烧。伊玛目·朋佐尔率领起义军夺回了朋佐尔。

这时候，原来投敌的旧教派和荷兰殖民者之间也发生了矛盾。荷兰殖民者任意干涉部落内政和旧风俗，征收市场税和各种苛捐杂税，强迫旧教徒充当苦力，搬运军需物资和修筑公路、碉堡，强迫他们种植咖啡树和胡椒树，并且规定必须低价出售他们的农产品。这些措施引起旧教派的强烈不满。因此，旧教派和帕特里教派的矛盾有所缓和，他们逐渐联合抗荷。1833年4月，旧教派和帕特里教派联合发表《巴卡尔鲁荣号召书》，号召两派人民联合抗荷。当然，也有一些旧教派头目死心塌地地充当荷兰殖民者的走卒。

从1833年9月起，荷军长期围困帕特里起义军最重要的根据地朋佐尔。但由于伊玛目·朋佐尔领导的帕特里起义军力量壮大，荷军对朋佐尔发动的多次进攻都被起义军击退了。于是，荷兰殖民者一方面加紧采取分化瓦解政策，用高官厚禄拉拢收买封建贵族和部落邦胡鲁;一方面加强碉堡战术和壕沟战术，切断朋佐尔同其他地区的联系。1837年8月16日，经过激烈战斗，荷军终于攻占朋佐尔。伊玛目·朋佐尔撤退到梅拉巴克。10月28日，伊玛目·朋佐尔应荷兰驻巴东州长弗兰西斯的“邀请”到巴鲁普(今图朱鲁拉)举行和谈。伊玛目·朋佐尔到达巴鲁普时，发现州长没有到会。全副武装的荷军突然包围和逮捕了伊玛目·朋佐尔，把他押送到巴东。接着，伊玛目·朋佐尔被送到巴达维亚(今雅加达)，不久被流放到西爪哇的展玉。

伊玛目·朋佐尔在展玉住了大约一年时间，受到当地伊斯兰教界人士的欢迎。他利用各种机会继续宣传他的宗教信仰。伊玛目·朋佐尔的这些活动，引起荷兰殖民当局的恐慌。1839年1月伊玛目·朋佐尔被流放到印度尼西亚东部的安汶。在流放安汶期间，伊玛目·朋佐尔写了一部《回忆录》，叙述他的生平事迹和帕特里战争的经过。后来，他先后被迁移到万鸦老、库姆皮、库加和鲁塔克。1864年，伊玛目·朋佐尔死于鲁塔克。享年92岁。

1837年10月伊玛目·朋佐尔被荷军逮捕，标志着帕特里战争的结束，尽管在一些地方帕特里教徒仍不时进行零星的反抗斗争。伊玛目·朋佐尔打着“纯正伊斯兰教”的旗号，反对米南加保的封建贵族势力。他并不是反对封建制度本身，只是想用封建父系家长制来代替封建母系家长制，提高伊斯兰教商人和传教士的政治经济地位。在起义过程中，以伊玛目·朋佐尔为首的新兴伊斯兰统治集团乘机掠夺旧教派封建贵族的土地，开采金矿，把被俘的旧教派人员变成自己的奴隶。这说明了伊玛目·朋佐尔还是奴隶制度残余的维护者。伊玛目·朋佐尔在同荷兰殖民者进行斗争时，有时表现犹豫动摇，错过了许多乘胜追击敌人的良好时机，给荷兰殖民者以喘息和重整旗鼓的机会。从伊玛目·朋佐尔的这些弱点和局限性，我们不难窥见帕特里运动最终失败的内在原因。

伊玛目·朋佐尔领导的帕特里运动是十九世纪印度尼西亚的重要历史事件。尤其是1821—1837年帕特里教派的抗荷斗争，它与爪哇起义(1825—1830年)、亚齐人民抗荷起义(1873—1913年)一起，构成了十九世纪印度尼西亚民族独立运动的重要内容。伊玛目·朋佐尔去世后，印度尼西亚人民在朋佐尔为这位民族英雄建立了一座纪念碑，世代缅怀他为民族独立而建树的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