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768—824）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是中唐古文运动的发起人与开创者，是“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的一代伟人。但韩愈的一生，家庭也好，科举也好，仕途也好，总是充满了泥泞与坎坷，一波三折。韩愈自幼失怙，养于兄嫂；四举于礼部，四试于吏部；仕途三起三落：“论宫市，谪阳山；论讨淮西，左迁庶子；论佛骨，贬潮州。”韩愈的性格颇为奇特，更有些怪癖，因此，文辞求奇求怪，“时有感激怨怼奇怪之说”（《上宰相书》）。写诗也多写“奇”“丑”意象，描写事物尽可写得淋漓尽致，令人透骨寒心、毛发竖起，比较有代表性的诗歌如《南山诗》《和皇甫湜陆浑山火用其韵》《齿落》《送无本师归范阳》《石鼓歌》《月蚀诗效玉川子作》等，写山的奇险，写火的奇势，写自己的残躯，写脱落的牙齿，写金石器物，写烹食蚀月的蛤蟆，写一切“奇”的、“怪”的、“险”的，甚至“丑”的物象。总之，韩愈的诗歌以奇险见称，开了唐代元和诗风“尚奇”一派的先河。韩愈的诗歌风格之所以表现出“奇崛瑰怪”，除了他“唯陈言之务去”的文学创新思想之外，无疑与其独特的个性有关。
一、 韩愈的胆小与无畏
韩愈性格好奇，李肇《唐国史补》卷中记载：“韩愈好奇，与客登华山绝峰，度不可返，乃作遗书，发狂恸哭，华阴令百计取之，乃下。”这条材料《唐语林》卷四也有征引。这一故事到了明清时期被小说家们不断渲染演绎，如：“韩退之尝登华山巅，穷极幽险，心悸目眩不能下，发狂号哭，投书与家人别，华阴令百计取之，方能下。”（明冯梦龙辑《古今谭概·痴绝部》卷三）又如：“韩昌黎登华山绝顶恸哭，则死生之念未忘。”（明吴之甲《静悱集》卷四）似乎韩愈是个贪生怕死之人。然而，也有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宋代樊汝霖《韩集谱注》就说：
李肇《国史补》言：愈好奇，登华山绝峰，度不可反，发狂恸哭，县令百计取之，乃下。而沈颜作《登华旨》，略曰：仲尼悲麟，悲不在麟也；墨翟泣丝，泣不在丝也。且阮籍纵车于途，途穷辄恸，岂始虑不至耶？盖假事讽时，致意于此尔。文公愤趋荣贪位者，若陟悬崖，险不能止，至颠危踣蹶，然后叹不知税驾之所，焉可及矣。悲夫！文公之旨，微沈子几晦哉！按公诸诗及《国史补》所云，公实如此，初无它旨也。
沈颜《登华旨》一文中认为韩愈并不是胆弱怕死，而是因身临其境，浮想联翩，为国事心忧。沈颜的观点也影响了明清人的判断，如清人欧阳桂在其《西山志》卷九中就说：“记昌黎登华山，捶胸痛哭，手书与家人诀。夫昌黎岂畏死者！特满腔傀儡借华山为痛地耳。”再如清人尤侗《西堂杂俎·二集》卷五认为：“昔昌黎登华山，痛哭垂书，诀别家人，昌黎非畏死者，直是一腔悲愤，无处发泄，借华山为痛哭场耳。”也认为韩愈是借华山之险峻感慨国家前程之艰危，并发泄自己的一腔忧愤。
但是，有人却不同意沈颜的意见，宋魏泰《东轩笔录》卷十五就说：
唐小说载韩退之尝登华山，攀缘极峻而不能下，发狂大哭，投书与家人别。华阴令百计取，始得下。沈颜作《聱书》辨之，以为无此事。岂有贤者而轻命如此。予见退之《答张徹》诗叙及游华山事，句有“……悔狂已咋齿，垂戒仍刻铭”，则知小说为信，而沈颜为妄辨也。
宋潘自牧《记纂渊海》卷六《西岳华山》条也载：
本朝李肇《国史补》载韩愈游华山，穷极幽险，心悸目眩不能下，发狂号哭，投书与家人别，华阴令百计取之，方能下。沈颜作《聱书》以为肇妄载，岂有贤者轻命如此！余观之赠张籍诗云：“洛邑得休告，华山穷绝陉。倚岩睨海浪，引袖拂天星。……”则知肇记为信然，沈颜为妄辩也。
《记纂渊海》此条下有“东坡”二字，但应该不是出自苏轼，其中所引诗题为《答张徹》，非为赠张籍，以苏轼的学识不至于搞错韩诗的诗题。明代张萱《疑耀》卷五《韩昌黎登华山》条也有记叙：
李肇《国史补》载韩昌黎尝登华岳之巅……宋沈颜为之说，谓：昌黎愤世之趣荣贪位者……世儒亦信从之，余谓不然，趣荣贪位，孰有过于昌黎者，其登华巅而痛哭也，诚有怖死之心乎！及读《隐居诗话》引昌黎赠张籍诗：“洛邑复休告，华山穷绝陉。……”则沈颜之妄说益较著矣。
此条材料显然抄自宋人。这几位作者皆不赞成沈颜的看法，以为他的解释完全属于穿凿附会，并且还引用韩愈《答张徹》诗等加以批驳。这似乎更坐实了韩愈登山惧险畏死这一事实。韩愈真的是胆小怕死之人吗？
其实不然，从韩愈的生平行迹来看，他不仅胆子不小，而且还极其“胆大妄为”。我们来看看韩愈惊天地、泣鬼神的大胆言行。
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正月，时任刑部侍郎的韩愈，以为佛教蠹财惑众，力排众议，上《谏佛骨表》阻止宪宗大张旗鼓从凤翔迎佛骨入京祈福，表中将宪宗比喻成与梁武帝一样的佞佛君主：“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后三度舍身施佛，宗庙之祭，不用牲牢，尽日一食，止于菜果，其后竟为侯景所逼，饿死臺城，国亦寻灭。事佛求福，反更得祸。”而且扬言凡有信佛之帝王，其寿命与王朝命运皆不得长远：“周文王九十七岁，武王年九十三岁，穆王在位百年，此时佛法亦未至中国，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汉明帝时始有佛法，明帝在位才十八年耳，其后乱亡相继，运祚不长。”并坚定地表示“佛如有灵，能作祸福，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鉴临，臣不怨悔”。韩愈的这一纸奏表严重伤害了宪宗的自尊心，也彻底惹怒了宪宗，他本欲下诏诛杀韩愈，但在宰相崔群、裴度等人的劝说下，宪宗最终将韩愈贬谪到遥远的潮州——“夕贬潮阳路八千”。这一行为说明了韩愈并非贪生怕死之徒，恰恰证明他是一个极有勇气、极有胆力的人，也是一个能为民请命而将生死置之度外的良心文人。
从上举二例来看，一方面，似乎韩愈生性胆小怕死，另一方面，他又行事大胆，无所畏惧。一个人的行事风格如此前后不一，究竟是为什么？笔者以为解释这一问题的途径有二：一是从韩愈的身世与从小成长的环境入手，透视其矛盾性格形成的深层次原因；二是从韩愈逐渐成熟的思想窥知其前后矛盾的行为举止。
二、 韩愈的成长环境与其个性的形成
对比韩愈的这两种行为，我们首先会怀疑韩愈因自小的人生遭遇以及生长环境的特殊而导致其性格具有明显的特异性。
唐代宗大历三年（768），韩愈出生于一个官宦家庭，他的祖辈都曾在朝或在地方做官，他的父亲韩仲卿曾官至秘书郎，在韩愈三岁时便去世了，“我生不辰，三岁而孤”（《祭郑夫人文》）。韩愈只得由其兄韩会抚养。韩愈的母亲是谁？是什么时候去世的？韩愈自己的诗文与李翱为其所作《行状》、皇甫湜为之所撰《神道碑》《墓铭》以及相关史书、传记均语焉不详。文史大家卞孝萱先生即认为韩愈的生母身份卑贱，有可能就是其家里的丫鬟或保姆，此人一直以韩愈乳母的身份在韩家生活，这在当时的社会情势下，是不便明说的，故而韩愈在其卒后作《乳母墓铭》以悼念之（参见卞孝萱《韩愈生母之谜》，载《周口师专学报》1997年第1期）。但是，也有学者表示这一观点值得商榷，他们根据蛛丝马迹的材料认为韩愈生母在其父去世前就已病卒，后来在穆宗长庆元年（821）因韩愈迁国子祭酒，子荣母贵，韩愈母亲被追赠国郡太夫人，时白居易以主客郎中知制诰，制词中写有“生此哲人”一语，可见，其生母必非婢女（参见阎琦、周敏《韩昌黎文学传论》，三秦出版社2003年版）。无论韩愈的生母是谁，韩愈从儿童到青年时代由其兄嫂抚养是不争的事实。
大历十四年（779），时任起居舍人的韩愈长兄韩会因坐元载案以罪贬韶州刺史，十一岁的韩愈随着韩会一家远迁岭南，正所谓“当岁行之未复兮，从伯氏以南迁。凌大江之惊波兮，过洞庭之漫漫”（韩愈《复志赋》，下同）。不幸的是，只有四十二岁的韩会竟早逝于贬所，韩愈只好随寡嫂郑氏归葬其兄于河阳（今河南孟州），“嗟日月其几何兮，携孤嫠而北旋”。建中二年（782），因中原动乱，他又跟着郑氏避乱宣城（今属安徽），“值中原之有事兮，将就食于江之南”。当时的韩愈才不过十四岁。直到贞元二年（786），韩愈离开宣城只身北上京师投奔其从兄韩弇，适逢韩弇已前往河中，后遭变遇害，韩愈遂投靠名将马燧，后来就是一次次的进士考试，一次次的遭受打击。在二十岁之前，韩愈就是在如此不幸、如此艰难中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
从现代人的思维考虑，韩愈是典型的无父无母的孤儿出身，是寄人篱下生活而长大的孩子，虽然他的嫂嫂郑氏一直对他视如己出，“在死而生，实为嫂恩”（韩愈《祭郑夫人文》），但毕竟韩愈的童年没有像其他儿童那样受到过父母的疼爱与呵护，且又备受艰辛。因此，从心理学的角度讲，这样的孩子长大后在青年甚至壮年时期都容易胆小、敏感，常常缺乏安全感，遇事较易产生痛苦或无助的情绪。或许我们可以用这个心理学原理来解释所谓韩愈登华山不能下而痛哭的原因。当然，这仅仅是笔者的推测。
三、 韩愈思想的渐趋成熟及其道统旨归
如果说韩愈华山绝顶痛哭之事属实，则此事可能发生于德宗贞元十八年（802），时韩愈任国子监四门学博士，春夏间，他曾回洛阳打算迎接家眷进京，在东行时顺道登览了华山，并作《古意》一诗。其《答张徹》诗也作于当时，诗前几句曰：“洛邑得休告，华山穷绝陉。倚岩睨海浪，引袖拂天星。日驾此回辖，金神所司刑。泉绅拖修白，石剑攒高青。磴藓拳局，梯飙飐伶俜。悔狂已咋指，垂誡仍镌铭。”用奇崛语形容华山之高峻。那时候韩愈才三十五岁，虽然他成名较早，但当时他还正值思想尚不成熟的而立之年，是一个年轻的文人。而他上《谏佛骨表》的时候，已到了宪宗元和十四年（819），韩愈时任刑部侍郎，年龄已有五十二岁，离他去世也只有五年的时间。时光过了十七年，韩愈也长了十七岁。这期间，他做过监察御史、河南令、国子博士、史馆修撰、中书舍人等，赴淮西平过叛乱，也受过他人诬陷，还为幸臣所谗，贬连州阳山（今广东阳山）令，经历过波诡云谲的“二王八司马”事件。从一个三十五岁的国子监教师，到五十二岁的朝廷重臣，韩愈不仅仅长了年岁，升了官职，还在纷繁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增长了社会阅历与人生经验，他的思想也臻于成熟。南宋魏仲举编刻《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集》在论述韩愈思想的渐趋成熟时，引上舍陆唐老的话说：“退之不绝吟六艺之文，不停披百家之编，招诸生立馆舍，勉励其行业之未至，而深戒其责，望于有司，此岂有利心于吾道者？《佛骨》一疏，议论奋激，曾不以去就祸福回其操；《原道》一书，累千百言，攘斥异端，用力殆与孟轲氏等。退之所学所行，亦无愧矣！”（该书卷六《符读书城南》注）
上《谏佛骨表》时的韩愈，看清了当时矛盾重重的中唐社会形势与政治局势，认识到了儒家思想对于社会转型时期统治阶层与下层百姓的重要指导意义，他此时的思想以辟佛抑老、独尊儒术、建立儒家道统为旨归，因此，为贯彻其儒家信念，为国计民生计，他不畏生死，奋力劝谏，竟至于在拖着全家贬往潮州途中历尽艰辛，更失去了自己心爱的小女儿（韩愈《祭女拏女文》）。虽然后来他在给宪宗的谢表中说自己冒犯皇上罪该万死，但从心底来说，他绝不后悔自己的言行，“欲为圣明除弊事，岂将衰朽计残年”，“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既然已经为国家前途开罪了皇上，就没想活着回到长安。在他去往潮州的漫漫路途中，作诗还说“早晚王师收海岳，普将雷雨发萌芽”（《次邓州界》），希望朝廷的军队能够早日平定李师道叛乱，安定天下，惠泽百姓。在贬官之所的潮州、袁州，他不仅没有颓废，还依然为当地百姓做了许多好事，如驱鳄鱼、放奴隶、兴教化、育弟子等，这是一种何等的定力与境界。正如宋儒张载所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作为一个真正的儒士的神圣使命。韩愈做到了这一点，因此，此时的韩愈意志坚强、性格刚健，他再也不是那个传说中在华山绝顶痛哭流涕的青年知识分子，他已然成为一个当之无愧的具有崇高信仰与坚定信念的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这从其后来所作《原道》《原性》《原毁》等政论文以及他的为官政绩中即可得到很好的答案。正如有学者所说，“贞元后期是韩愈思想形成的重要阶段，这段时间里，随着人生阅历的增加，对社会现实认识的逐渐深入以及理论素养的日益深厚，韩愈在一系列文章中进行了长时间的理论思考，最终形成了以《五原》为主要载体的一整套世界观和社会政治思想”（阎琦、周敏《韩昌黎文学传论》，三秦出版社2003年版）。
可见，从传说中的韩愈华山之哭到事实上的撰奏《谏佛骨表》，从表面看是韩愈性情自胆小到胆大的一个量的飞跃，实质上反映出了韩愈人格与思想逐步成熟的一个质的发展过程。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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