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理·罗伯特·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1809—1882)，近代英国伟大的生物学家，进化论奠基人。

达尔文出生于英格兰西部希罗普郡士鲁兹巴利镇一个世代医生的家庭。祖父和父亲都是当地的名医，祖父还是一位著名的动物学家，早期进化论者。达尔文少年时代就比较热爱自然科学。1825年10月，父亲瓦尔宁送他到爱丁堡大学学医，希望他成为一个有名的医生，将来好继承家业。可是达尔文对医学毫无兴趣，却热衷于博物学和矿物学。在此期间，他结识了一些爱好自然科学的青年朋友，参加了学生们自己组织的以古罗马博物学家普林尼命名的学会。他们经常在一起讨论共同关心的自然科学问题，包括法国生物学家拉马克的进化观点;宣读各自的论文，交流他们的“发现”。有时他们一道去海滨捕捉动物，采集标本。假期里达尔文经常同姐姐或朋友们去旅行、打猎、整天跋涉在荒郊原野或丛林蔓草之中。这些活动在他父亲看来简直是“游手好闲”，“荒废学业”。因此达尔文受到严厉的训斥。

瓦尔宁看到儿子无心学医，便在1828年送他去剑桥大学神学系学习，想把他培养成为一个“尊贵的牧师”。开始，达尔文细心阅读了英国教会的教义和其它神学书籍，并且认为“我们的教条是要全部接受的”。但不久，他便对神学感到厌倦了，又把大量时间用于自学自然科学书籍，采集昆虫标本，结交动植物学家和地质学家。其中汉斯罗教授对他的影响最大，达尔文常去听他演讲、和他一道散步。通过汉斯罗教授的介绍，达尔文有机会跟随塞治威克教授去北威尔士进行古岩层的地质考查。因此，达尔文虽然在神学系的课堂上没有学到他所需要的知识和本领，但由于他敢于冲破神学教育的束缚，善于向那些有真才实学的老师请教，坚持自学，注重实践，因而学到不少自然科学知识。

达尔文走出校门的时候，正是英国资产阶级完成工业革命的时期。英国政府为了掠夺资源和扩大市场，加紧对海外殖民地侵略，派遣了大批舰船和“探险队”到世界各地进行“科学考察”和“探险”活动，还成立了诸如“非洲内地调查协会”等组织。在这些活动中，吸收了一些自然科学家参加，以便弄清各地的自然资源，为资产阶级掠夺资源提供情报。这在客观上却刺激了地理学、地质学和生物学的发展。1831年，年青的达尔文经汉斯罗教授推荐，以自然科学家的身份，参加了贝格尔舰历时5年的环球考察。

考察期间，达尔文历尽千辛万苦;每到一处都要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他跋山涉水，进入深山密林，采集标本，挖掘化石，从来“没有偷闲过半个小时”。大自然的葱翠妩媚，奇花异草，千种彩蝶，万类昆虫，强烈地吸引着达尔文，使他乐而忘返。珍禽异兽，古怪化石，又常常使他处于“非常惊奇”之中。是什么力量把大自然装饰得这般秀丽，如此多娇?开始，他只能根据圣经上的说教加以解释：形形色色的生物，都是上帝创造出来，而且物种是不变的。

后来他在物种变异事实的教育和启发下，逐渐对物种不变论产生了怀疑。特别是他在南美洲亲眼看到的种种事实，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整个南美洲自北而南，同类生物的形貌渐次不同;朋塔阿耳塔的动物化石虽古而类今，一种箭兽的化石，集中了现存的好几种动物的特征;加拉帕戈斯群岛上的大多数生物虽然都具有南美洲大陆动物的特征，而各个小岛上的同种动物却又不完全一样。物种不变论对这些事实再也解释不通了。是迷信上帝还是尊重事实呢?他的思想翻腾着，结果，正象恩格斯所说的：“上帝在信仰他的自然科学家那里所得到的待遇，比在任何地方所得到的都坏。唯物主义者只管说明事物，是不理睬这种名词的。”①达尔文终于摈弃了物种不变的说教，而以“物种逐渐变化”的大胆假设去解释现实世界。

达尔文思想上的这一转变是与赖尔的《地质学原理》分不开的。早在贝格尔舰启航时，由于汉斯罗教授的推荐，他带了一本《地质学原理》第1卷。但是，汉斯罗一再嘱咐他不要接受赖尔关于地质渐变的思想。达尔文认真研读以后，书中的理论和处理地质资料的方法却紧紧地扣住了达尔文的心弦。他不仅自称是赖尔理论的信徒，而且把它扩大到更大的领域中去了，认为不仅地质在缓慢地变化着，动植物种也在不断变化。

1836年，达尔文满载而归，踏上了阔别5年之久的英国国土。这次环球考察为他后来的科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所以他说：“贝格尔舰的航行是我一生中极其重要的一件事，他决定了我的整个事业”。

风尘仆仆的达尔文回国后，立即集中时间整理他在考察期间所写的日记和采集的标本，甚至把他的婚事也搁在一边。1837年开始写第一本关于物种起源问题的笔记。为了揭开物种起源的秘密，他首先收集动植物在家养条件下变异的事实，而当时英国“在这方面正是标准的国家”。它有发达的园艺业和畜牧业，大力奖励选种工作，培育了大批新品种。细毛羊、大白猪、短角牛的新品种不断出现，奇形怪状的飞鸽、斗鸡、跑狗竞相争胜，千百种观赏花卉争奇斗艳……。这一切，为达尔文认识变异的普遍性和人工选择的创造性作用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他经常向有经验的育种家和园艺家请教，通过书信和印发调查表等方式调查有关人工选择的资料，亲自考察和研究小麦、玉米等农作物的选育过程，还参加两个养鸽俱乐部，收集各种家鸽品种，进行杂交培育试验。结果发现，通过连续选育，在同种动植物中，人工造成的区别往往比那些公认为异种的动植物的区别还要大。由此得出人工选择的理论：物种在人的干预下是可以改变的;而具有各种明显不同特征的品种，可以起源于共同的祖先。

这种人工选择的理论使他联想到，在自然界是否也有一种类似人工选择的过程来实现物种的进化呢? 1838年10月，他偶然读到马尔萨斯人口论。他根据收集到的大量物种变异的事实，体会到在生物界到处存在着“生存斗争”。在“生存斗争”中，“有利的变异将被保存下来，不利的变异将被消灭，其结果大概就是新种的形成”。即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达尔文把这种作用称为“自然选择”。在自然界中，自然选择代替了人工选择过程中培育者的劳动。物种就是在生存斗争中，通过自然选择的历史作用，逐渐产生新的生物类型或物种，实现着生物的进化。

达尔文为了极力避免偏见和替他的理论找到更多的根据，他查阅了大量书籍和资料。他说：“当我看到自己阅读过的和摘要的各种书籍(包括各种杂志和学报)的目录时，我对自己的勤勉感到惊讶”。他系统地研究了拉马克以来的各种进化学说，包括圣提雷尔和居维叶之间的进化论与神创论的斗争，从中吸取了经验教训;又研究了胚胎学、解剖学和古生物学的最新成就。他还搜集了中国古代有关人工选择的方法和原理的大量资料，作为他的进化学说的佐证。

1844年，他的进化思想已经基本形成，就把前两年写的一个简要材料，扩充为230页的提纲。1856年开始正式著述《物种起源》。1857年9月，他在给爱沙·格雷的信中已经比较全面地叙述了他对“物种起源”的见解。1858年夏天，当他写完第10章即大约全书一半时，收到了华莱斯从马来群岛寄来的一篇论文，题为《论变种无限地离开其原始型的倾向》，请他审阅。华莱斯这篇论文提出了与达尔文相同的理论——自然选择。达尔文虽然对这个问题研究了20年，并且有了成熟的结论，为了避免华莱斯的误会，打算中断自己的写作，把华莱斯的文章单独发表，而放弃自己的优先权。

熟知达尔文多年研究工作的赖尔和虎克，没有同意达尔文的做法，公正地把华莱斯的论文和达尔文的1844年原稿摘要以及1857年9月5日致爱沙·格雷的信，同时在1858年7月1日的“林奈学会”上宣读了，并于该年8月20日发表于《林奈学会会报》上。但没有引起人们多大注意。

同年9月，达尔文在赖尔和虎克的鼓励下，重整旗鼓、继续写作。直到1859年11月24日，集达尔文20多年心血的科学巨著——《物种起源》终于出版了。第一版1，250册当天就销售一空。

《物种起源》以充分的事实令人信服地证明了“物种不是不变的”，“一切生物都不是特殊的创造物”，而是由少数几种生物进化而来的，由此可以推知人类的起源，并且提出了自然选择的学说来解释生物的进化。从根本上推翻了“神创论”和物种不变论，有力地打击了“目的论”①。第一次把生物学放在完全科学的基础上。它象一颗炸弹一样投到了“神学阵地的心脏上”，反动统治阶级及其教会组织对进化论惊恐万状。他们攻击进化论是对上帝的叛逆，“亵渎神灵”，有失人类尊严。因此，威胁恐吓的信件不断向达尔文飞来。一些持“神创论”的自然科学家也利用《英国科学协会会报》发表文章，攻击达尔文和他的学说。号称生物学权威的欧文，也成了反对进化论的代表人物。他本来是达尔文的好友和顾问，现在却成了仇敌。就连他的老师塞治威克看了《物种起源》，也感到了“极度的忧伤”和痛苦。

与此相反，达尔文学说却得到一些进步学者的支持和拥护。他们面对宗教势力的诬蔑和攻击，挺身而出，积极宣传和捍卫达尔文学说。例如赫胥黎看了《物种起源》以后，写信给达尔文说：“至于你的理论，我准备接受火刑——如果是必须的——也要支持。”“我正在磨利我的爪和牙以作准备。”他和虎克等人以笔战和舌战相结合，同宗教神学和保守势力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最有名的一次就是“牛津大辩论”。

1860年6月30日，论战一开始，牛津大主教威柏弗斯抢先跳上讲坛，妄图以优美的措辞和狡辩的口才控制听众的情绪，压倒论战的对方。然而他对生物学一窍不通，对进化论更是愚昧无知，除了指责达尔文的进化论与“圣经和神意”不相容、触犯造物主外，毫无科学的内容。最后他以谩骂的口吻责问赫胥黎：“坐在我对面的赫胥黎先生，你是相信猴子为人类祖先的……那末请问你，你自己是由你的祖父还是从你的祖母的猴群中变来的?”说完便得意洋洋地回到座位上。一批教会的善男信女为之喝采助威，一些顽固坚持“神创论”的学者权威也坐在一边庆幸自己伙伴的胜利。

赫胥黎听完以后，从容地走上台，用雄辩的事实驳斥了大主教的歪曲和污蔑，无情地揭露他对进化论和人类起源问题的无知，最后回答大主教的挑衅说：“人类没有理由因为他祖先是类似猴子那样的动物而感到羞耻。我感到羞耻的倒是这样一种人，他惯于信口开河，他不但满足于自己事业中的那些令人怀疑的成就，而且还要干涉他一无所知的科学问题……这无非是想用花言巧语去掩盖科学真理，然而这是永远办不到的!”话音未落，青年学生和进步人士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他祝贺。大主教气得面红耳赤。一个刚才还在为大主教喝采的、虔诚可怜的天主教徒布留斯特夫人，当场气得昏了过去。后来，虎克又用事实证明主教对《物种起源》一窍不通，甚至缺乏最起码的植物学知识。此时，大主教再也没有登台答辩的勇气，偷偷地溜出了会场。听众再一次向真理的捍卫者鼓掌，欢呼进化论的胜利。会议就这样地结束了。不久，进化论迅速传遍了欧美各国。

对于达尔文的工作，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给予满腔热情的支持，并给予高度的评价。《物种起源》刚出版，恩格斯很快就阅读了这部著作，并在给马克思的信中说：“我现在正在读达尔文的著作，写得简直好极了，目的论过去有一个方面还没有被驳倒，而现在被驳倒了。”①据李卜克内西回忆，当时马克思和他的朋友们见面的时候，几乎“有好几个月不谈论什么其它的东西，而是谈论达尔文和他发现的革命力量”。所以，马克思说：“达尔文的著作，非常有意义。这本书，我可以用来当作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的自然科学根据。”②当杜林歪曲攻击达尔文学说时，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杜林的谬论进行了彻底的批驳。恩格斯在总结十九世纪科学成就时，还把达尔文进化论作为十九世纪三大发现之一，同时也指出了达尔文的不足之处。如他只承认进化是缓慢的渐进的变化，没有飞跃;盲目地不自觉地引用了马尔萨斯人口论的理论，夸大了繁殖过剩和生存斗争的作用等等。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肯定进化论的革命内容的同时给予了严肃的批评。

达尔文后半生体弱多病。但是，正如他自己所说的：由于“对于科学事业的热心使我忘却或者赶走了我日常的不适”，仍然坚持科学实验和著书立说。

1860年初，他开始写《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直到1868年出版。这也是一部巨著，其重要性仅次于《物种起源》。

他的第三部主要著作是《人类原始及类择》(又译《人类的由来》)。他说：“1837年或1838年，当我一经相信物种是变异的产物时，我就无法不相信人类一定是在同一法则下出现的。因此，为了满足自己，我搜集了有关这个问题的材料……。当我发现许多自然科学家已经充分接受物种进化学说时，便觉得把我掌握的这些材料整理出来并出版一部有关人类起源的专著是适当的。”此书出版于1874年。这两部著作进一步充实和发展了他在《物种起源》中的理论。

此外，达尔文还有很多著作，如《人类和动物的表情》(1872)、《食虫植物》(1875)、《植物界的自花受精和异花受精》(1876)、《同种花的不同形态》(1877)、《植物的运动能力》(1880)， 等等。直到他逝世前一年还出版了一本《蚯蚓对土壤形成的作用》(1881)。这些著作，虽然不象《物种起源》那样最负盛名，但都有他的独到见解和新的发现。

达尔文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科学事业，为人类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他的理论无论是在生物学领域，还是在思想界，或是在农业生产和园艺实践中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在总结自己的一生时曾说：“我曾不断地追随科学并且把我的一生献给了科学，我相信我这样做是正确的。我没有犯过任何重大的罪，所以我不会感到悔恨;但使我感到遗憾的是：我没有使人类得到更直接的好处。”这些肺腑之言给我们留下了一个伟大科学家谦虚朴实的形象。

1882年4月19日凌晨4时，这位科学伟人停止了心脏跳动。享年73岁。人们为了表达对他的由衷敬仰，把他安葬在伦敦威斯敏斯特教堂，与另一位科学巨匠牛顿的墓并排着，享受了一个自然科学家的最高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