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乡隆盛(1827—1877)，日本幕末维新时期著名的倒幕派领导人，明治维新的元勋，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

西乡隆盛1827年12月7日生于鹿儿岛加治屋町，为萨摩藩(鹿儿岛县)下级武士西乡吉兵卫之长子。他自幼受到严格的武士训练，阅读了大量儒家经典，又修过禅学，这使他养成尚武的习性，具有浓厚的忠孝仁义等封建道德观念。1844年，西乡担任郡书记官助理，后为郡书记官先后共10年。他跟随郡长巡视农村，接触农民，通晓农政。其间，郡长迫田因荒年要求藩政府减免年贡不准而愤然辞职，给他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他出身于濒临破产的下级武士阶层，长期担任低级官吏，使他对下层人民有一定的了解和同情，对幕府末期的政治腐朽有所认识，从而走上了矢志改革的道路。

西乡28岁时做了萨摩藩主岛津齐彬的亲信扈从，受到齐彬改革藩政以求富国强兵的思想影响，并受到勤王家藤田东湖和桥本左内等人的影响，使他立志勤王和改革幕府政治。他跟随齐彬住在江户3年，为齐彬等人倡导的王室公卿和幕府将军合作的“公武合体”①运动四处奔走联络，十分活跃，逐渐成为晓有名声的改革派志士。

1858年7月，齐彬突然去世，由岛津忠义任藩主，实权掌握在其父久光手中。西乡闻讯，曾打算为齐彬殉死。经僧侣月照的劝导，他才打消此念，立誓要继承齐彬的遗志，进行幕政改革。此后，他依旧往来于京都与江户之间，进行勤王活动，策划除掉极为反动的幕府最高行政官井伊直弼大老。9月，井伊制造“安政大狱”②，残酷镇压勤王志士。西乡和月照逃出京城才幸免遭难。二人先后回到鹿儿岛，不料却被勒令离开萨摩藩。他们感到勤王大势已去，绝望之下，当船行至锦江湾，相抱投海自尽。被救起时，月照已溘然长逝，西乡亦奄奄一息。岛津久光把他流放到奄美大岛。

3年后西乡被赦免召还。久光本想借助西乡的声望，以便实现自己入京勤王，继续搞“公武合体”的计划。不料，西乡认为久光威望和身分不够，表示反对。而且西乡又与激进的藩士们联络。久光一怒之下，将他流放到德之岛，两个月后再转送到流放死刑犯人的冲永良部岛的牢狱中。

在狱中两年，西乡受尽磨难，却阅读了大量儒家著作，不时吟诗抒怀。他的一首诗写道：“朝蒙恩遇夕焚坑，人生浮沉似晦明。纵不回光葵向日，若无开运意推诚。洛阳知己皆为鬼，南屿俘囚独窃生。生死何疑天赋与，愿留魂魄护皇城。”这表达了他对死于“安政大狱”的志士们的追念之情，也阐明了他的生死观和忠君勤王的志向。

1864年，因倒幕派势力增大和藩士们的要求，久光下令召回西乡，并委以掌握萨摩藩陆海军实权的重任。

此后五、六年间，是西乡思想趋于成熟的时期。他开始还是作为久光的谋将，后来则成为尊王倒幕派的领导人。他与大久保利通密切合作，在萨摩藩内进行政治改革，并为完成日本历史上轰轰烈烈的倒幕维新大业，立下了功勋。

1864年7月，幕府对长州藩(山口县)志士们发动的“禁门之变”①进行镇压。在京都的西乡遵从久光之命，参与镇压活动，在战斗中负伤，因而受到褒奖。9月，西乡在大阪会见了胜海舟。胜对西方十分了解，对幕府内情也有很深的认识。这次会见使西乡开阔了眼界，认识了幕府的腐朽和没落，思想发生转变。但这时的西乡仍有“萨藩主体”的地方意识，所以在行动上表现得十分动摇。当幕府于9月组织军队讨伐长州藩时，西乡仍从本藩利益出发，参加并指挥了征长讨伐军。但在翌年4月幕府组织第二次讨伐长州行动时，西乡已在行动上贯彻其强藩联合对抗幕府的主张，不顾幕府一再下令催促，坚决拒绝出兵。12月他派人与长州藩联络，并在1866年正月，于京都同长州藩倒幕派领导人木户孝允缔结了“萨长倒幕联盟”的密约。从此他作为一位倒幕派领导人在全国进行了广泛的倒幕活动。

1866年7月，幕府将军德川家茂死，德川庆喜继任。12月，一贯压制倒幕派的孝明天皇被公卿岩仓具视等毒死，由年仅14岁的明治天皇继位。倒幕派利用宫廷的形势，开始准备武装倒幕。西乡等人还与英国结成了“萨英同盟”，想从英国那里购买武器和取得财政援助，但他们对英国的侵略企图有所警惕。1867年7月27日，西乡在大阪会见英国公使馆官员沙托时表示：“关于变革日本政体问题，应由我辈尽力而为，如与外国人相商，则有失体面。”西乡的回答，表明他已有较强的民族意识。

1867年9月，西乡、大久保通过岩仓等公卿，事先做好了用天皇名义发布《讨幕密旨》的准备。10月14日，萨长两藩得到了《讨幕密旨》。在部署就绪后，12月9日，西乡、大久保等倒幕派发动政变，发布《王政复古》大号令，宣布废除将军制度等，要德川庆喜立即“辞官纳地”。倒幕派于当天组织了新政府，西乡、大久保等掌握了新政府的实权。

以德川庆喜为代表的旧幕府势力，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挑起了国内战争，因是戊辰年间，史称“戊辰战争”。1868年1月在京都之南的鸟羽、伏见地区，幕府军与政府军发生了大规模军事冲突。西乡指挥了这次决战。由于兵士的奋勇和人民的支持，政府军打败了3倍于己的幕府军队，取得了胜利。西乡被新政府任命为陆海军负责人。2月，讨幕军从京都出发东征，包围了江户。这时，防守江户城的胜海舟，向庆喜说明了国内外形势，促使庆喜下决心投降。3月，西乡向幕府提出了7项投降条件，并去江户会见了胜海舟。最后签订了幕府投降协定，史称“江户无血开城”。8月后，西乡又率讨幕军转战于关东和东北地方，征讨幕藩残余势力，取得节节胜利。凯旋回师后，西乡由于军功卓著受到了奖赏。9月，他以在倒幕维新运动和戊辰国内战争中的功勋，授正三位官职，赏典禄为两千石，成为诸藩家臣中官位最高、受封最厚的人。

功成名就的西乡，出于封建思想，认为自己功名地位高于萨摩藩主岛津家，有损“忠臣”的声誉，遂于1870年1月辞职，回鹿儿岛做了藩政顾问，后任藩大参事。

西乡离开中央回到地方，还因为他对明治政府实施有损于下级武士利益的政策感到不满。他很同情下级武士们在明治维新后的悲惨遭遇。他在请求萨摩藩政府救济一个参加内战的士兵的信中写道：“临生死之境，使之如私物，事定之后，即行抛弃，影响德义”。他的一首广为流传的言志诗写道：“几经辛酸志始坚，丈夫玉碎耻瓦全。一家遗事人知否，不为儿孙买美田”。他看不惯许多政府高官追名逐利，穷奢极侈，指责他们为“利”忘“义”。西乡的个人品德，在日本一直被人们推崇。正是在这些内政问题上，西乡与大久保等人产生了矛盾。

西乡、大久保等人尽管有矛盾，但他们都认识到要建立近代国家，使日本摆脱半殖民地危机，必须消除封建割据局面，建立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从1871年起，他们又在这个目标下联合起来，全力进行“废藩置县”的改革。

1872年7月，西乡任陆军元帅兼近卫军都督。次年7月，政府公布《地税改革条例》等5个文件，实行变革封建土地所有制，确立近代土地制度的地税改革。在此前后，政府还进行了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多项资产阶级改革。西乡主持和参与了这些改革，虽在改革内容上没有特别的建树，但他统帅军事力量，以武力为后盾，保证改革顺利进行，应该说是他的特有贡献。

西乡、大久保、木户三人以在倒幕维新活动中的作用和贡献，被人们誉为“维新三杰”。

正是在这一时期，日本朝野出现了侵台侵朝的激烈论调。在这种反动浪潮的冲击影响下，西乡认为：“举我兵士日夜思乱之心，移之于外，一掷而成兴国之远略矣”。他推波助澜，鼓吹并支持对外侵略扩张。

对于我国的台湾，西乡主张先采取外交措施，防止欧美列强干涉，然后“夺取此地，归为我有，以便永镇皇国之南门”。

西乡开始是反对木户等人的“征韩”(侵略朝鲜)的主张和具体计划的，后来则主张先派遣赴朝使节，不带兵，厚其礼，出要员，直接去朝鲜京城谈判，并自荐充任赴朝大使。他说：万一朝鲜杀了他，就可派兵“征伐”。1873年8月，决定派他为遣朝使节。10月，大久保、岩仓等人与西乡、板垣等人进行了激烈的“遣韩使节论争”，政府终于推翻了派西乡为大使的决定。于是西乡向天皇提出辞呈，辞去正三位、参议、陆军大将兼近卫都督等职。天皇批准他辞去参议、近卫都督的职务。之后，他回到鹿儿岛，仍任岛津久光的顾问。

他在鹿儿岛办起了名为“私学校”的军事政治学校， 以“敬天爱人”为校训。私学校既讲授孙子、左传、佛学，又学习西方文明，派优秀学生去法国、俄国留学。西乡办的私学校，虽未能摆脱封建伦理道德的影响，却也有学习西方文明以改造日本的进步因素。

1877年1月开始，鹿儿岛士族借口政府派侦探企图暗杀西乡，以“新政大总督征伐大元帅西乡吉之助(西乡)”的名义，打着“新政厚德”的旗号，兴师问罪，发动了反对大久保政权的暴动。因鹿儿岛地处日本西南部，这场内战史称“西南战争”。参加西乡军的，有不少人具有民主主义思想，也有不少农民起义的领导人。他们反对大久保政府的时弊和一些错误政策，有其合理性。但多数士族，他们对新政府不满，主要是由于新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破坏他们身分特权为目标的资产阶级改革措施，所以带有反对进步改革的政治倾向。西乡虽无意发动这次暴动，最后还是作为明治政府的“逆贼”参加了这次暴动。经过八个月之久的激战，最后以失败告终。西乡亦于9月27日败死于鹿儿岛的城山。

西乡这个历史人物的一生经历，是极其复杂的，他的思想也是极其矛盾的。他发动和领导了倒幕维新这场日本历史上划时代的大变革，却又随着变革维新的深入而落伍;他用其全部智勇和精力拚死建立起明治新政府，却又成了他的对立物;他主张学习西方，进行资产阶级改革，以富国强兵，争取日本民族的独立，可是，他却又主张向外侵略扩张，压迫其他民族。随着改革的深入发展，触及到众多士族的利益，他因而对政府的一些改革措施不满，终于参加反政府的暴动，酿成一场城山败死的悲剧。

西乡死后12年，1889年日本帝国宪法公布时，明治政府大赦，给西乡恢复了名誉，赦其“逆罪”，除其“贼名”，追赠他被褫夺了的正三位官位。此后，人们还在东京上野公园里为他树立了一座青铜塑像，以表示崇敬和怀念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