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垣退助(1837—1919)，日本明治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在倒幕运动中立过战功，是自由民权运动的倡导者之一。

板垣退助生于土佐藩高知，旧姓乾，名正形，后来通称板垣退助。乾家是土佐藩的上层士族，板垣在土佐藩内颇受实权派、参政吉田东洋的赏识，1860年以后在土佐藩掌管军备庶务，后又被派驻江户(今东京)，成为土佐藩前藩主山内容堂的心腹之臣。1864年晋升为土佐藩大监察。

山内容堂原属“公武合体”派(主张朝廷与幕府合作以稳定政局)，在土佐藩内掌握实权。1864年，山内对藩内尊王攘夷派进行了残酷的镇压。板垣目睹惨状，感到不满，认为需要从尊攘发展到讨幕。于是，他在1865年辞去监察职务，去京都求学问，习军事。当时，萨摩、长州两藩正在策划讨幕，经土佐藩讨幕派志士中冈慎太郎介绍，1867年板垣在京都会见了萨摩藩讨幕派西乡隆盛和小松带刀，订立了萨土讨幕盟约。但当时土佐藩内部情况复杂，主流派持“大政奉还”论。板垣等人回到藩内专事军事改革，等待时机。

1868年，戊辰战争爆发，西乡隆盛敦促土佐藩出兵。土佐藩在板垣等人的推动下，举兵加入讨幕派。板垣退助率兵千名于1月底赶到京都。土佐军归东山道先锋总督统辖，板垣任总督府参谋，率兵转战于日本本州中部地区，当年3月进入江户。后又转战东北地区，参加攻打东北强藩会津藩的战役。

当时围攻会津藩若松城的政府军是萨摩、长州、土佐的三藩联军，共约5，000人。板垣指挥的土佐800藩兵是攻城的主力。攻城时，板垣本来预料会遇到会津藩的顽强抵抗，并下了葬身若松城下的决心。3，000名会津藩兵确实也曾奋起抵抗。政府军打了一个月，才攻陷城池。板垣事后追述： “会津乃天下首屈一指之强藩，政善民富，若上下一心杀敌报国，我不满5，000之官军岂能轻易降之。怎料一般人民偕妻子带家财，四散逃生，无一人与我为敌，且纷纷来投，……我深感奇观，至今难以忘怀”。9月，攻陷若松城，藩主松平容保投降。至此，戊辰战争结束。板垣作为一员武将在戊辰战争中崭露头角，为明治维新立下了战功。

戊辰战争结束后，板垣退助暂回高知，任土佐藩大参事，主持藩政改革。土佐藩公布的藩政改革令，强调“人民平等之理”，规定起用新的官僚，废除士族家禄，取消农工商身份制，建立士族平民混同户籍，创建常备军等等，采取的是国民皆兵主义。

1869年，明治政府施行官制改革，在太政官之下设四名主要参议，代表萨摩、长州、土佐、肥前四藩。板垣是四参议之一，代表土佐藩。其他三名参议是：西乡隆盛(萨摩)、木户孝允(长州)，大隈重信(肥前)。1871年废藩置县以后，参议名额又有增加。

1871年11月，岩仓具视率日本政府代表团赴欧美考察，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等政府高级官员都参加了这个考察团。西乡、板垣等人以内政尚待整顿为理由，不同意他们出国考察。在考察团出国期间，西乡隆盛等人提出了侵略朝鲜的计划， 即所谓的“征韩论”。 他们的计划是先派遣重要人物出任朝鲜大使， 并预料大使到朝鲜后将会遇害，然后一举出兵征服朝鲜，这样可以出师有名。内阁会议上决定西乡隆盛出使朝鲜，待考察团回国后正式任命。板垣也表示支持。总之，他们主张将因废藩置县、废除身份制、取消士族俸禄等而表示不满的士族的视线转移国外，并在国民当中煽动紧张情绪，以使富国强兵之策得到支持。实际上“征韩论”的首倡者是木户孝允，他早在明治初年就曾经主张把戊辰战争中动员起来的兵力用于侵略朝鲜。但在1873年出国考察归来之后，他同大久保、岩仓一起主张“优先治内”，反对立即征伐朝鲜。所谓“内治派”与“征韩派”展开的激烈争论，只不过是在侵略朝鲜的时间表上的争论，实则同出一辙。争论的结果，“内治派”占了上风，明治政府产生分裂，西乡、板垣等几名参议辞职归乡。

板垣离开政府以后，经常与同时辞职的参议副岛种臣、后藤象二郎、江藤新平聚会商谈。板垣计划向政府提出“设立民选议院建议书”。他的想法是：“盖今日之事态，皆专制组织之罪过，欲拨正人心，发扬举国一致之精神，图国计民生之隆昌，须先建立公议舆论制度，开辟亿万人民与国家共忧之路”。 后来， 他们请从英国回来不久的小室信夫、古泽滋起草了建议书。

1874年1月，板垣、副岛、后藤、江藤，还有前东京府知事由利公正、前大藏大丞冈本健三郎，在副岛家聚会，成立爱国公党，并向政府提出了“设立民选议院建议书”，反对“有司”(即明治政府中的藩阀官僚)独揽大权。建议书说：“察当今政权之所归，上不在帝室，下不在人民，而独归有司。”建议书根据近代西欧的“天赋人权”论，主张民权。建立人民之“通义权理”(即基本人权)，以鼓舞“天下之元气”，求“上下亲近，君臣相爱，维护并振兴我帝国，维护幸福与安全。”

爱国公党主张设立议院，但并非主张人民选举权等一般的权利，而是站在“维新功臣”的立场上，想使豪农巨贾“姑且独自保有权利”，即“上层民权论”，或称“士族民权论”。但是不可否认，这种“上层自由民权论”也反映了当时人民群众的要求，起了一定的历史作用。以此为导火线，激起了下层民权运动，日本人民开展争取自由民权、要求开设国会的斗争。

爱国公党的目的在于“一扫藩阀，建立公议制度”，但是障碍重重，并未成功。板垣开始认识到，“组织政党有待于人民之觉悟与行动，如若只由失意政治家在中央组成政党，而地方的人们只是赞同其政治纲领，决非真正的民权论”。他说：“盖真正民权论必须是我人民自己发出的治于人者的呼声，即舆论政治之特点在于人民的自觉主动。”于是，他同古泽滋一起返回高知。

不久，板垣在高知与片冈健吉、林有造等人创立了“立志社”。板垣当时曾得意地说：“回土佐，先于其他地方建立模范政党，以培养各地方独自倡导民权之素质。”并且说： “而后会天下同志于中央，结成一大政党，以达到我党之目的。”“立志社”的成立对其他地方产生了影响，各地方纷纷组织了地方性的政治社团。板垣等向全国各地有志之士发出檄文后，各藩来参加者多人。以“立志社”、德岛的“自助社”为中心，于1875年在大阪成立了第一个超越地方的组织“爱国社”，总部设在东京。爱国社通过的“合议书”，共8条，其中规定：社员之间相互和睦，倡导权利和自由，最终“增进天皇之尊荣福祉”，使日本“屹立于欧美诸国之林。”

当时，日本政府的掌权者大久保利通，因西乡、板垣、木户等人相继离去而感到孤立，如不缓和失意士族的不满，政权将难维持，于是在1875年1、 2月间，邀请板垣、 木户到大阪(西乡已与大久保决裂)，在伊藤博文、井上馨等人奔走之下， 进行多次会谈，最终达成协议，板垣、木户官复原职，史称“大阪会议”。由于板垣复官，“爱国社”也就停止了活动。“大阪会议”达成以三权分立为主要内容的协议，决定设元老院，主持立法，以备他日开设国会;设大审院，主持审判;召开地方官会议，以通民情;实现天皇亲政。但是他们同床异梦，矛盾重重，在具体实行方面，又各有各的打算。板垣想要使元老院拥有立法权限，以发展成民选议院;而木户认为这是对民权论的让步，会进而限制天皇的大权;大久保政府则迟迟不实行协议。于是，板垣只当了8个月的参议，又于同年10月辞职了。

1877年发生“西南战争”，日本政府平定了士族的反政府叛乱，西乡隆盛身亡。在西南战争中，板垣作为在野的首要人物，他的举止曾受到人们的注目，但是他未参与叛乱。不过，他看到人民贫困，政府动摇，于是又以“立志社”为中心恢复“爱国社”活动。1878年召开“爱国社”复兴大会，大力开展要求开设国会运动，并与农民、城市贫民的斗争相互呼应。1881年，日本政府被迫颁布了开设国会的诏谕。这时，以板垣为中心成立了自由党。板垣当选为总裁，中岛信行当选为副总裁。

自由党是日本第一个政党，得到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及一般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它实际上是一个组织松散的反政府统一战线。自由党的约法三章是：一、谋求扩大自由、保全权利、增进幸福、改良社会;二、为建立善美之立宪政体而努力;三、与日本国内一切之主义相同、目的相同者同心协力。

1882年5月，自由党在岐阜举行欢迎板垣等人的大会，板垣在会场大门外被刺客相原(爱知县士族，曾任小学教员，思想保守反动)刺了一刀，身负重伤。他被刺时仍竭尽全身之力气喊道：“板垣纵有一死，而自由不灭，望诸君努力!”当时正是板垣政治上大放光彩的时期，在全国有很大的影响。伊藤博文担心他被刺的事情闹大，不好收拾，于是策划板垣、后藤出国考察，让他们去“看看国际形势，开开眼界”，设法使他们脱离自由民权运动。

1882年11月，板垣乘船去了欧洲。他在法国会见了《悲惨世界》的作者雨果。 自由党内末广重恭、 马场辰猪等干部反对板垣出国，纷纷退党。自由党影响下的农民及其他小生产者、市民劳动者，也对板垣出国感到失望，于是采取独自的行动。伊藤等人的策划果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自由党四分五裂，自由民权运动大大削弱。1883年板垣回国后，大力宣扬扩大海军。1884年他在众叛亲离的情况下解散了自由党。他自己也回土佐故乡“歇息”去了。

1884年日本政府颁布“华族令”，实行公、侯、伯、子、男五种爵位;维新功臣均列入华族。 1887年，板垣被授予伯爵爵位。板垣起初不肯接受，认为“自己从明治维新前就提倡四民平等，并在土佐藩的藩政改革中废除士族家禄，后又向太政官提出废除华族的建议，这已世人皆知，今日又怎能接受爵位?”。但是在伊藤博文、后藤象二郎、竹内纲等人的拉拢劝诱之下， 以“华族一代论”为条件接受了爵位。所谓“华族一代论”，就是享有公、侯、伯、子、男五级爵位的人，死后子孙承袭时每代都要递减一级，男爵则只限一代，子孙不再承袭。板垣坚持“华族一代论”，临终前告其子孙辞退爵位的承袭。

1884年自由党宣布解散以后，板垣退助的政治生命已经基本上结束，农民中流传的“板垣公救世”已成为一种神话。但是基层党员群众争取自由民权的斗争并未平息。而政府则一面许诺1890年开设国会，对旧自由党上层进行利诱;一面制定保安条例，对人民群众进行残酷的镇压。

1890年，自由党重建，板垣再次被抬了出来，担任党的总理，但实权掌握在星亨等人手中。重建后的自由党成了地主资产阶级的政党，它参加了日本第一次大选，进入新开设的国会，并改称立宪自由党。

1892年和1896年，板垣先后在伊藤内阁和松方内阁中担任内务大臣。1898年，进步党党魁大隈重信和板垣退助奉旨组阁，大隈任总理大臣，板垣任内务大臣，史称“隈板内阁”，这是日本政治史上第一个政党内阁。但是这个内阁寿命不长，因文部大臣尾崎行雄在国会上的发言有“对天皇不敬”之嫌，而引起自由、进步两党的明争暗斗，内阁只存在了4个月。不久星亨与伊藤博文做了一笔交易，自由党被出卖给伊藤，1900年成立了以伊藤为党魁的政友会。至此，板垣退助的政治生命宣告结束。

板垣退出政界以后，以其20余载的有生之年，专心致志于社会事业，但与其显赫的前半生相比，却未留下什么光辉的业绩。1919年板垣去世，终年8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