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诗人情怀：

忧生与忧世

在《人间词话》中，王国维以“忧生”与“忧世”来概括两种诗情：“‘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骋’，诗人之忧生也，‘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似之。‘终日驰车走，不见所问津’，诗人之忧世也，‘百草千花寒食路，香车系在谁家树’似之。”“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骋”，是诗人在为民生而担忧，“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与之相似。“终日驰车走，不见所问津”，是诗人在为世事而担忧，“百草千花寒食路，香车系在谁家树”与之相似。

忧生与忧世是词的本质

王国维所引的“我瞻”二句出自《诗经·小雅·节南山》的“驾彼四牡，四牡项领。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骋”。意思是说，马儿因为很久没被赶驾而呈肥硕之态，实际上是在比喻贤才久遭冷落。晏殊的“昨夜”三句，表面是写秋风吹落叶，以致视野陡然开阔，实则在表达压抑许久的有才之士渴望成就事业。王国维说，这一诗一词表达的同样是诗人对个体生命的忧虑。不过，这种人才被冷落，在古代是很常见的现象，所以诗人既是在感慨自己的人生坎坷，也是对一个时代、一个群体的忧虑，所以“忧生”之中也包含着“忧世”之意。

陶渊明的“终日”两句和冯延巳的“百草”两句，都表达了一种关注世道时运的情怀，所以王国维用“忧世”来概括其意。然而，这般忧世之意也是从诗人的个人角度发出的，因此忧世中也包含着忧生。王国维将忧生、忧世分别论述，只是为表述的方便而已，其实两者之间是密不可分的。无论是忧生，还是忧世，“忧”才是真正的核心。诗歌中的忧生、忧世固然很多，而就词体而言，忧生、忧世才是更为本质的。

古代士人有一种普遍性的性格特征，就是极富忧患意识。有学者认为，不同于“唐人融合南北胡汉诸审美要素的波涛起伏，汹涌澎湃，汪洋恣肆”，“宋代承唐之后，如大江之水，潴而为湖，由动而变为静，由浑灏而变为澄清，由惊涛汹涌而变为清波容与”，“其时之人心，静弱而不雄强，向内收敛而不向外扩展，喜深微而不喜广阔”。静弱内敛的性格很容易滋生感伤，日月更替春去冬来的自然变化，人事的新旧递嬗，都能触动那难以名状的怅惘与哀叹。正如《文心雕龙·物色》所言，“情以物迁，辞以情发。一叶且或迎意，虫声有足引心”。文学家很容易将自然变化与人事变迁相联系，“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士人的人生哲学便成了政治结构系统之中的一部分，“自我”被社会伦理道德规范牢牢地束缚着。匡扶社稷、显达荣亲是士人们共同的人生理想，但是，除了家国大义、责任和义务，他们就没有属于自己的欲望与要求吗？当然不是，文学创作便是他们自我表达的方式。宋词中就有不少这样的作品，充满了对自身境遇、生命终极意义的深沉思考。从风格婉约的晏殊、晏几道、欧阳修、秦观等人，到词风豪放的苏轼、辛弃疾……都发出过人生无常、世事难料之叹。

“忧”与“担荷人类罪恶之意”

此外，王国维还说：“尼采谓，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宋道君皇帝《燕山亭》词亦略似之。然道君不过自道身世之戚，后主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其大小固不同。”

“忧生”在王国维这里虽然有了新的含义，但“忧生”毕竟仍是一个传统的审美主题，“忧生”与“忧世”在他的精神世界里是协调一致，甚至是共生共存的。“忧生”要上升到“忧世”，其存在的意义才是充分而完整的。“忧生”与“忧世”在王国维的解读中，还与“释伽、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在研究西方哲学时，王国维对于生命展开了求证与体察，他从“势力之欲”作为切入点，来描述人的精神活动：“人之有生，以欲望生也”，人受动并且受制于“生活之欲”，“然欲望之能达者一，而不能达者什佰，故人生之苦痛亦多矣。若胸中偶然无一欲望，则又有空虚之感乘之。此空虚之感，尤人生所难堪”。

这样的观点，是王国维从叔本华哲学中吸收过来的。王国维敢于直面人的“本质”，有足够的勇气在此之上展开一切形而上的探讨，而不再像传统腐儒那样去掩盖真相，甚至颠倒其关系。基于“生活之欲”，但更偏重于精神方面的生命动力就是“势力之欲”，简单来讲就是人争胜、进取的冲动与愿望。

若夫最高尚之嗜好，如文学、美术，亦不外势力之欲之发表……真正之大诗人，则又以人类之感情为其一己之感情。彼其势力充实，不可以已，遂不以发表自己之感情为满足，更进而欲发表人类全体之感情。彼之着作，实为人类全体之喉舌，而读者于此得闻其悲欢啼笑之声，遂觉自己之势力亦为之发扬而不能自已。故自文学言之，创作与赏鉴之二方面亦皆以此势力之欲为之根柢也，文学既然，他美术何独不然？岂独美术而已，哲学与科学亦然。

传统诗词中，在以“忧”为主题的表达背后，通常是对自我的质疑，于是产生了无可奈何的感触。所谓“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也就伴随着这样的感触，在“忧生”与“忧世”的互动中彰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