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华·卡德尔(Edvard Kardelj，1910—1979)，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杰出的领导人。

1910年1月27日，卡德尔诞生在南斯拉夫斯洛文尼亚首府卢布尔雅那市一个裁缝家庭。青年时在当地一所师范学校求学，毕业后成为一名教员。

1926年，卡德尔参加南斯拉夫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加入南斯拉夫共产党。1929年担任斯洛文尼亚共青团地委书记。1930年2月，因叛徒出卖，卡德尔在卢布尔雅那市被捕。他在狱中坚贞不屈，保护了同志和党的组织。反动当局将他从卢布尔雅那押送到贝尔格莱德， 9月，被国家保卫法庭判处苦役两年。出狱后，他在斯洛文尼亚地区从事党的宣传和组织工作。

1934年9月，卡德尔出席斯洛文尼亚地区共产党代表大会。在白色恐怖下，30名代表秘密聚集在斯洛文尼亚地区主教的消夏别墅开了两天两夜的会议。卡德尔作了关于党的工作的长篇发言，分析了党内的宗派主义错误。在这次会上，卡德尔首次与铁托见面。当时，铁托正在物色能够信任和与之共事的人，经过几次交谈，铁托认定，沉静好学和有几分教师气质的卡德尔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从此以后，卡德尔一直是铁托的亲密合作者。他们始终互相谅解和满怀信任。

1934年11月，卡德尔受党的委派去苏联学习。他踏上苏联国土，就强烈地意识到，这是第一个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国家，他为之奋斗的也正是要在南斯拉夫建立这样的国家。他在莫斯科列宁主义学校学习了六个月，毕业后在苏联西方少数民族共产主义大学任教。他讲授过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共产国际史和南斯拉夫工人运动史。他还在共产国际担任工作。在莫斯科期间，他与铁托经常往来，商讨南共党内的问题。

1937年春，根据铁托的建议，卡德尔回到国内，在斯洛文尼亚地区建立党的组织，开展党的活动。同年，他当选南共中央委员。1938年初，刚被任命为南共临时总书记的铁托受命回国，对党中央委员会进行改组，卡德尔积极支持铁托主持的改组工作，当选南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1941年4月，德国法西斯入侵南斯拉夫。南共中央在萨格勒布召开会议，讨论了反对法西斯侵略的武装起义问题，决定建立广泛的民族解放阵线。会上，卡德尔做了关于斯洛文尼亚地区党的工作的报告。不久，他当选为斯洛文尼亚地区民族解放阵线执委会副主席。为了领导武装起义，6月27日，南共中央成立了南斯拉夫人民游击司令部，卡德尔成为司令部成员之一。南斯拉夫人民响应南共中央7月4日号召，举行全国武装起义，卡德尔亲自组织和领导了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人民的武装起义，使斯洛文尼亚地区的铁路运输完全中断。

在战争年代，卡德尔始终和铁托并肩战斗，领导南斯拉夫人民进行反法西斯战争。为了迎接反法西斯斗争的更大胜利，1943年11月29日，在亚伊策召开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人民解放委员会被确立为南斯拉夫临时政府。铁托当选人民解放委员会主席，卡德尔被选为第一副主席。他和铁托在怪石嶙峋的维斯岛上，安排了一个绿荫如盖的工作场所。他协助铁托在南共中央和各共和国中央之间保持联系，从事总的政治工作，处理外交方面的事务，特别是争取各大国承认人民解放委员会为南斯拉夫的正式政府。

战后，卡德尔作为南斯拉夫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一直担负着重要工作。他曾先后担任南斯拉夫联邦政府副主席(1945—1953)，兼任外交部长，立法和人民政权建设委员会主席(1950—1953);联邦执行委员会副主席(1953—1963);新宪法起草委员会主席(1961—1963);联邦议会主席(1963—1967);联邦主席团执行委员(1969—1972)，以及联邦主席团委员(1974年以后)。与此同时，他在党内曾任南共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52—1966);南共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1966—1969)等职。

卡德尔为维护南斯拉夫的独立和主权，为发展各国工人党、共产党之间的民主平等关系，为不结盟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1944年11月，南斯拉夫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前夕，铁托让卡德尔去莫斯科与斯大林会谈。在会晤中，他感到斯大林对南斯拉夫人民在反法西斯斗争中的作用估计不足。在涉及南斯拉夫革命的问题上，卡德尔代表南共中央坚持了独立自主的立场。

从1945年起，南共党和政府多次任命卡德尔担任代表团团长，参加国际会议，处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善后事宜，签订对意大利、匈牙利、保加利亚和奥地利等国的和约。卡德尔参加了1945年的伦敦会议，1946年的巴黎会议，1947年的莫斯科会议和巴黎和会。

在巴黎和会期间，希腊代表团团长卡尔达里斯向卡德尔建议，由南斯拉夫和希腊共同瓜分阿尔巴尼亚，并表示分给南斯拉夫的领土可以多于希腊。卡德尔严肃地拒绝说，我们是来参加和会，不是来做交易的;我们要求的只是本来就属于我们的东西，我们支持阿尔巴尼亚的独立，反对瓜分阿尔巴尼亚的任何企图。

1947年4月，卡德尔率领南斯拉夫代表团访问苏联，与斯大林会谈南苏经济、贸易和合作问题，以及国际关系特别是巴尔干各国的关系问题。

同年9月，卡德尔与吉拉斯代表南共参加在波兰举行的建立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会议。卡德尔在会上作了报告，阐明南共中央的观点和立场，他对苏联在二战期间给予南斯拉夫的援助表示感谢;同时明确表示，南斯拉夫共产党不同意建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某种中心，主张各党在奉行各自的内外政策时不应受到约束和干涉。会议决定成立情报局，其宗旨在于“交流经验，必要时，在一致同意的基础上协调各国共产党的活动”;并决定将情报局总部设在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

1948年，苏南关系开始恶化。2月8日至10日，卡德尔率南共代表团赴莫斯科与斯大林讨论两党、两国关系。卡德尔顶住了苏联的压力。当苏联提出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应该建立联邦时，卡德尔明确表示，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是具有不同历史的两个国家。南斯拉夫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即使它的各族人民同意与保加利亚建立联邦，也只能是七个平等成员的联邦，而不是两个国家的联邦。卡德尔的表态，事后得到铁托和南共政治局的赞许。

当年3月—5月间，联共(布)中央三次致函南共中央，指责南共脱离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的轨道。在讨论苏南关系的南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全会上，卡德尔支持铁托坚持的独立自主原则。他针对苏联指责南斯拉夫共产党犯了错误，指出：“南斯拉夫是在大战中以自己的军队差不多解放了自己全部领土的国家。……让我们看看战后三年我们所完成的事业……我们已经证明，我们党能够指导社会主义建设。我们将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而不是忠于它的字句。”铁托和他代表南共中央联名签署了答复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信中列举了苏南分歧的事实;指出南斯拉夫领导人“一直不惜困苦和牺牲，不断在南斯拉夫人民群众中传播关于苏联的真理，培植对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爱戴”;建议苏联派代表团访南了解实情，解除“对南共的诬告”，以期两党、两国达到真诚的和解。

在苏南关系破裂后，卡德尔说，他经历了一场内心痛苦的危机。

1948年6月28日，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在布加勒斯特召开会议，在南共代表缺席的情况下，通过了《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情况》的决议，谴责“南共领导机关最近时期在对内和对外政策的基本问题上，执行着一条脱离马列主义的不正确的路线”。6月29日，南共中央召开全会通过决议，拒绝情报局的指责。在这次中央全会上，卡德尔继续被选入党的中央领导机构。

1949年春，卡德尔与其他几位政治局委员到斯普利特去探望铁托，建议把“工人自治”定为社会制度，修改党章，将党的名称改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根据这一建议，南共于1952年11月2日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关于南共联盟的任务和作用》的决议，决定把南斯拉夫共产党改名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并宣布“共产主义者联盟在自己的工作中不是、而且也不能是经济、国家和社会生活的直接实际领导者和管理者，它应该依靠其政治和思想的积极性，在一切团体、机关和机构中首先采用说服的办法，力求自己的路线和立场或个别盟员的立场被接受。”

1955年5月，赫鲁晓夫率苏联党政代表团访问南斯拉夫。卡德尔陪同铁托与苏联代表团进行会谈，参加了会谈宣言的起草工作。宣言强调“和平共处”和“双方不以任何理由(意识形态、政治或经济的理由)干涉内政”是两国关系的指导原则。

1957年11月，卡德尔率领南共联盟中央代表团赴苏联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他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举行的庆祝集会上讲话，强调要“创造性地利用十月革命的经验”。他还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同赫鲁晓夫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在草拟《莫斯科宣言》时，卡德尔不同意“加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以及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等提法，他代表南共联盟拒绝在《宣言》上签字。在这次会议上，卡德尔同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团长毛泽东进行会晤，就苏南关系，对斯大林的评价，世界局势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1973年，卡德尔赴阿尔及利亚出席不结盟国家会议，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

1979年，卡德尔出访美国。

卡德尔作为南共著名的理论家，曾主持制定南斯拉夫宪法和各个时期的法令，起草南共联盟的纲领。他写了大量的理论著作，主要有：《斯洛文尼亚民族问题的由来》(1939年)、《南斯拉夫道路》(1946年)、《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问题》(1954—1974年，九卷)、《我国农村社会主义政策》(1959年)、《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十字路口》(1969年)、《宪法修改的基本道路和方向》(1973年)、《公有制在当代社会主义实践中的矛盾》(1972年)、《不结盟运动的历史根源》(1975年)、《社会主义自治的政治制度的发展》(1977年)。这些著作为南共联盟的内外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其中心内容包括以下三方面的思想。

第一，关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党的性质和无产阶级专政。

卡德尔指出，南斯拉夫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和阶级，存在着革命阵线和反革命阵线。反革命阵线虽然十分脆弱，但绝不能忽视，它们企图利用南斯拉夫社会的每一个困难而登上政治舞台，并有国外的支持者。南斯拉夫仍然处于同国内敌人进行斗争的革命过程中。

他认为，南共联盟是工人阶级和各族劳动人民的先锋队，在革命和建设中起思想政治上的引导作用，对南斯拉夫社会的发展负有根本责任。它必须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赢得广大劳动群众自下而上的支持，实现其政策所确定的目标。它必须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用马克思主义教育干部，同劳动人民保持密切联系。

他还认为，南斯拉夫政权的实质是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可以采取强制性的政治形式，也可以采取最民主的形式，这取决于国内外的主客观条件和社会的稳定程度。南斯拉夫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采用自治和民主的代表团制形式，来实现自己的眼前利益和长远目标。

第二，关于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自治。

卡德尔认为，不能静止地、超越时间和空间去评价公有制的不同形式的社会历史作用。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初期，实行国有制是必要的。如果把国有制宣布为一成不变的信条，就会造成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相脱离的某种形式的再生条件。南斯拉夫实行的社会所有制是使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的一种公有制形式，是国有制的进一步发展，这是社会主义自治在所有制方面的体现。社会主义自治原则在政治上则表现为代表团制。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工人之间，联合劳动组织之间，工业系统之间，各部门之间存在着不同的利益和矛盾，这是自治利益的多元主义。这些矛盾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关系基础上的，不是对抗性的，可以用民主的方法来协调解决。

他说，工人阶级掌握政权后，国家机器强化的倾向，政治制度官僚化的危险，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最大障碍。工人官僚同工人阶级的冲突具有阶级冲突的性质，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向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南斯拉夫社会主义民主通过广泛的自治民主形式表现出来，即通过联合劳动组织使工人直接支配自己的劳动条件和成果，通过各级代表制度使工人更广泛地参加对社会各方面事务的管理。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机关正变为自治社会的公共服务机构。国家职能的社会化为它的消亡创造条件。同时，国家还不能放弃其强制作用，必须通过立法，对被消灭阶级的残余和反社会主义、反自治的势力采取强制性手段，限制他们的自由。

他认为，南斯拉夫实行自治制度还是一个摸索过程，自治的发展和实现，需要进行整整一个时代的战斗和努力。

第三，关于不结盟运动。

卡德尔认为，不结盟运动是当代人类社会发展趋势的一种表现，是战后国际关系发展的结果之一。不结盟运动要求改变世界的经济和政治关系，使之民主化。

国际集团的划分加剧了世界局势的紧张和不安，威胁着各国人民的独立和安全。不结盟国家反对以集团划分世界，反对迫使它们加入某一集团。不结盟运动是争取政治和经济独立，争取各国人民自由和平等，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和强权政治的伟大而统一的力量。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产生任何类型的政治和经济霸权的条件，不结盟运动就不可能失去对进步人类所具有的意义。

卡德尔强调指出，南斯拉夫参加不结盟运动不是某种暂时的政治需要和策略，而是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自治方针和民主政策在国际运动中的体现。

1979年2月10日，卡德尔因患癌症，在卢布尔雅那市与世长辞。铁托称他是“一个彻底的共产党人，不倦的革命家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