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言排律在整个唐代都很少见，故清人王尧衢云：“七言排律，作者罕传。” （《古唐诗合解》卷十二）李重华则云：“七言排律，唐人断不多作，杜集止三四首。”（《贞一斋诗说》）论者多归因于此体难工，如明人王世贞云：“七言排律创自老杜，然亦不得佳。盖七字为句，束以声偶，气力已尽矣，又欲衍之使长，调高则难续而伤篇，调卑则易冗而伤句，合璧犹可，贯珠益艰。”（《艺苑卮言》卷四）清人钱良择则曰：“七言长律诗，唐人作者不多。以句长则调弱，韵长则体散，故杰作尤难。” （《唐音审体》）清人浦起龙《读杜心解》是按体分排的杜集注本，此书共收七排8首，但其中有几首因声律未严而未得公认，比如《释闷》，浦起龙评曰：“此篇可古可排。” 当因全诗六韵，竟有两处失粘，且有四句为三平调，音律不够谐和。又如《寄从孙崇简》，浦起龙评曰：“亦是拗体。” 当因全诗五韵，通首失粘，还有三句为三平调。所以在杜集中全诗合律的七排只有《题郑十八著作丈》《寒雨朝行视园树》及《清明二首》等四首。这说明杜甫对七排这种诗体也只是偶一为之，可能他已经意识到此体难工。那么杜甫的七排写得如何呢？本文以《清明二首》为例试作浅析。
《清明二首》作于唐代宗大历四年（769），其时杜甫刚到潭州（今湖南长沙）。其一云：“朝来新火起新烟，湖色春光净客船。绣羽衔花他自得，红颜骑竹我无缘。胡童结束还难有，楚女腰肢亦可怜。不见定王城旧处，长怀贾傅井依然。虚沾周举为寒食，实藉君平卖卜钱。钟鼎山林各天性，浊醪粗饭任吾年。”其二云：“此身飘泊苦西东，右臂偏枯半耳聋。寂寂系舟双下泪，悠悠伏枕左书空。十年蹴踘将雏远，万里秋千习俗同。旅雁上云归紫塞，家人钻火用青枫。秦城楼阁烟花里，汉主山河锦绣中。春去春来洞庭阔，白蘋愁杀白头翁。”
这两首诗引起后人的两种批评，第一种是辨伪。清人朱瀚认为它们艺术粗疏，故绝非杜甫所作。就像朱瀚对其他杜诗的辨伪一样，他的论断往往过于武断，比如他攻驳第一首首联说：“‘朝来’率尔，‘新火’‘新烟’重复。既点‘新火’，又何必点‘春光’？‘春光净客船’亦不贯串。”（《杜诗七言律解意》）其实“朝来”二字有何“率尔”？“新火”乃舟中炊火，“新烟”乃“新火”所冒之烟，二者乃因果关系，有何重复？“新火”乃人家生活情景，“春光”乃自然景物，二者并不互相排斥，不存在“又何必点”的问题。原句明明是“湖色春光净客船”，意即一湖春水澄澈光明，映衬得客船分外洁净，怎能仅取后五字来断章取义并批评其“不贯串”？朱瀚的其他批驳大多如此，不必细论。近人洪业则从杜甫行迹判《清明二首》为伪作，其主要理由有二：一是此诗作于衡州（或为潭州之笔误）附近，不应写到洞庭湖;二是杜甫曾在潭州之岳麓寺作诗题壁，不应有“右臂偏枯，左手书空”之事（详见其《我怎样写杜甫》）。其实洞庭湖与潭州仅隔百余里，杜甫离洞庭后沿湘江行舟前往潭州，虽为逆水上行，但途中曾遇北风，作诗云：“今晨非盛怒，便道即长驱。隐几看帆席，云山涌坐隅。”（《北风》）王嗣奭解末句云“状舟行之速”（《杜臆》卷十），故数日之内便可到达。况且洞庭湖与湘江互相连通，舟入湘江未远而在诗中写到洞庭，又有何碍？上引的《北风》明明作于湘江上，诗中便有“声拔洞庭湖”之句。至于第二点，则“书空”者，用晋人殷浩被废后书空作“咄咄怪事”四字之典，用以表达内心愤懑。加一“左”字，形容“右臂偏枯”也。千百年后，我们已无法考知当时杜甫是否因“右臂偏枯”而完全无法执笔题诗，也无法确定“伏枕左书空”是否为夸张之笔，仅因此而判断其诗之伪，显然根据不足。
第二种批评是否认这两首诗为七排，王力先生在《汉语诗律学》中认为杜甫的七排只有《题郑十八著作虔》和《寒雨朝行视园树》二首，言下之意即《清明二首》并非七排。其原因可能是此二首的倒数第二句“钟鼎山林各天性”“风水春来洞庭阔”的第六字都是应仄而平，不合格律。事实上这两句都是“仄仄平平仄平仄”的句式（第一字不论），即王力称为“平仄的特殊形式”者，王力且举杜甫《咏怀古迹五首》之一、二中的“庾信平生最萧瑟”“千载琵琶作胡语”为例说明此式在七律中也有运用（详见《汉语诗律学》第一章），七律尚可，七排为何就不可？况且《清明二首》每首十二句，除了倒数第二句微有拗救外，其余十一句的平仄完全合律，各联之间也完全符合“粘”的格律，不应否认它们为七言排律。
除了平仄，对仗也是我们评价律诗成就的重要因素。《清明二首》每首六联，其中间四联皆对仗工整，无瑕疵。朱瀚指责“‘衔花’‘骑竹’属对不伦”，但双方皆为动宾结构，“花”“竹”皆为植物，属对精工，有何不伦？朱氏又指责“‘蹴鞠’‘秋千’，坊间对类”，但“蹴鞠”“秋千”本为民间游戏，且皆为清明应景之事，属对精切，“坊间”云云，何足为病？朱氏又云：“‘秦城’二句，街市灯联耳。‘汉主’更不可解。”其实唐人作诗，经常以“汉”代“唐”，“汉主”者，大唐之君主也。或如赵次公注解“汉主”为刘备，因“荆州刘备所自起”（见《杜甫全集校注》，下同），亦通。如依前解，则此联皆为思念长安，诚如汪灏所云：“今长安楼阁，何可见也。长安山川，何可见也！”如依后解，则此联如邵宝所云：“远望秦城楼阁，杳在烟花丛内;今望荆州山河，恍若锦绣堆中。”文字精美且意蕴深厚，“街市灯联”云云，真大言欺人也！此外如第一首的倒数第二联，仇兆鳌评曰：“周举虽开火禁，而舟鲜熟食，故曰‘虚沾’。此皆无钱之故，因思君平卖卜以自给。”上、下句在意脉上一气流转，正如刘勰所云之“外文绮交，内意脉注”（《文心雕龙·章句》）。又如第二首的次联，清人张谦宜评曰：“‘寂寂系舟双下泪，悠悠伏枕左书空’，以感愤对悲怆，亦是各意对。诗家得此，出奇无穷，然须无意得之，强造反有痕，又必字字相当，分两一样。”（《斋诗谈》）后人将此视作对仗之范例，岂虚言哉！《清明二首》的章法也值得称道。第一首从晨起舟中写起，诗人的目光由近至远，由物至人，然后由实景转为思绪，逐层推扩，层次分明。第二首从自身的思绪说起，从病情到经历，从家人到家国，逐渐转移，最后以眼前景物引起的愁思结束。两首诗的章法互相配合，诚如清人杨伦所云：“前首从湖南风景叙起，说到自家。后首从自家老病说起，结到湖南，亦见回环章法。”（《杜诗镜铨》）诗人饶有兴致地描写了清明的节俗与潭州的风土，自身的困窘处境以及迟暮感、飘泊感则渗透其中，诗情宛转，清丽可诵。况且二诗平仄合律，对仗工整，字句精丽，章法谨严，充分体现出排律的诗体优点。故清代无名氏评曰：“二首句句绾定清明，句句对照自己。而一顺一逆，极行文变化之能事。乃又恰是近体长句，所谓诗律之细，洵非老杜不办也。”（《杜诗言志》卷十二）
在充分肯定《清明二首》的同时，也应看到此体在杜集中毕竟只是凤毛麟角。明人王世贞曰：“七言排律创自老杜，然亦不得佳。盖七字为句，束以声偶，气力已尽矣。又欲衍之使长，调高则难续而伤篇，调卑则易冗而伤句。合璧犹可，贯珠益难。”（《艺苑卮言》卷四）正因如此，《清明二首》不但是杜甫七排的代表作，也是唐诗中难得一见的七排佳作。吉光片羽，弥足珍贵。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