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孟浩然《过故人庄》
倪其心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
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
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这首《过故人庄》是盛唐田园诗的名篇，诗人孟浩然也是盛唐著名的隐士。一般地说，封建士人出仕到官场，退隐归田园，是政治态度和生活道路的一种重大抉择。隐士歌咏田园，往往与政治失志相联系，意味着对现实政治不满或不合，蕴含着不遇或不平的情怀。即使是隐逸诗人之宗、田园诗的鼻祖陶渊明，也在所不免。孟浩然这首田园诗却一味赞美友情，欣赏田园，显得兴高采烈，志满意惬，似乎不涉时世，未见骚屑。乍一读来，好像只是扣紧题目，首联写应邀赴约，次联写农庄风光，三联写田园情趣，末联写再约后期，完整地写了这次访问老朋友农庄的经过；仿佛诚恳地说了一通辞别道谢的家常话，朴实无华，毫不惊人，话说完了，诗也结束了，真是“淡到看不见诗”。然而知人论诗，稍加咀嚼，便可体会到这一番确乎出于肺腑的家常话，却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构思和提炼，其中也蕴含着诗人不遇的感慨，只是表现得泰然自若，不介于怀，很有盛世隐士的风度。
先说诗。
诗的首联是说老朋友杀鸡煮饭，邀请诗人到他的农庄作客，流露着朋友的盛情和诗人的欣悦。但这两句化用了一个典故。《论语·微子》载，孔子的门徒子路曾向一位荷蓧丈人探问孔子的行踪，丈人说：“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指孔子）！”说罢径自锄草，不睬子路了。子路呆立一旁，不知所措。当晚，丈人留宿子路，并且“杀鸡为黍而食之”。次日，子路见了孔子，把这件事告诉他。孔子说：“隐者也。”叫子路返回去解释一下。子路再到丈人家，丈人不在。
他就对丈人的儿子说，“不仕无义”，孔子谋仕是“行其义也”，因此，虽然“道之不行，已知之矣”，但孔子仍要谋仕。这是古代士人十分熟悉的典故，诗人的用意也显而易见：一是表示他的老朋友像荷蓧丈人一样是个躬耕田园的隐者；二是暗示自己也像孔子那样是为了行义而谋仕，并且认识到当时也是“道之不行”的形势。了解诗人的用意，便可理解这两句诗不止写应邀赴约，更表现出主客的身份不同，存在着微妙的志趣不同，还包含着一个问题：既然认识到“道之不行”，那么，诗人是像孔子那样坚持谋仕行义呢，还是跟主人一起像荷蓧丈人那样躬耕归隐？实际上，全诗就是通过抒写这次访问的体会，回答这一问题。
次联是说农庄坐落在一围绿树里，背景是一溜青山斜去，绵延至城郭之外，显示出农庄地处郊野，僻静幽雅，绿树成荫，举目青山，一派大自然欣欣气象，恰是躬耕隐居的大好处所。这是写临近农庄所见的田园风光，表现出主人隐居的环境，同时流露着诗人情不自禁的欣赏和爱慕。三联是说在农庄里，老朋友和诗人对着菜园场地，畅饮欢谈农事，洋溢着宾主情投意合的乐趣。这两句用了两个成词，也化用了两个前人的诗意。上句是用阮籍《咏怀诗》“开轩临四野，登高望所思”的语意。阮诗是咏叹一个被褐怀玉、安贫乐道的儒生，由于“开轩”正视现实政治，觉悟到历史兴亡的严酷和人生荣名的虚无，因而“登高”遥望，羡慕高蹈隐逸。这里说“开轩面场圃”，是用阮诗从现实政治中有所觉悟的含义，表示诗人从仕途来访田园，深深领会田园生活乐趣，很羡慕躬耕隐居道路。下句是用陶渊明《归园田居》“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的语义。陶诗是歌咏田园邻里间日常只关心农事，不涉世俗杂念。这里说“把酒话桑麻”，就是表示赞赏主人隐居躬耕，心无杂念，情操清高。因此，这两句诗也不止写宾主欢晤，更表现着诗人倾心于隐逸田园的生活情趣，赞赏老朋友断绝尘想的清高情操，显示着主客间志趣愈益接近，诗人有意于改弦易辙了。
末联是说诗人将在秋高气爽的重阳佳节，再来农庄，届时可望像陶渊明那样兴致高雅地就着盛开的菊花痛饮一番，表示对这次访问十分满意，深为留恋，并以此辞别。这两句又用了陶渊明的一个故事。萧统《陶渊明传》载，陶渊明曾在九月九日重阳节，“出宅边菊丛中坐，久之，满手把菊”，忽然见到江州刺史王弘送酒来，他“即便酌酒，醉而归”。诗人用这个故事，有双重含义：既赞美主人具有陶渊明的节操风度，也表露自己很有追慕陶渊明的意向。这两句诗不仅以再约后期结束了这次访问，更是明白地回答了首联提出的问题，诗人有意要归耕田园。这样，通过这次访问，谋仕行义的诗人转向了躬耕归隐的道路，首联所表现的微妙的志趣不同，在末联便以殊途同归结束。
总起来说，这首诗的结构层次是扣住题目来安排的，因而具有访问辞别的如话家常的结构形式，但是它的主题思想却是以赞美友情和田园，抒发诗人从仕途欣然转向归隐的情怀，同时也淡然地蕴含着不遇的感慨。正是出于这一主题思想的需要，诗人在这个访问的结构形式中，巧妙地交织抒写了“故人”和“我”两个人物，在正面赞美“故人”的同时，处处表露着诗人自己的思想感情，形成诗人自我的生动形象。换句话说，全诗始终如影伴形似地同时出现“故人”和“我”两个形象，被赞美者和赞美者一起浮现在人们眼前。故人隐者的情操，农庄田园的情趣，固然被朴质而典型地表现了出来，但这首诗更为动人处，却是诗人坦白诚恳的胸襟和情怀。因此，从艺术上看，它虽是律诗，却像古体；虽然对仗工稳，却很自然活泼；虽然用典不少，却是深入浅出；虽然描写景致，却是浑然见意；这些朴质的写法，是和诗人情怀一致的。清人黄生说：“全诗俱以信口道出，笔尖几不着点墨。浅之至而深，淡之至而浓，老之至而媚，火候至此，并烹炼之绩俱化矣。”（《唐诗摘钞》）就艺术特点而言，这一评论是中肯的。但应当看到，诗人所以采取这样平淡质朴的写法，更为重要的原因是他对于这一主题思想的认识和提炼。
因此，必须再说到诗人。
孟浩然生活在武则天末到唐玄宗开元末，正是盛唐极盛的年代，国家富强，天下太平。那时，优裕闲适的风气弥漫朝野，隐居是清高的名士风流，也是仕进的一条捷径和通途，隐与仕并不尖锐对立，在野者可以隐而仕，在朝者也可隐于仕。隐士或有不遇的感慨，但不必是政治上的对抗。孟浩然一生五十一岁，大部分岁月隐居在家乡襄阳（今湖北襄阳），仅在四十岁时曾应举到长安谋仕不遇，然后赴荆州在张九龄幕下当过短期僚属，随即到吴、越游历了几年。
他没有正式做过官，终身布衣，可以说是个洁身自好的实在的隐士。
李白《赠孟浩然》说：“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
生动地表现出孟浩然的隐士形象，也反映出开元盛世隐士的特点。
孟浩然不做官，不事君，不涉世，不求名，却以其才学品德，情操风度，博得举世景仰，名扬天下。本来，他隐居攻读三十年，确实胸怀大志，以求一举成功，所以他在四十岁出山谋仕，并取得颇高的文名。但朝廷执政不赏识，不获施展的机遇，使他激愤不平，幻想破灭，头脑变得清醒，性格变得刚强，志向也转变了。而当他坚决走向隐逸道路，却得到了更多的尊重，很高的声誉。政治不遇的挫折，获取了精神补偿和满足，反而砥砺了他隐居的志节，增强了对田园的喜爱，还结识了许多同道和知音，加深了对友谊的珍惜。因而在游历吴、越后重返家园隐居，他是隐士兼名士，田园加知音，清白而傲岸，优闲以恬适，自可心安理得，志满意足了。那曾经使他激愤的不遇失意，也化作人生的插曲，溅飞的浪花，虽然不能泯灭，却已淡然了。《过故人庄》所抒发的就是这样的胸襟和情怀，所表现的就是这样的盛世隐士形象。
从思想上说，《过故人庄》主要歌颂隐士清高的情操和田园恬适的情趣，对当时政治不过稍含不满，其实并不深刻，对今天更无多教益；但它真实地表现出开元盛世隐士典型的思想性格，反映出盛唐时代风貌的一个侧面，有一定的认识意义。它的主要成就在诗歌艺术方面。苏轼曾评论孟浩然的诗歌特点是“韵高而才短”（见《后山诗话》）。“韵高”指诗歌的思想情调，“才短”指诗人的艺术才华。这一评论是允当的，也适用于《过故人庄》。
这首诗显然不以出众的艺术才华惊人，而以情深意浓、思真词实动人。它如话家常，但并非客套，而是一片真心。它深入浅出，故并不浅薄，而是淡而有味。它技巧老到，却并无造作，而是浑熟自然。诗人是懂得诗歌艺术的，也是认真创作的。但他更注重于追求高尚的思想情操和表现真实的生活感受，因而虽然有“才短”之嫌，但无害其“韵高”之优，使他的诗歌独创平淡清腴的风格，而为人们喜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