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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评古典诗词“搞文学的人,必须学习音韵学”

毛泽东评古典诗词“搞文学的人,必须学习音韵学”

音韵对于古典诗词的重要,正如美学家朱光潜所说: “就一般诗来说,韵的最大功用在把涣散的声音贯串起来,成为一个完整的曲调‍‌‍‍‌‍‌‍‍‍‌‍‍‌‍‍‍‌‍‍‌‍‍‍‌‍‍‍‍‌‍‌‍‌‍‌‍‍‌‍‍‍‍‍‍‍‍‍‌‍‍‌‍‍‌‍‌‍‌‍。它好比贯珠的串子,在中国诗里这串子尤不可少‍‌‍‍‌‍‌‍‍‍‌‍‍‌‍‍‍‌‍‍‌‍‍‍‌‍‍‍‍‌‍‌‍‌‍‌‍‍‌‍‍‍‍‍‍‍‍‍‌‍‍‌‍‍‌‍‌‍‌‍。” (朱光潜: 《中国诗的节奏与音韵的分析》)毛泽东很重视音韵,他说:搞文学的人,必须学习音韵学,不学音韵想研究诗歌和写诗,几乎是不可能的‍‌‍‍‌‍‌‍‍‍‌‍‍‌‍‍‍‌‍‍‌‍‍‍‌‍‍‍‍‌‍‌‍‌‍‌‍‍‌‍‍‍‍‍‍‍‍‍‌‍‍‌‍‍‌‍‌‍‌‍。1957年夏季,他会见了对词曲很有研究的冒广生老先生,两人娓娓交谈起有关诗词的问题。毛泽东谦虚地对冒广生说: “愿闻高见。”冒广生说: “诗变为词,小令衍为长词,不外增、减、摊、破四法。”冒广生对三百年来词人提倡填词必须墨守四声持有不同意见,说: “拘泥太甚,则作茧自缚。写诗填词岂能桎梏性灵,何苦在高天厚地之中,日日披枷带锁作诗囚?宋代是词的鼎盛时期,那时还没词谱、词律和词韵呢。我作《四声钩沉》,即在提倡词体解放。”毛泽东对他的这个提法很感兴趣,说: “旧体诗词格律过严,束缚人的思想,一向不主张青年人花偌大精力去搞,但老一辈的人要搞就要搞得像样,不论平仄,不讲押韵,还算什么格律诗词?掌握了格律,就觉得有自由了。”1965年在给陈毅的信中,他又强调说: “律诗要讲平仄,不讲平仄,即非律诗。”从故居的藏书中,我们看到毛泽东刻苦钻研音韵留下的种种印记。

藏书中,有一部上海文瑞楼石印的《诗韵集成》、一部上海鸿宝斋书局石印的《增曾广诗韵全壁》。这两部书中的许多页都折着书角,其中的许多字都有各种颜色笔迹画的圈记,好像书的主人不断地翻阅过,并随时都准备查找它们。 《诗韵集成》的目录上,在上平声、下平声、去声、人声等四声所包含的各个韵母处,都有毛泽东用红铅笔、黑铅笔画出的圈记。内文如上平声的“一东”韵中的“东、同、中、虫、宫、雄、风……”都用笔圈出,两部书从头到尾都有这种圈记。 《增广诗韵全璧》的目录后,附作者《沦古韵通转》,毛泽东对此全文作了断句。

毛泽东读诗话时,对音韵方面的内容也很注意。《随园诗话》有关音韵方面的段落,他都加以圈画。如卷十二有一则说: “声音不同,不但隔州郡,并隔古今。 微梁》云: ‘吴谓善伊为稻缓,淮南人呼母为社。’《世说》: ‘王丞相作吴语曰:何乃淘?’《唐韵》: ‘江淮以韩为何。’今皆无此音。”又一则说: “偶见坊间俗韵,有以‘真元’通‘庚青’者,意颇非之。及读三百篇,爽然若失。 ‘山榛’、 ‘湿苓’、 ‘十真’通‘九青’。‘有鸟高飞,亦傅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之,居以凶矜’。是‘一先’、‘十一真’、 ‘十蒸’俱通也。 經辞》:‘肇锡余以佳名’, ‘字余曰灵均’。 ‘八庚’通‘十真’也。其他《九歌》、 《九辨》。俱‘九青’通‘文元’。无怪老杜与某曹长诗, ‘末’字韵旁通者六;东坡与季长诗, ‘汁’字韵旁通者七。”另一则说: “余《况彭尚书寿》诗, ‘七虞’内误用‘余’字,意欲改之,后考唐人律诗,通韵极多,因而中止。刘长卿《登思禅寺》五律, ‘东’韵也,而用‘松’字。杜少陵《崔氏东山草堂》七律, ‘真’韵也,而用‘芹’字。苏洒《出塞》五律, ‘微’韵也,而用‘麾’字。明皇《钱王巡边》长律, ‘鱼’韵也,而用‘符’字。李义山属对最工,而押韵颇宽,如‘东、冬’、 ‘萧、肴’之类,律诗中竟时时通用。唐人不以为嫌也。”这些议论音韵的地方,毛泽东都加着圈、点或画着着重线。

毛泽东除音韵外,还钻研词律。藏书中有两部《新校正词律全书》,一部是清版木刻,一部是石印本。两部书都有他不少圈记。这部词律全书备列各词各体,辨正了流传中的各种谬误,收集的资料比较全,仅词牌名就有660多种,各种词牌还有多种不同的体,附有著名词人的作品为例证,注有音韵平仄。毛泽东对其中70多种词牌,80多首词加了圈画,如李白的《亿秦娥》:

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

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

又如石孝友的《卜算子》:

见也如何暮,别也如何遽。别也应难见也难,今后难凭据。

去也如何去,住也如何住。住也应难去也难,此际难分付。

等等,都是他圈画的词。

从这些音韵、词律书籍中毛泽东圈画所留下的手迹,又一次让我们看到他虚心和勤奋的学习精神。

毛泽东在词创作的实践中,既写过律诗、绝句,也运用《沁、园春》、《菩萨蛮》、《西江月》等多种词牌填过词。他说,自己对律诗“还未入门”, “偶尔写过几首七律,没有一首是我自己满意的”。而“对于长短句的词学稍懂一点”。 (毛泽东: 《致陈毅》)又说: “词中小令,这种形式,像工具,运用惯了,所以写一些。”(臧克家:《毛泽东同志与诗》)他自己所说的对词“稍懂一点”,对律诗“还未入门”,其实是毛泽东“学然后知不足”的谦逊,他在诗词创作中体现的修养和功力是很深的。即便如此,对毛泽东诗词中音韵词律的运用依然有不同评价,如有一位老词人就认为:毛泽东诗词的意境、气势、眼界都了不起,只是不太会韵律。但陈毅说: “从李白写借萨蛮》才有词,古代任何一个词人写同样一个词牌,韵律也不一致。不能让格式束缚思想。艺术要创新。”陈毅曾找那位老词人交换意见,发现这位老词人自己写的《菩萨蛮》韵律也不一致,他才服了。赵朴初也说: “在格律方面,毛主席的诗词一般是很谨严的,但他绝不为格律所束缚。”毛泽东“用典而不为典所用,谨于格律而不为格律所拘”。 (赵朴初:《学习毛主席的诗词》)陈毅、赵朴初的评论是公正的。应该说,毛泽东的诗词创作中对音韵词律是重视的,但他澎湃激越的革命诗情又绝不受什么框框的束缚,常有突破。这正是陈毅所说的艺术“创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