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Plato，公元前428/7—348/7)，是古希腊著名的唯心论哲学家和思想家，他的著作和思想对后世有着重要的影响。

柏拉图在公元前427(或428)年生于雅典的贵族家庭。他的父亲名叫阿里斯东，母亲叫柏里克蒂娥尼，是改革家梭伦的后裔。柏拉图本名阿里斯托克利，据说因为他生得一副宽肩膀(或者有一个阔额头)，所以得了个浑号“柏拉图”，后来人们就这样称呼他了。柏拉图生当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大约在18岁时应征入过伍。他青年时期象其他贵族子弟一样受过良好的教育，并接触到流行的各种思潮。对柏拉图思想的启迪及其后来的发展，最有影响的人物是苏格拉底。公元前407年，柏拉图20岁时拜年逾六旬的苏格拉底为师。苏格拉底那种顽强的探索精神，对平民政体尤其是对激进民主派的猛烈攻击，以及对职业教师智者派的轻视和厌恶，都深深地感染了柏拉图。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被雅典民主派处死，给予柏拉图的打击是沉重的。如果说柏拉图的出身本来与平民政体无缘，那么此事就更助长了他对平民政体的成见。

苏格拉底死后，环境和心境都促使柏拉图暂离雅典，大约从28至40岁，他作了一次海外漫游。这是一个自由考察和增长见闻的机会，也是形成柏拉图思想体系的重要阶段。他第一步先到邻邦墨加拉，从那里渡海去北非。他到过希腊殖民城市昔伦尼，接受某数学家的指导;又到过金字塔之乡埃及，见到有知识的祭司阶层所享有的特殊地位。他大概在充满神话的克里特岛略事停留，然后来到南意大利，在那里接触到毕达哥拉斯派门徒如塔林敦城的阿基达等;这批人有着坚定信念，知识渊博，执掌着政权，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公元前387年柏拉图到达西西里岛，在叙拉古宫廷会见僭主狄奥尼修一世，宾主交谈并不投机;僭主信奉军事实力，柏拉图谈论唯心论哲学，结果不欢而散。但在此地柏拉图与僭主的内弟戴昂相识，从此二人结下了友谊。据说柏拉图在返国途中被人卖为奴隶，或说是由于僭主的指使才有此遭遇，幸得熟人慷慨解囊，以二十明那替他赎身;关于柏拉图沦为奴隶之说，有的人并不相信。公元前386年，柏拉图在雅典近郊凯菲索区的阿卡德米体育场开办了一所学校，他一边教学，一边著作，终其生是一名教师。据一位拜占庭的学者说，阿卡德米(常译为学园或学院)的入口处写了“不懂几何学者勿入”的字样;这件事告诉人们，没有几何学的知识休想登上柏拉图的哲学殿堂。不过，柏拉图并非为知识而知识的教书先生，他深明学以致用的道理;他是按照他的政治哲学来培养各方面的从政人士，所以有人说柏拉图的学园好象是一所“政治训练班”。

柏拉图主持学园约四十载，在这期间他又两度访问西西里。一次是公元前367年，柏拉图应戴昂邀请去叙拉古担任新即位的狄奥尼修二世的教师。据说随着柏拉图的到来，叙拉古宫廷的地板上铺满了沙砾，供人们在上面研习几何学的图形。但狄奥尼修二世终究是个浮华青年，始而出于好奇，渐对柏拉图的一套玄学不感兴趣，再加上戴昂因政见不合而遭到放逐，柏拉图情知不便，于翌年败兴而归。另一次是公元前361年狄奥尼修二世再邀柏拉图前往叙拉古，结果仍不顺利;返雅典后，他一直专心从事教学和著述。这里有必要补充说几句柏拉图一再往返西西里的原因。公元前四世纪，叙拉古已发展成为西西里岛和南意大利(通称“大希腊”)的强大势力，显然柏拉图认为，在这个地方对他的政治哲学作一番试验是值得的。还有，当时西西里岛的西部已被西地中海强国迦太基占据，而意大利半岛上的罗马正在奋力崛起，要想保住希腊人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和既得利益，希腊人本身、特别是象叙拉古这样的大邦必须自强;自强先要有善政，善政有待于改革，这便是柏拉图的用意所在。

柏拉图的著作大都是以对话体裁写成的。关于它们的真伪问题，写作的先后问题，研究家们的意见历来不甚一致。比较公认的说法是大约二十几篇是真品，其中经常为人们所引用的，主要有：《辩诉篇》，《克利托篇》，《普罗塔戈拉篇》，《高吉亚篇》，《曼诺篇》，《共和国篇》(即《理想国》)，《菲多篇》，《宴话篇》，《菲德罗篇》，《智者篇》，《法律篇》等。《巴门尼德篇》的真伪说法不一。这里的排列，只能看作是大体上反映了它们的时序。以下着重来谈一谈柏拉图的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

柏拉图哲学体系的核心是所谓理念论。理念(idea)，或译为观念、理型、模式，这是柏拉图所构想的一个境界。柏拉图认为，既然可感觉的世界是在不停歇地运动变化(如赫拉克利特所说)，那它们就必定是变幻无常，不可认识的，也是不真实的。他主张，唯一的真实是非感觉的、永恒不变的存在(如埃勒亚学派所说)，只有它才是认识的唯一对象，也是我们知识的真正来源。这种永恒不变的境界，柏拉图称之为理念世界。感觉世界、理念世界与人的思想认识，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我们试以柏拉图时常谈论的美为例来加以说明。比如世间有许多美的事物，当你判断它们是否为美时，必定在你心中已先有了一个美的原型，否则你将无从知道它们是否为美。然而你心中的美的原型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柏拉图争辩说，那决不是、也不可能是从具体的美的事物来的，因为它们犹如幻影而不可捉摸;而是由于理念世界中本来有个绝对的美，正是这个美产生了你心中的美的原型，它可帮助你认识了美的事物。任何美的事物都不能与美的原型相比，前者只是对后者的一种模仿或复制;人世间美的事物(仿制品)纵有千千万万，但美的原型或理念的美，却只有一个。对其他万事万物亦均可作如是观。比如，因为有一个桌的理念世间方有各式各样的桌，因有一个屋的理念世间方有各种各类的屋。对于抽象或近于抽象的事物也完全适用，比如白色的白、圆形的圆、伦理学上的公道、德性等等，也都各有其理念。柏拉图的理念论是一种客观唯心论，在他看来，理念似乎是客观存在的，其实这种理论远在古代就受到了批判。亚里斯多德曾指出过，很难设想在一幢幢具体的房屋以外还有个理念的房屋，这样的主张不是在帮助人们认识，相反地倒给认识增添了困难。“亚里斯多德对柏拉图的‘理念’的批判，是对唯心主义，即一般唯心主义的批判”①。理念论的根本错误就在于，它武断地抹煞了客观世界，把假想当成了真实。其实柏拉图所说的理念，不外乎就是事物的共性或共相。共性是存在的，但只能存于个性之中;共相是存在的，但只能存于殊相之中。可是在柏拉图的体系中，共性或共相却成了独立的实体，它非但不是由具体事物而生，反而是具体事物因它而生，我们只能把这称作本末倒置的玄学。

柏拉图的认识论带有神秘的色彩。他认为知识的获得是可能的，但他所说的知识纯然是指的理念知识;这种知识是先天所固有的，并不需要人们的实践经验。那怎样才能够得到它们呢?据柏拉图说，就是要回忆。柏拉图主张，人的灵魂是不朽的，人在降生以前他的灵魂在理念(彼岸)世界是自由而有知的，一旦转世为人、灵魂进入了肉体(牢笼)，他便失却自由，把本来知道的东西也遗忘了。要想重新获得知识就得回忆，就得闭目塞听，用精神的力量唤起理念世界的固有记忆。柏拉图根本否定物质世界是人类知识赖以获得的源泉，相反地，他认为似真而非真的物质世界适足以使人们陷于迷惘。真知即是回忆，是不朽的灵魂对理念世界的回忆，这便是柏拉图认识的公式。柏拉图是先验论的最早的鼓吹者之一，他的灵魂轮回说已将他的哲学引向了宗教。

柏拉图的政治思想，是他的哲学思想在政治领域的应用和引伸。《理想国》是柏拉图的一部代表作，涉及他思想体系的各个方面，包括哲学、伦理、教育、文艺、政治等内容，但主要地是讨论所谓“正义国家”的问题。柏拉图生活的时代，希腊城邦开始发生危机，于是他留心于探索一个普遍性的问题：究竟定下一套什么样的原则，采取什么样的具体措施，才能够建立起称得上是理想的国家?这种国家在本质上既可以克服某些城邦(如雅典)所固有的“弊病”，又可以作为一切城邦(甚至外邦)理应仿效的“范型”。大概这就是柏拉图在殚心竭力地构造他的理想国家时，所面临和考虑的主要课题。

柏拉图对国家的起源提倡互助说。他说，由于社会的分工，没有一个人可以自给自足，而所有的人又各有许多需求，于是人们结成群体，彼此互相协作，由小而大终在一定范围内形成国家(在希腊人为城邦)。柏拉图对希腊世界流行的各种政体作了总的考察，他认为勋阀政体，寡头政体，平民政体(或民主政体)，僭主政体，按次序一个比一个更坏。柏拉图对平民政体抱有特殊的反感，他用了较多的篇幅加以攻击。他说，我们做一双鞋子还要找一个手艺好的鞋匠，生了病还要请一位通晓医道的良医，可是治理国家这件大事竟然交给随便什么人来管，这岂不是荒唐可笑吗?平民政体的主要特点不外乎是选举中的平等，可是对于本来就不平等的人来说，这种选票上的平等却造成了真正的不平等，也是最大的不正义。不仅如此，这种制度必定给有野心的政客以可乘之机，一批平民领袖自命为平民利益的代表，惯于蛊惑民心作出错误的决定，从而使民主趋向极端，柏拉图称这些人为“带毒刺的雄蜂”。柏拉图对平民政体，尤其是对雅典的激进民主派，有着根深蒂固的成见。

柏拉图着手设计他的理想国家时，首先规定公民所具有的四种德性(品质)，即智慧、勇武、节制和正义。他认为，一个国家应有三部分人：一是护国者，有智慧之德，担当统治者;二是卫国者，有勇武之德，负责保卫;三是供养者，有节制之德，从事生产。前两个等级不得蓄有私产，也不许持有金银，他们的生活所需全由第三等级供养;而第三等级可以保有私产，经营适合于他们的那种经济，但亦限制其财富的膨胀，以防止贫富过度分化。这是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所设想而采取的措施，力求造成一个有权力者无私产，有私产者无权力的局面。这三个等级明明有高下之分，它们不过“是埃及种姓制度在雅典的理想化”①，但柏拉图硬说他们之间并没有矛盾，就如同一个人身体的上中下三个部分，是完全协调一致的。只要三个等级各安其位，各从其事，在上者治国有方，在下者不犯上作乱，这样就达到了正义，犹如在一首完美的乐曲中达到了高度的和谐。正义是各等级、阶级的调和，实现正义是国家的主要职能，这便是柏拉图理想国的核心问题。

在理想国中起关键作用的护国者，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物呢?柏拉图回答是哲学家，即探讨理念世界深得其中三昧的少数超人。柏拉图肯定地说：除非由哲学家来当统治者，或者让统治者具有哲学家的智慧和精神，否则国家是决计治理不好的，这条原则也可以推及于全人类。这种所谓“哲学王”的观点，是柏拉图理想国的支柱。关于培养哲学家做统治者，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了两条措施，即教育和选拔。青少年受教育的机会应该是均等的，到20岁时由国家作第一次考核(筛选)，颖悟而优异者擢升一级，继续予以培养训练。年30作第二次考核，及第者又擢升一级。考核必须是公正无私的。经过两次筛选，少数幸运儿从30岁开始可以研习哲学五年，到35岁也并非就能治理国家，他们象是护国者预备生，还要经过15年的锻炼和考验，到那时证明一切条件具备，才能担负起治国者的重任。柏拉图认为在接受教育和选拔中，男女应一律看待。

柏拉图的这些主张并不完全是空想，有好些东西就是从斯巴达社会经过改头换面搬过来的。柏拉图的正义国家，实际上是一种贵族寡头政治。不过，谈贵族不是凭借其出身门第，论寡头也并非想要攫取人民的财富。这是一种知识和德性的统治，其最高目标就是要造成一个柏拉图心目中的至善的城邦。至于这样的乌托邦是否能够实现的问题，柏拉图则说：理想的东西不一定都能够实现，纵然未能实现，总不该因此而否认它是美好的东西吧!理想的国家纵然还不是真有，但它却是唯一真实的国家;现实存在的各类国家都应当向它看齐，即使不能全同，求其近似也算得差强人意了。这便是柏拉图对他的理想国家所持的态度。

现实毕竟是无情的。实际上，柏拉图在西西里岛两度受挫之后，已不得不修正他先前的国家理论，这一变化主要反映在他晚年完成的《法律篇》中。柏拉图自己承认，《法律篇》中所设计的国家并不是他的头等理想，而是他不得已而求其次的第二等方案。然而与《理想国》相比，《法律篇》所发生的变化依然是重要的。首先，《法律篇》中放弃了“哲学王”的观点，以法治代替了人治，提出建立介于君主与民主之间的“混合政体”，选举三十七名“护法官”作为施政的中坚。其次，《法律篇》中主张全体公民按收入(土地为主)多寡划分为四个等级，只有公民方有资格参与并执掌政权。工商“贱业”由非公民经营，但必须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下;奴隶在公民(奴隶主)的土地上耕种，供给其生活所需。当然，这种变化总的来看并没有改变柏拉图观点的保守性质，但它们的确表明柏拉图的政治思想是有很大发展的。

此外，柏拉图在文艺、美学等方面，也有成套的理论主张。关于美的事物是美的理念的仿制品，已如上述。这是柏拉图唯心主义美学观的基调。在对待文艺和文艺家的问题上，他同样是曲高和寡的。就柏拉图那些想像丰富、妙趣横生的“对话”而言，他完全有资格列入古代文学大师之林。然而，他对文学家和诗人却过分地予以贬低，好些古代作家(尤其是荷马)时常受到他的非难。柏拉图认为，文艺不过是对事物的模仿，而事物又是对其理念的模仿，因此一切文艺家的作品，归根结底是在“仿制别人的仿制品”。这是他强加于艺术家、诗人的一条“罪状”。柏拉图一贯坚持，文艺、诗歌，还有音乐(他并不一般地反对音乐)，何弃何取应由执政者严格审查和监督，以有利于城邦的发展和培养公民的“善德”为最高准则，反之一概加以取缔。当然，这类主张在行将衰落的希腊城邦里，像他的其他“理想”一样，是根本不能实现的。

公元前347(或348)年，柏拉图以80岁卒其天年。一说他死时正在从事写作，也有的说他在参加一个弟子的婚礼中，小睡一憩竟长眠而未起。柏拉图死后，他所创立的学园由门徒主持代代相传，继续存在了数世纪之久。学园派经历了种种变迁，衍生一些新的学派，特别是由普罗提诺开创的新柏拉图学派，在罗马帝国时代发生过一定的影响;教父圣奥古斯丁承续这一派又加以发挥，将哲学和神学结合起来，他的“神国论”竭力为基督教会在人世间建立神权统治作辩护。但是追本溯源，学园派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人物仍旧是它的开山祖柏拉图。柏拉图在西方哲学史上，是第一个使唯心论哲学体系化的人。这个唯心论体系，以及由此体系产生的各流派，不仅在中古欧洲成为基督教神学的重要支柱;直到近代，形形色色的唯心论，先验论，和伴随着天才论的英雄史观，都可以从这一神秘驳杂的体系中，汲取到他们认为有用的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