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官卖画狂且乐——读郑板桥词

郑板桥是清代中前期文坛上着名的“扬州八怪”之一，是才气卓绝、个性疏狂又极具人情味的文人。

郑板桥的身世比较坎坷。三岁丧母，是在乳母和继母的双重疼爱下长大的。而立之年，父亲病逝，已经破落不堪的家道几乎陷入绝境。早已辍学、靠卖画为生的郑板桥不得不举债度日，紧接着唯一的儿子和妻子相继病逝，使郑板桥对生活前途完全失去了信心。幸好有朋友的安慰、开导和资助，郑板桥才走出了一连串灾难的阴影，发愤读书，在四十岁这年参加乡试中举人，四年后入京会试，金榜题名，中了进士，于是有令人羡慕的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的美名。

不过郑板桥的官运来得很晚也很不通畅，四十九岁才被选为七品县令，之后分别在山东的范县、淮县各任了五年、七年，合计十二年的县官，之后便被撤职罢官，回扬州卖画度日直至七十三岁终老。

郑板桥在他三十八九岁人生处于最低谷时期有一阕《沁园春·恨》，最见其绝望和愤怒：

花亦无知，月亦无聊，酒亦无灵。把夭桃斫断，煞他风景；鹦哥煮熟，佐我杯羹。焚砚烧书，椎琴裂画，毁尽文章抹尽名。荥阳郑，有慕歌家世，乞食风情。单寒骨相难更，笑席帽青衫太瘦生。看蓬门秋草，年年破巷；疏窗细雨，夜夜孤灯。难道天公，还钳恨口，不许长吁一两声？颠狂甚，取乌丝百幅，细写凄清。

看得出来，这阕以“恨”为题的词是在词人心情十二分糟糕时写出来的，表达了词人对一切的一切极端不满的情绪。词的大意是：

鲜花、月亮、美酒这些能使人快乐兴奋的好东西这时候都无法改变我糟糕的情绪。此刻我恨不得把妖艳的桃花砍断，杀杀它的妖风，把学嘴学舌的鹦鹉煮熟，用来下酒。把砚台、书籍、古琴、字画等所谓书生雅士之物统统撕毁砸烂烧掉，什么仕途功名，全部让它们见鬼去。你们知不知道，唐代传奇《李娃传》里有一位以酒色为乐，后来沿街乞讨的堕落秀才荥阳生，那是我的先祖，我的名字叫荥阳郑。沉溺青楼歌舞酒色，不耻乞讨度日是我祖传的风范。

我自己生就一副苦命相，寒酸的破帽青衫套在我瘦骨嶙峋的身上，随时有人耻笑我的落寞。我长年住在破败的街巷，残破的门窗既不遮风也不挡雨，冷落的门庭晚间伴着昏暗的残烛，让人瘆得发慌。人已经过得如此凄惨，难道老天爷还要狠心地用钳子封住我的嘴，连痛苦的呻吟也不许发出？好吧！既然连哼哼都不准，我这个被世人称作癫狂之徒的人只有把满腔的凄凉痛苦泼洒在一幅幅稿纸上。

就是因为郑板桥经历了很多很多苦难，所以他后来当县令时特别能体会和同情老百姓的疾苦。他有一首小诗说：“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因为心里装着民间疾苦，所以他经常轻车简从，芒鞋问俗。在农民家粗粮充饥，白水解渴。看农民种地，他曾感叹：“使天下无农夫，举世皆饿死矣。”因为正直清廉，不巴结上司，郑板桥当官始终原地踏步，并常常被上下左右的官员、豪绅、奸商、刁民为难诬告。他在淮县为官的最后一年，在连年灾荒的情况下，又发生更大的虫灾旱灾，很多地方颗粒无收，史书上说甚至发生了“人相食”的惨状，郑板桥来不及向上司呈报请示，一面严令富商大户设粥棚救济灾民，一面自作主张开官仓借粮给灾民，后来干脆把借据当众烧毁。这就触犯了官家大忌，也得罪了社会上层，于是他被以忤逆上司、中饱私囊之罪名罢职。

郑板桥十二年前去做县令时，骑一头驴，带一个书童，一箱书，一方琴；十二年后去职，也骑一头驴，带一个书童，一箱书，一方琴。他指着自己简单的行李向接任的官员说：我以贪污罪被罢官，真不知所贪的银两财物放在哪里去了。

其实他治下的百姓心里有杆秤，他去官之日，当地百姓夹道相送相挽留，把他的画像挂在堂屋里供奉，还自愿集资为他建生祠。

郑板桥经过艰难的科考，在危险重重的官场走了一遭，以衰老疲惫之身，两袖清风，风尘仆仆又回到了家乡卖画为生的原点，对人生、官场、社会的认知感悟更深了。六十多岁的板桥老人什么都不在乎了，在一次老友相聚，酒至半酣之际，填了一阕《瑞鹤仙·帝王家》，痛快地拿皇帝老儿开涮：

山河同敝屣，羡废子传贤，陶唐妙理。禹汤无算计，把乾坤重担、儿孙挑起。千祀万祀，淘多少、英雄闲气。到如今、故纸纷纷，何恨秦头楚尾。休倚。几家宦寺，几遍藩王，几回戚里。东扶西倒，偏重处，成乖戾。待它年、一片宫墙瓦砾，荷叶乱翻秋水。剩野人、破舫斜阳，闲收菰米。

古词的内容大多数是描写男女艳情、抒发闲情逸致、赞美自然景物、发泄内心苦闷、寄托理想抱负的，也有咏史之作，那也不外乎登高望远，发一番物是人非、江山万古的感慨，或者凭吊古迹，评价一通前人功过是非，但是像郑板桥这样直笔书写天子帝王，直接批判封建世袭统治制度，语言明快毫无遮拦的却很少见。

词的开篇第一句“山河同敝屣”，虽然引自《孟子·尽心上》，但放在词章开头作为词人的话，确实有语出惊人的效果。这句话在《孟子》中的原文是“尧视弃天下犹弃敝屣也”。是说尧怎么看天下归属的态度，并不是孟子自己的观点。我们知道道家的始祖之一庄子，把自身之外的一切事物都看做身外之物，用不以为然的态度来对待，什么江山社稷、功名利禄对他一点儿吸引力也没有。他主张一切顺应自然，鸟有鸟性，马有马性，人有人性，各安其性互不强加才是合理的，否则就会造成灾难。人类社会也如此，老百姓自会生存，用不着什么圣人来指点江山发号施令，圣人的作为只会造成灾难，越有作为灾难越大。庄子把国家统治权看做一只死老鼠，从心底对其恶心，避之犹恐不及。儒家主张积极进取，有所作为，以天下为己任，欲治天下舍我其谁。儒家把尧舜视做至高无上的圣人君主的典范来崇拜，因此尧帝怎么说也不会那么不负责，把国家江山当做一只烂鞋子那么扔掉，要扔也只会是庄子来扔。所以古人的有些说法不一定能自圆其说。据多家历史典籍叙述，尧帝没有在自己身上搞终身制，而是在即将衰老时把王位和统治权禅让给他认为比自己更贤能的年轻人舜，这是一种极端负责的态度。据说禅让之后，他老人家还活了二十八年才无疾而终，享年一百一十九岁。

其实舜是尧的女婿，尧的两个女儿娥皇、女英同时嫁给他，只是因为舜非常圣明贤达，所以后人没有在意尧的内举之嫌。据说舜在位大约五十年，然后把权位禅让给治水有功的禹，让位之后的舜随即远下南方，若干年后孤独地死在湖南零陵的九嶷山，这才有了娥皇、女英千里寻夫，泪洒竹林，使青竹成斑竹，绝望之后双双投湘江的传说。后人说她们成了湘水女神。

据说大禹在位时间只有八年，因健康原因他在自己还能主宰思想行动时，决定把王位传给一位叫益的大臣，但是其他人不服，认为禹的儿子启更圣明能干，禹没有办法，是在半推半就的情况下传位于子。启后来传位给儿子太康，之后一代一代权力都是父子相传，和黄帝王朝初期的父子相传是一样的。

郑板桥说，继承王位是接过千万斤重的乾坤重担，在付出心血担当风险之外，还要遭受多少闲气。词人是用“闲气”二字重话轻说，把争夺江山的一幕幕血战只说是受了几番闲气。在词人看来，你争我夺的江山动乱，皇位的世袭制是主要根源。世袭就不能保证贤人当政，也没有对最高权力的有效制约，于是国家这辆车子很可能就是白痴驾车又无刹车，这就难免车毁人亡的结局。当代台湾学者柏杨先生在他的《中国人史纲》中说：“中国历史上总共有五百五十九个帝王，其中约三分之一，即一百八十三个帝王死于非命。”这就是世袭帝王受闲气的代价。

秦始皇以他古今少见的智慧和气魄为大一统中国的建立开了一个头，这就是秦头，但是这个超级大国的存在只是昙花一现，十多年后便分崩离析了，罪魁祸首是楚霸王项羽，这就是楚尾。

之后近两千年历朝历代的江山都在世袭皇帝的制度下或受害于宦官干政，或被藩王夺权，或被外戚控制权力中枢。几千年来，中国这座帝国大厦就在这种“瘟疫政治”的凄风苦雨中挣扎，其中不乏忠臣义士匡扶社稷，但是你从东边扶它从西边倒，你从南边扶它从北边倒。结局总是断壁残垣、一片瓦砾。倒是无边旷野上像蚂蚁谋生的小老百姓和山水间的夕阳残照却是千古永恒的存在。

儒家的经典说：“民为上，社稷次之，君为轻。”可是千百年的政治统治现实刚好把这话倒过来，像郑板桥这样敢于直言批评这种政治现象的，实属罕见，所以难能可贵。

郑板桥是有名的大画家，几乎一辈子专一地画他特别喜欢的竹子、兰花和石头，他是把这种东西的自然之性融进了自己的血肉生命之中，他说他喜欢兰花四时不谢，竹子百节长青，石头万年不败。他甚至说：不但我喜欢兰、竹、石，兰、竹、石亦爱我，还专门写诗赞美说：“四时花草最无穷，时至芬芳过便空。唯有山中兰与竹，经春历夏又秋冬。”可见郑板桥是用兰、竹、石的自然之性象征自己不趋炎附势，不随波逐流，不畏严霜苦寒的独立个性。可见其画兰、竹、石实在是在画自己。

读郑板桥的诗词，有一种直抒胸臆、淋漓痛快的感觉，仿佛读唐人诗北宋词，没有朦胧，没有转弯抹角，更没有无病呻吟，故作深奥。在表达形式上很少用典，也不太拘束于格律俗套，语言明快易懂，让人觉得亲切过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