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Friedrich Adolf Sorge，1828—1906)，美国工人运动的积极活动家，国际工人协会美国各支部的组织者，第一国际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

1828年11月9日，左尔格生于德意志萨克森的托尔高城。父亲是一个新教牧师，思想比较自由，是“光明之友”派①成员，在一些政治和宗教问题上具有与正统思想不同的观点。母亲也受过教育。他们在艺术、文学和科学方面都有一定素养。左尔格后来成为一个无神论者，思想激进，是同家庭的教育和影响分不开的。

1848年，欧洲爆发革命。年仅20岁的左尔格同他的父亲一道，积极参加家乡的各种群众集会，反对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为镇压革命而征集后备兵。为了躲避反动派的征兵，左尔格被迫离开家乡，来到瑞士。在瑞士，当他听到巴登和普法尔茨爆发维护帝国宪法的起义和成立国民自卫军的消息，就立即返回德国的卡尔斯鲁区，加入革命军队伍，参与了1849年春天的几次战斗。由于他逃避服兵役并参加巴登起义而被托尔高法院判处死刑，因此无法在德国呆下去。

1849年7月，左尔格来到日内瓦，为了糊口不得不在农村和射击场做些零活。后来，他参加了当地的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结识了共产主义者同盟许多盟员，如李卜克内西、德朗克、伊曼塔、席利、约·弗·贝克尔等，这些人后来都成为左尔格的好友，对他影响较深。通过协会的活动和德朗克的介绍，左尔格知道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读到了科学共产主义的重要著作《共产党宣言》。

1851年底，因积极参加教育协会的活动，左尔格被迫离开瑞士，来到比利时他兄弟处，在一个私立中学教德语。不久，警察就来找麻烦，要他在24小时内离境，原因还是他参加了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他只好到英国去。1852年春，他到了伦敦。在举目无亲的情况下，他想起身上带着马克思的通讯处，决定去找马克思。

左尔格与马克思的第一次见面十分愉快，谈话时间虽短，却给了他极其深刻的印象。后来他回忆道，马克思“硕大的脑袋、乌黑的头发、炯炯逼人然而仍然使人觉得和蔼可亲的目光使我肃然起敬，同时也使我寄予深深的信任。”

左尔格在伦敦始终没有找到固定工作，原决定去澳大利亚，但因患病，错上了开往纽约的轮船。1852年6月21日，左尔格来到了后来成为他第二故乡的美国。

在纽约，他结识了一位年轻的德国姑娘玛蒂尔德。两人产生了感情，结了婚。

左尔格到美国定居，开始从事政治活动。1857年，他参加了德国侨民(主要是一些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创建的共产主义俱乐部。在俱乐部里，左尔格热情工作，积极参加所有重大理论问题的讨论，如关于阶级斗争的意义和作用，关于用共产主义精神教育无产阶级，关于法国大革命和1848年革命的起因等等。在活动中，左尔格充分显示出自己的思想水平和组织才能，不久就被选为俱乐部主席。

俱乐部的一项中心工作就是团结各阶层群众为反对奴隶制而斗争。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同美国共和党左翼是一致的。俱乐部的许多成员在共和党内有影响，对这个党主张废除奴隶制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1861年美国内战爆发后，俱乐部的许多成员加入了北方联邦军。左尔格虽然没有直接参加战斗，但他始终站在要求消灭奴隶制的北方各州一边。

内战结束后，美国进入重建时期，国内工业迅猛发展，工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人数也相应急剧增加，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国内形势的这种变化，使左尔格意识到工人问题已经提上日程，并且“成为美国全部生活中的注意中心”。他领导共产主义俱乐部及时地把活动重心放在同各工人团体加强联系和在工人中间开展工作上面。

当时美国工人的情况比较复杂，基本上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从国外流入的工人移民，觉悟较高，具有“欧洲多年来阶级斗争所取得的经验”①;另一部分是美国本地工人，他们缺乏同资本作斗争的经验，“他们和移民比起来是雇佣工人阶级中的贵族”②，因此他们对外来工人为改善劳动条件而进行的斗争总是不理解，开始时不大支持，也不合作。做好这些工人的工作，就成了以左尔格为首的共产主义俱乐部的一项主要任务。

这时俱乐部增添了不少新鲜血液。不久前从德国流亡到美国来的国际工人协会德国支部的组织者、马克思的战友齐格弗里特·迈耶尔、康拉德·卡尔和奥古斯特·福格特等人都加入了俱乐部，从而改变了俱乐部的面貌，提高了俱乐部的战斗力。

左尔格本人也从这些同志身上得到不少教益和帮助，愈来愈认识到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真正意义，认识到工人阶级所负的历史使命。从1867年春天起，左尔格就考虑要办两件事，一是申请加入国际工人协会;一是同纽约的德国工人联合总会进行联合(这个组织是全德工人联合会在纽约的分会)，组成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

1867年5月，作为共产主义俱乐部主席的左尔格写信给他的老朋友、当时在瑞士担任国际工人协会德国人支部领导人的贝克尔，提出要加入国际。贝克尔复信表示赞同和欢迎。7月2日，共产主义俱乐部全体会议在左尔格主持下一致决定加入国际工人协会。过了几天，左尔格怀着十分兴奋和崇敬的心情直接写信给马克思，报告美国工人运动情况以及自己对开展工人运动的想法，并且要求马克思给予支持，把国际工人协会的文件和协会出版的英文报纸寄给他。马克思热情地满足了他的要求，鼓励他去实现自己的想法。此后，两人开始有书信往来。左尔格常从马克思那里得到启发和帮助。

德国工人联合总会是1865年底在纽约成立的，成员中多数是拉萨尔分子。左尔格并不同意拉萨尔关于在国家帮助下通过生产合作社以实现社会主义的主张，尤其是不同意拉萨尔分子对工会组织和罢工运动的否定。在联合会内部马克思主义者的支持下，左尔格还是主张同德国工人联合总会合并。1867年底，两个组织实行联合，组成美国第一个工人政党——纽约社会党。左尔格参加了该党纲领起草委员会。在排除了拉萨尔分子的干扰后，党纲中明确规定了“所有被压迫者和善于思考者的任务就是改进现状”，并提出实施累进税、规定8小时工作日、废除同人与人之间平等相抵触的法律等要求。左尔格在起草这个纲领时，照顾到当时美国工人运动的水平，有意识地在纲领中只提一些有利于把工人马上发动起来的要求，而没有提党的最终目的，即建立共产主义的问题。

纽约社会党虽然没有正式加入国际，但在左尔格的影响下，它的许多活动都是遵循国际工人协会的原则和国际几次代表大会决议的。左尔格始终同总委员会和国际的领导人马克思、埃卡留斯等人保持密切联系。

1868年9月，由于内部马克思主义者与拉萨尔分子之间意见严重分歧，社会党自行解散。尽管社会党存在的时间不长，但左尔格及其战友们做的工作却是有成效的。曾经在党内受到左尔格等人影响的德国工人联合总会会员，在社会党解散后改组了联合总会，并且不顾拉萨尔分子的反对，把社会党纲领中的一些马克思主义条文吸收到它的纲领中，同时决定加入美国全国劳工同盟。从这时起，它开始称为第五工人联合会并在章程中写进“拥护全国劳工同盟的纲领，承认国际工人协会的原则”。

左尔格加入了第五工人联合会，当选为通讯书记。1869年底，第五工人联合会正式加入国际工人协会，成为协会在美国的第一支部。

一年后，在纽约除了由德国人组成的第一支部外，又成立了法国人支部和捷克人支部。在左尔格等人的努力下，这几个支部联合起来，组成国际工人协会美国临时中央委员会。左尔格任中央通讯书记。

在领导临时中央委员会工作中，左尔格十分注意在美国本地籍工人中间宣传国际的原则，组织国际的支部。他清楚地认识到，没有本地工人的参与和支持，国际就不能在美国进行有效的工作。左尔格还注意把宣传工作同维护工人的经济利益，改善工人的状况和劳动条件结合起来。他要求中央委员会成员熟悉工人运动的各种形式，主动给予支持。1871年夏，宾夕法尼亚矿工为维护工会的权利和要求增加工资而举行罢工。中央委员会根据左尔格的建议，召开了声援矿工的群众大会，组织募捐，救济罢工工人家属。这在北美工人中间引起了极好的反响。

争取8小时工作日的斗争是北美各州工人运动的一个主要内容。当时8小时工作日法虽然在密苏里、纽约、加利福尼亚等州作为法律通过，但工厂主从不遵守，仍然用超过8小时的繁重劳动来压榨、剥削工人。左尔格深知限制工作日，正如马克思所说，是“一个先决条件，没有这个条件，一切进一步谋求改善工人状况和工人解放的尝试，都将遭到失败”①。当他得知纽约工会准备在1871年9月13日组织争取8小时工作日的大规模游行示威后，立即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建议各支部参加这次游行，并且散发传单，阐明这一斗争对于工人阶级彻底解放的意义。由于以左尔格为首的北美中央委员会和国际第一支部的号召和支持，游行队伍盛况空前，秩序井然，并且在美国工运史上第一次有黑人参加。工人阶级觉悟的迅速提高，说明国际支部的工作是有成效的。

左尔格很重视在工人中间培养无产阶级团结和国际主义的感情。他领导的北美国际支部曾经大力声援爱尔兰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同情和支持爱尔兰芬尼亚社社员。当1871年2月2日第一批芬尼亚社社员来到纽约时，左尔格和尤别尔受北美中央委员会的委托会见了他们，向他们递交了一份由左尔格起草的声明。声明中说：“我们对你们的斗争事业深表同情……我们向你们伸出友谊和团结之手。你们的敌人也就是我们的敌人，他们是：贵族和资产阶级，地主和工厂主……”。从这份声明可以看出，在对民族问题的理解上，左尔格也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的。

巴黎公社成立的消息传到美国时，以左尔格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多次召开群众大会和各种会议，声援公社斗争，宣传公社的真实情况和意义，在报刊上登载国际总委员会揭露美国驻巴黎大使华施贝恩行为的宣言和马克思的光辉著作《法兰西内战》。在发表《法兰西内战》时，左尔格写了一篇按语，其中写道：“不要忘记，公社是工人的政府，因而它招致特权阶级及其代理人的仇恨、恐惧和诽谤……不要忘记，公社是为维护你们已经争得的或是想去争取的权利——自治权和工人享有自己劳动果实的权利而进行斗争和遭到失败的”。

公社失败后，左尔格积极参与对公社流亡者的救济工作，是为流亡者募集捐款的主要组织者。

1872年9月，国际在海牙召开代表大会，左尔格作为美国支部的代表出席了这次大会，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

代表大会的主要议题之一，就是关于国际工人协会的组织原则及其领导机构的作用，特别是关于加强总委员会的权力问题。

巴枯宁分子和英国工联主义者企图按无政府主义的组织原则来改造国际，把总委员会变成“通讯统计局”，遭到大多数代表的反对。在这场斗争中，左尔格坚定地维护国际的原则和总委员会的领导地位，指出总委员会是“造就和组织干部的总参谋部”，国际工人运动不仅需要“首脑”，而且需要“有智慧的首脑”。左尔格在发言中说：“我们需要集中，没有集中，我们在统治阶级面前就会软弱无力，因此，我们需要总委员会”。左尔格同马克思及其战友一道投票赞成把扩大总委员会权力的第二条和第六条新条文加进国际的章程中去。

海牙代表大会后，国际总委员会迁到纽约，左尔格任总委员会总书记，担负着艰巨复杂的领导任务。直至1874年卸去总书记职务时止，他一直在这一岗位上忘我地工作，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国际解散后，左尔格和卡尔·施佩耶尔受托保存协会的全部档案和文件。不久，左尔格又同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一道成立了美国工人党。在建党初期，左尔格等人力图按照马克思主义原则，把工人党建成一个以废除雇佣劳动制和建立无产阶级社会为目的的政党。但由于拉萨尔分子的阻挠和破坏，这一企图没有实现。左尔格等人在失望之余愤然退出该党。

为了传播社会主义思想，提高工人阶级的觉悟，左尔格于1876年写了一本题为《社会主义与工人》的通俗性小册子，在纽约出版。小册子揭露了现代社会中分配的不合理现象：社会生产的财富大部分落入不劳动者手中，而生产财富的劳动者却只得到很小一部分。小册子批驳了歪曲和诽谤社会主义的陈词滥调，向人民群众宣传社会主义必胜的信念，指出社会主义“在整个文明世界站稳了脚跟。它在各地都展开了反对资本、反对资产阶级统治的斗争，并且必将取得胜利。”小册子号召工人组织起来，只有组织起来，“才能成为一支不可抗拒的巨大力量。”小册子的发表对提高美国工人的觉悟起了积极作用，英国一家报纸曾经予以摘要转载，1906年该书又在伦敦再版。

八十年代初，左尔格还参加过在1878年成立的国际工人联盟。可惜联盟存在的时间不长，1887年即告解散。联盟解散后，左尔格再没有参加其他政治组织，其原因，一方面是他年事渐高，更重要的是他想利用平静的时间更多地从事写作和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1891至1895年间，他在恩格斯的鼓励下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刊物《新时代》写了一系列有关美国工人运动史的文章;他把有关国际和美国工人运动的文件、书画、文稿、资料等整理归类，分别送交有关图书馆和学会保存使用，其中一批重要书信由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出版家用《约·菲·贝克尔、约·狄慈根、弗·恩格斯、卡·马克思等致弗·阿·左尔格等书信集》的名称公开出版。

1906年10月，左尔格因病逝世，终年78岁。左尔格一生为工人运动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在美国的传播作出了杰出贡献。他作为工人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人在世界无产阶级、特别是美国无产阶级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因而被进步报刊誉为“现代工人运动的先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