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词与句：
北宋词有句，南宋以后无句
所谓秀句，就是优美的句子。好的词作离不开秀句，秀句是全篇之中最为凝练、自然、与众不同的，是全篇的神韵所在。《人间词话》中亦有对秀句的评点：
朱子《清邃阁论诗》谓：“古人有句，今人诗更无句，只是一直说将去。这般一日作百首也得。”余谓北宋之词有句，南宋以后便无句。如玉田、草窗之词，所谓“一日作百首也得”者也。
《清邃阁论诗》是朱熹论诗之语的辑录，这本书中记载了一段朱熹对诗句的评论，他说：“古人有好句，今人的诗连好句也没有，只是一直说下去，这样的诗一天作一百首也写得出来。”王国维深以为然，认为南宋以后就没有好句子了。张炎、周密这样颇负盛名的作者，在王国维看来也属于那种一天作一百首之列的。
朱熹反对作诗“一直说将去”，也就是反对平铺直叙，既没有波澜起伏，也没有出彩的句子。朱熹所说的情况，与宋代诗人追求“平易”的风格有关。可如果一味只求平易，诗歌中重要的秀句和波澜也会受到淡化，而诗也就变成于句式整齐的散文了。这样一来，诗歌就淡而无味了。
王国维将朱熹的这一看法移植过来，认为北宋词有秀句，而南宋词没有。北宋词的“有句”，与朱熹所说的古人诗中“有句”应该是差不多的，多为伫兴之作，所以散发着真性情的魅力，情景结合巧妙又自然。造成南宋词“无句”的原因，是由于词人过于苦思，太重视结构，以致掩盖了对真性情的表达，导致全篇结构工稳却无秀句。王国维特别指出的张炎、周密便是如此。
对张炎词作的评价
张炎是文学史上颇有影响的词坛大家之一，至于对其词得失优劣的评说，在他生前时就已经开始了。有人对他的作品赞誉有加，比如元代思想家邓牧在《山中白云词序》说的：“古所谓歌者，《诗》三百止耳。唐宋间始为长短句，法非古意，然数百年来工者几人，美成、白石，逮今脍炙人口。知者谓丽莫若周，赋情或近俚；骚莫若姜，放意或近率。今玉田张君无二家所短，而兼所长。”文学大家戴表元赞他，“取平生所自为乐府词自歌之，噫呜宛抑，流丽清畅，不惟高情旷度，不可亵企，而一时听之，亦能令人忘去穷达得丧所在。”宋末诗人郑思肖则称张炎词作为“鼓吹春声于繁华世界，飘飘征情，节节弄拍，嘲明月以谑乐，卖落花而陪笑。能令后三十年西湖锦绣山水犹生清响，不容半点新愁飞到游人眉睫之上”。
与此同时，对张炎作品持反对意见的也不少。譬如清代常州词派的周济就认为，“玉田，近人所最尊奉。才情诣力，亦不后诸人，终觉积谷作米，把缆放船，无开阔手段。然其清绝处，自不易到”。“叔夏所以不及前人者，只在字句上着功夫，不肯换意”。之后，又在他编的《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品评两宋词人创作之得失时，贬抑张炎说：“玉田才本不高，专恃磨砻雕琢，装头作脚，处处妥当，后人翕然宗之。然如《南浦》之赋春水，《疏影》之赋梅影，逐韵凑成，毫无脉络，而户诵不已，真耳食也。其他宅句安章，偶出风致，乍见可喜，深味索然者，悉从沙汰。笔以行意也，不行须换笔。换笔不行，便须换意。玉田惟换笔不换意。”
从元到清，尽管褒贬不一，但张炎作品始终备受词学界关注。进入20世纪后，学术界对南宋雅词派的态度普遍是贬抑的，王国维可以说是这场文坛风暴的引领者。王国维的这种观点到了“五四”时期深受胡适等人推崇，胡适倡导“白话文学”，对宋末词坛几乎全盘否定，张炎及其词作自然也饱受批评。他说，张炎“是一个不遇的赵孟頫，而不是郑思肖一流人”，他的咏物词“只是做词谜的游戏，至多不过是初学的技巧工夫。拈题咏物，刻意形容，离开了意境和情趣，只是工匠的手艺而已”。
周密其人其作
周密，字公谨，号草窗，又号霄斋，与张炎同是南宋雅词派代表人物，有词集《萍洲渔笛谱》《草窗词》等。他与吴文英（号梦窗）交往密切，词风也受其影响，时人将两人并称“二窗”。他的词作以宋亡为界，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作品收于词集《萍洲渔笛谱》内，后期作品则见于《草窗词》和江昱所辑的《萍洲渔笛谱集外词》。
周密前期的作品多为吟风弄月的宴饮酬唱之作，当时南宋已岌岌可危，倾覆在即，但在其前期的一百多首词作中却完全找不到忧生忧世的内容。其后期词作不多，其中多有抒发亡国之恨、故国之思的苍凉之作，如最负盛名的《一萼红·登蓬莱阁有感》：
步深幽。正云黄天淡，雪意未全休。鉴曲寒沙，茂林烟草，俯仰千古悠悠。岁华晚、漂零渐远，谁念我、同载五湖舟。磴古松斜，崖阴苔老，一片清愁。
回首天涯归梦，几魂飞西浦，泪洒东州。故国山川，故园心眼，还似王粲登楼。最怜他、秦鬟妆镜，好河山、何事此时游？为唤狂吟老监，共赋销忧。
比起一般羁旅乡愁，这种国已破、家已亡的感伤更加凄迷，登楼远眺，俯仰古今，忧思甚深。祖国山河虽好，可国不复国，只得用词来抒发孤寂悲苦。
周密词最主要的特点是格律严谨、结构缜密、风格秀雅、字句精美，可也有过分追求形式美，而少了境界的倾向，因而与张炎一同被王国维斥为“肤浅”。
王国维身处封建末世，亲身体验了从天朝上国沦为半殖民地的过程。救亡图存是那个时代所有社会精英的思想主题，王国维当然也不例外，他想推动社会变革，使民族复兴。这样的思想反映到文学观念上面，就是格外看重内容。他虽然也重视艺术，但无法容忍近人诗词创作中的各种形式主义，因此对于“境界说”的真义，一定要同他所处的特殊时代关联起来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