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南文与玉溪诗

——李商隐四六文与其诗歌之关系

李商隐是唐代诗坛大家，同时又是唐代成就最高的骈体（四六）文作者。四六文整齐华美，讲究对仗、声韵、词藻、用典，与诗歌特别是近体诗有不少相近之处。其间关系，在诗与四六文都很繁盛的当代，人们未必注意。后世读者可能有所注意，但这一问题有些不是单凭实证可以辨识，而是同时涉及体貌风神和审美特征等一些较虚的方面，因而不大容易深入认识和把握。李商隐一生写了大量四六文，而且多半是官场应用文字，对诗人来讲，究竟是徒然虚耗了时间精力，还是这种写作无论如何已经跟他写诗产生了密切联系，乃至深刻影响了他的诗风？对此加以研究，不仅可以更全面深入地把握他的作品，增进对文与诗这两种文体间相互关系的认识，且亦有助于透视一代文学在文体上呈现多元状态，而内中又有所沟通、互为促进的复杂现象。本文即打算就李商隐写四六文对他诗歌创作的影响进行探讨，旨在从一个侧面揭示诗人能于唐诗中“自辟一境”的原因所在，并为有关文体学和文学史研究提供参考。

一、前代学者对李商隐文与诗关系的揭示

已故前辈学者周振甫先生在《李商隐选集前言》中曾对钱锺书先生提出“商隐以骈文为诗”作过介绍。他引用钱先生一封信里的话说：

樊南四六与玉溪诗消息相通，犹昌黎文与韩诗也。杨文公（亿）之昆体与其骈文，此物此志。末派挦扯晦昧，义山不任其咎，亦如乾隆“之乎者也”作诗，昌黎不任其咎。所谓“学我者病”，未可效东坡之论荀卿李斯也。

因为是书信，钱先生不大可能详引前人的话。钱先生极其熟悉古代典籍，他所说的“商隐以骈文为诗”、“樊南四六与玉溪诗消息相通”，应当不仅是凭他自身敏锐的艺术感受力，且亦有前人对他的启发。宋代王铚《四六话序》云：

世之所谓笺题表启号为四六者，皆诗赋之苗裔也。故诗赋盛则刀笔盛，而其衰亦然。

王铚强调的是诗赋对四六的影响，称四六为诗赋苗裔，前提当然是诗与四六消息相通。至清代，贺裳则云：“温、李俱善作骈语，故诗亦绮丽。”（《载酒园诗话·又编》）指出温庭筠、李商隐因擅长骈文，而诗写得绮丽，是从与王铚相反的方向看到四六文对诗的影响。其后，方东树说：

义山《韩碑》，前辈谓足匹韩，愚谓此诗虽句法雄杰，而气窒势平。所以然者，韩深于古文，义山仅以骈俪体作用之，但加精炼琢造，句法老成已耳。

——《昭昧詹言》卷一

方氏以《韩碑》诗为例，比较韩诗与李诗的差异，指出《韩碑》气势比较平，而精炼琢造，句法老成。认为所以如此，是由于韩以古文作用于诗，而商隐以骈俪体作用于诗。方东树是承认文对诗有影响，而且认为古文与骈文影响于诗的效果不同。

清人特别强调商隐诗受骈文影响的是何焯。何焯时代尚在方东树之前。《义门读书记》论商隐《镜槛》诗时云：

陈无己谓昌黎以文为诗，妄也。吾独谓义山是以文为诗者。观其使事，全得徐孝穆、庾子山门法。

韩愈以文为诗，自从陈师道指出后，为许多学者认可。何焯居然斥之为“妄”。而在否定韩愈以文为诗的同时，又强调商隐“以文为诗”，他的看法就更引人注目。他就李商隐用事，得徐陵、庾信门法作出论断。因徐、庾是骈文大家，所谓商隐“以文为诗”之文，则非散文，而是骈文。

钱锺书先生之论与何焯前后呼应，当然并非雷同。钱先生是承认韩愈以文为诗的，不同于何焯。而在商隐文和诗关系上与何焯认识一致。他明确将“文”界定为“骈文”或“四六”文，在表达上较何焯更为明晰准确。

以上征引，可见李商隐之骈文与诗互通消息前代学者已有发现。周振甫先生的《李商隐选集前言》在介绍钱先生“商隐以文为诗”之论后，曾有所说明，可惜只是就骈文与商隐诗歌在文采、音韵、典故方面举例作一些类比，未作深入论述。又，董乃斌先生专著《李商隐的心灵世界》第六章“非诗之诗”中指出“以骈文手法入诗乃是玉溪生诗的一大特色”，并在引了见于上文的宋人王铚的一段话后说：“具体到李商隐，却似乎应反言之：其所作诗歌，尤其是五七言律绝，皆为其四六之苗裔，或深受其影响者，故欲深知其诗，非研究其四六则莫办也。”强调欲深知李商隐诗，必须研究其四六，无疑是指踪发迹之论，但也是点到即止，有关问题仍有待进一步探讨。

二、“好对切事”

商隐《樊南甲集序》有云：

樊南生十六能著《才论》《圣论》，以古文出诸公间。后联为郓相国、华太守所怜，居门下时，敕定奏记，始通今体。后又两为秘省房中官，恣展古集，往往咽噱于任、范、徐、庾之间。有请作文，或时得好对切事，声势物景，哀上浮壮，能感动人。十年京师寒且饿，人或目曰：韩文杜诗，彭阳章檄，樊南穷冻人或知之。

序中商隐自述幼时能为古文，后来因获四六高手令狐楚（郓相国）、崔戎（华太守）的怜爱器重，得其传授，掌握了骈体文（四六）写作技艺，又因两度在秘书省做官，得以大量阅读古集，沉浸在任昉、范云、徐陵、庾信等人的文集中，大有所获。作文遂能有好的对偶，贴切的典故，写景状物，声情音韵皆具有感染力。京城十年，生活贫困，但人们认为他对于韩文、杜诗和令狐楚的四六章奏之学有深刻领会。这段文字交代了他与骈文结缘的经过。谈骈文时，又兼及韩文杜诗，说明他以兼通三者自许，把三者看成是相互联系应该同时具备的文学修养。他述及恣展古集，浸沉于任、范、徐、庾的文字之中，与获得“好对切事”的联系，与何焯说“观其使事，全得徐孝穆、庾子山门法”等语正好相合，说明何焯“义山以文（四六）为诗”之论是有根据的。李商隐吸收骈体艺术经验，将骈文和近体诗沟通，“好对切事”是一个重要方面。“好对切事”之“好对”，李商隐在《漫成五章》首章中亦曾提及：

沈宋裁辞矜变律，王杨落笔得良朋。当时自谓宗师妙，今日惟观对属能。

言当年从令狐楚受四六章奏之学，指望能在仕途上致身通显，但今日所得不过属对的本领而已。诗中未交代“属对能”表现于何种文体，但沈宋的贡献在于律诗，王杨兼长骈文与诗歌，则“属对能”即既关诗又关文，其诗其文在“属对能”方面是相通的。

商隐在诗文中为了表达仕途沉沦的感慨，把属对的本领说得似乎无益无用，不足挂齿。实则“属对能”谈何容易，要做到惬当和谐，精警有味，平仄协调，词性对称，而又不显拼凑雕刻的痕迹，决非轻易可就。对商隐来讲，则是由于资质聪颖、名师传授、刻苦训练，才得以成就。尤其是幕府中那种长期的、大量的写作实践，对他来讲，绝不仅仅是消耗精力的一种负面效应。给当时的一些高官起草各类文书，从而获得对时事政治的了解，提高了政治识见，使其诗有通于政治的丰富深刻的内容，固然可算一种收获，而从提高写作技艺的角度看，写四六文与写诗，则又有着相辅相成的关系。商隐大中元年在桂林幕出使江陵途中编《樊南甲集》，在“火燹墨污，半有坠落”的情况下，尚收文四百三十三篇。至编《樊南乙集》（大中七年），“所为已五六百篇，其可取者四百而已”。作者本人所提供的这些数字，加上他的骈赋和其他零散四六文，总数超过千篇无疑。即使平均每篇仅按十组对句统计，他在骈文中所撰的对句也在万数以上。有撰写上万数偶句的练习，对材料的储存，技艺的提升，作用决不可以低估。商隐四六文中颇有与诗字面相近的对句，如：“江远惟哭，天高但呼”（《祭张书记文》）与“江阔惟回首，天高但抚膺”（《哭刘司户蕡》）；“据其证逮，按彼词连”（《为荥阳公与三司使大理卢卿启》）与“证逮符书密，词连性命俱”（《有感二首》其一）；“彤庭列位，丹陛陈仪”（《为汝南公贺元日御正殿受朝贺表》）与“丹陛犹敷奏，彤庭歘战争”（《有感二首》其二）；“叫白日而不回，望青天而永诀”（《代仆射濮阳公遗表》）与“叫帝青天阔，辞家白日晡”（《哭虔州杨侍郎》）；“凤池浴日，鸡树侵云”（《为荥阳公上通义崔相公状》）与“凤池春潋滟，鸡树晓曈昽”（《今月二日不自量度……》）；“越贾生赋之乡，过王子登楼之地”（《上汉南卢尚书状》）与“贾生年少虚垂涕，王粲春来更远游”（《安定城楼》）。等等。说明在恣展古籍，咽噱佳篇，以及多次练习与实际创作中，有些对偶的材料，烂熟于胸，可随时驱遣入文或入诗。因他在四六文中撰写的对句，数量上远过于诗，故而骈俪的技能和材料，由骈体文转移到诗的情况可能更多一些。

《文心雕龙·丽辞》论对偶云：

言对为易，事对为难。反对为忧，正对为劣。

商隐四六文反对占有很大的比重，樊南集中一般性的叙述描写，反对较少，而在需要转折深化的紧要之处，则往往用反对。如：

某早辱徽音，夙当采异①。晋霸可托，齐大宁畏②？持匡衡乙科之选，杂梁竦徒劳之地③。虽饷田以甚恭，念贩舂而增愧④。京西昔日，辇下当时⑤。中堂评赋，后榭言诗⑥。品流曲借，富贵虚期⑦。诚非国宝之倾险，终无卫玠之风姿⑧。

——《祭外舅赠司徒公文》

这段悼念岳父王茂元的文字，其中②③④⑦⑧五联，说到自己的科名与仕途，特别是说愧对王氏之爱与王家期许时，均用反对的句式，予以强化。商隐诗《漫成五章》其三云：

生儿古有孙征虏，嫁女今无王右军。借问琴书终一世，何如旗盖仰三分？

此诗也是联系与王氏的婚姻抒慨，说生男古代曾有孙权那样的儿子，而嫁女今已无王羲之那样的女婿。试问如王羲之之以琴书名世，与孙权之建立鼎足三分帝业相比，究竟如何？其中有自比王右军之以文才自负，有怀才不遇之愤激，而以似解嘲似内悔的语气出之。一二句与三四句之间均用反对，三四句以“借问”、“何如”构成反诘，反对的意味尤深。诗所表达的情感，及运用反对表达情意的方式，都与文有许多相通相近的地方。

与对偶密切相联系的用典，在商隐四六文和诗中也表现得很突出，宋人记载：“唐李商隐为文，多检阅书史，鳞次堆积左右，时谓为獭祭鱼。”（吴炯《五总志》）由于他的四六绝大部分是应用文，用于人事方面。常以古人之事，喻今人之事。所以文中用了大量的事典。

某顷以声迹幽沉，音辉悬邈，空灭许都之刺，竟乖梁苑之游。于服义而徒深，顾归仁而尚阻。今幸假途奥壤，赴召遐藩。越贾生赋之乡，过王子登楼之地。岂期此际，获奉馀恩，而又询刘、范之世亲，问栾、郤之官族。优其通旧，降以清谈。言念古人，重难兄事。季布始拜于袁盎，萧何近下于周昌。将用比方，彼有寥落。徒（以）迫于祗役，尝抱沉疴，空思韦曜之茶，莫及孔融之酒。遂不得仰沾美禄，一中圣人。歌山简倒载之欢，睹定国益明之量。草戚上道，徘徊乐乡。况蒙卫以武夫，假之骏马。前腾郢路，却望汉皋。俯缘逐逐之姿，翻阻迟迟之恋。封笺写邈，下笔难休。

——《上汉南卢尚书状》

写他随郑亚赴桂林，途经襄阳，得以拜见山南东道节度使卢简辞。彼此叙亲戚情谊。分别时，卢以马匹和侍卫送行。文中贾谊、王粲之典，既写所经路线，又表达伤时、不遇和飘泊之情。商隐迫于行役，未能在卢处醉酒尽欢，似不免冷落，但用茶、酒、山简等典故，却写出了彼此情谊的淳厚和对方的贤能风流。短短二百字，至少用了十三个事典，密度是相当大的。商隐四六文，拥有众多类型。包括表、状、启、牒、祝文、序、书、碑、铭、祭文、黄箓斋文等多种样式，涉及社会人事范围极为广泛。玉溪集中，写政治和写人生感慨的诗，所用典故在其四六文中经常可见。《安定城楼》、《贾生》、《哭刘司户蕡》、《九日》、《撰彭阳公志文毕有感》、《送郑大台文南觐》、《汉宫词》、《漫成三首》等篇，所用典故，大部分在其四六文中反复出现。长篇而又多典的，像《有感二首》、《井泥》、《奉使江陵途中感怀寄献尚书》、《今月二日不自量度辄以诗一首四十韵干渎尊严》等篇，其中典故在四六文中也多曾被运用。玉溪集中固然有诗情不足而用典故堆砌成篇的，如《忆雪》、《残雪》、《喜雪》等，但多数都能用得很成功。商隐在诗中所表现的驾驭典故的能力，与四六文的功夫密不可分。因作文而大量反复用典，可以说已经将各种典故盘熟盘活了。信手拈来，即能成功。

“言对为易，事对为难。”一般言语的词汇量，比事典的词汇量大得多。言对从众多词语中，选择一个可以形成对偶的词语较为容易；事对在少量词语中寻找对偶则相当困难。一般词语通过组合变化去适应对偶的要求相对容易；事典受原来事件、人物、背景的限制，在词语上伸缩变化，适应对偶，无疑较难。典故是一种暗示，由今日之情之事之理，求以古代某事把它暗示出来，甚至要求比直说更深刻透辟，更具有感染力和启示性，决非轻而易举。四六文和诗歌，都要求有韵味，且受字数音律的限制。使用典故，不能像散文那样放手叙述，没有节制。须将一些事典诗化、简约化，使之成为能用少量词语提示的意象，以适应诗歌语言在字数音律方面的限制。中国诗歌从《诗经》时代发展到唐，经过历代文人创造和运用，将许多词语诗化了，成为饱含诗情画意的词藻或意象，为诗家所用。但这种诗化，是从自然意象和一般社会生活方面，一步步向前推进和积累的，事典的诗化则发展较迟。李商隐诗歌所用的事典，将近半数出自魏晋以后，许多都不是熟典，甚至是首次发掘之典。商隐在四六文写作中大量隶事。当事典被熔裁到能适应四六文的语言要求时，同时也就大体上能符合诗歌的语言要求了。从诗歌创作角度看，李商隐的四六文写作，是为诗歌用典，做了材料上的准备和技巧上的锻炼。

用典的方式是多样的。方式不同，功能和效果也不同。宋人魏庆之《诗人玉屑》云：“文人用故事，有直用其事者，有反其意而用之者。李义山诗：‘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虽说贾谊，然反其意而用之矣。……直用其事，人皆能之。反其意而用之者，非学业高人，超越寻常拘挛之见，不规规然蹈袭前人陈迹者，何以臻此！”又云：“有意用事，有语用事。李义山‘海外徒闻更九州’，其意则用杨妃在蓬莱山，其语则用邹子云：‘九州之外，更有九州。’如此然后深稳健丽。”前人注意并推崇义山的用典不是偶然的。他对典故有透彻的理解，多方面的把握。同一个典故在他手中往往有不同用法和多种用意。如用庄生梦蝶的典故，有“漆园之蝶，滥入庄周之梦”（《为白从事上陈许李尚书启》），喻自己不够条件而冒滥受聘于对方幕府；又有“蝶过漆园，愿入庄周之梦”（《上华州周侍郎状》），乃并非已经入幕，而是希冀入幕。文中这两处用典，与原典阐发的哲理无关，且蝶是蝶，庄周是庄周，与原典中庄生化蝶，人与蝶一体不同。而到了《锦瑟》诗中则是“庄生晓梦迷蝴蝶”，也不是用原典的哲理，而是表现一种人生如梦的迷惘之感。李商隐擅长将典故的内涵加以增殖改造，用典的方式也别开生面，如常常把典事生发演化成与原故事相悖的势态，由正到反，正反对照，扩大或改变其内涵。

虽有祭以呈文，终无城而验哭。

——《韩城门丈请为子侄祭外姑公主文》

柱础成润于兴云，辙鲋何阶于泛海。

——《上座主李相公状》

春秋时齐国杞梁殖战死，杞梁妻哭之，城为之崩。说无城验哭，属于反用典故。涸辙之鱼，本是求升斗之水以救性命，这里变为慨叹无缘通往大海，是对原典的改造。樊南文中关于贾谊的典故达20多处。宣室受召，历来被认为是君臣遇合的荣耀之事，樊南文中也正面使用过，但在《贾生》中却写成“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这样精警绝伦地用典，无疑是贾生典故经多次运用，思考深了，因而化铁成金，产生了新飞跃。

商隐代郑亚写的《太尉卫公会昌一品集序》，评论会昌年间泽潞叛将刘稹企图勾结其他藩镇对抗朝廷的狂悖与侥幸心理：

姑务连鸡，靡思缚虎！

鸡性好斗。《战国策·秦策》云：“诸侯不一，犹连鸡不可俱止于栖”。“姑务连鸡”是反用。吕布被缚，要求宽解。曹操说：“缚虎不得不急。”“靡思缚虎”也是反用。虎尚且被缚，鸡即使能暂时联合，又有何用？商隐有七绝《赋得鸡》云：

稻粱犹足活诸雏，妒敌专场好自娱。可要五更惊稳梦，不辞风雪为阳乌？

借鸡为喻，揭露藩镇跋扈利己、贪婪好斗的本质。他们各怀敌意，互不相容。固然不会为中央王朝效忠，但彼此也不可能构成真正的联盟。诗文用同一典故，虽分属不同文体，但作家在创作的酝酿构思过程中，其间自有灵犀相通。

三、樊南文风与玉溪诗风

对偶和用典是李商隐四六文和诗之间相互沟通的重要方面，结合这两者，进一步把握其他诸多因素，则能看到樊南文风与玉溪诗风在更多方面的联系甚至对应。

四六文不同于散文的白描直说，简省朴实。它讲究铺排文饰，形式整炼，用间接展现形象或事典的方式表达内容。这样，它除了偶俪和用典外，还有不少方面值得注意。如遣词造句不循散文所代表的常规。为了安排典故，追求表达上的委婉含蓄，形式的工整和音节之美，常有词序的颠倒错综，成分的省略，以及句与句之间、联与联之间的间隔、距离、跳跃等特点。如《代李玄为崔京兆祭萧侍郎文》：

呜呼！令惟《逐客》，谁复上书？狱以党人，但求俱死（指文宗大和末年李训、郑注专权，借惩治朋党为名，打击朝臣）。衔冤遽往，吞恨孤居（指刑部侍郎萧浣被贬）。目断而不见长安，形留而远托异国（写远贬的处境心情）。屈平忠而获罪，贾谊寿之不长（写其忠贞和被迫害早死）。才易炎凉，遂分今昔。粤自东蜀，言旋上京（写其丧之归）。郭泰墓边，空多会葬；邓攸身后，不见遗孤（会葬者多而无子嗣）。信阴骘之莫知，亦生人之极痛。

写唐文宗大和年间李训、郑注当权，大量贬斥朝臣和萧浣的贬死、归葬。文句多有跳跃，从“狱以党人”跳到远贬，从远贬跳到归葬，从会葬者多到无嗣绝后。避免平直的叙述，侧重抒情和形象的展示，在写法上与诗歌类似。写萧浣远贬的处境和心情：“目断而长安不见”、“形留而远托异国”，按一般的散文语序，应该是“长安不见而目断”、“远托异国而形留”，为了加强语意的表达，将“目断”、“形留”提前置于句首，这种变换词序的做法，也正是诗歌里面常有的现象。将这篇祭文与玉溪诗中《哭遂州萧侍郎二十四韵》，特别是与其中“初惊逐客议，旋骇党人冤”、“有女悲初寡，无儿泣过门”、“朝争屈原草，庙馁若敖魂”、“始知同泰讲，徼福是虚言”等联相对照，可以见出其词采、风貌、神味、气调，都非常接近。

由于四六句式调配组合的需要，以及构成俪偶和熔裁典故的需要，四六文中虚字的地位也很重要。骈文是双句，需要连属和策应。没有虚字，前后往往难以构成属对，难以表现承转起伏。虚字在骈文中，往往用于句子开头和吃紧处，为诵读时吃重之所在，密切关系文气和语意的表达，如《上兵部相公启》中一段：

扶持固在于神明，悠久必同于天地（指令狐楚诗的石刻受神明保护，将同天地不朽）。况惟菲陋，早预生徒（指早年在令狐门下）。仰夫子之文章，曾无具体（谦言未能学好令狐楚的文章）；辱郎君之谦下，尚遣濡翰（指受命书写令狐楚之诗）。空尘寡和之音，素乏入神之妙（书法不佳，有污楚诗）。

兵部相公即指令狐绹，商隐受令狐绹之托，书写其父令狐楚生前之诗，供刻石用，写成后，上此启于令狐绹。启中涉及自己与令狐绹父子关系，推崇令狐楚之诗作，谦称自己文未能继承令狐楚，书法于楚之诗亦有所不称。等等。将这些内容表达周到贴切很不容易，文中的虚字既是构成属对的纽带，又对情意的表达起重要作用。首二句“固在”与“必同”之间有转进一层的关系，强调其诗将传而不朽。三四为散句，“况惟”二字，转入双向铺写。五至八句“仰”与“辱”分别用在父子两人身上，极见分寸。“曾”、“尚”一纵一收，愈见绹之谦下和念旧。九、十句，“空”与“素”相对，前后策应，更加强了自谦和受绹爱重之意。这些虚字使文气贯通，文意得到周全的表达。四六文中这种虚字运用，也自然会与商隐诗歌创作产生联系。诗歌，尤其是近体诗，一般忌用虚字，但商隐诗虚字用得多，如《九日》诗：

曾共山翁把酒时，霜天白菊绕阶墀。十年泉下无消息，九日樽前有所思。不学汉臣栽苜蓿，空教楚客咏江蓠。郎君官贵施行马，东阁无因再得窥。

除二、七两句外，其馀六句均有虚字。中间两联，用“有”与“无”、“不学”与“空教”构成反对，表达对令狐楚的思念和对令狐绹的不满。“无消息”、“有所思”，先蓄势，后放开。“有所思”，承上启下，复以“不学”和“空教”相呼应，一气鼓荡，表现感念和怨愤交并的心情，将此诗与上引《上兵部相公启》合看，《启》中虽不免因为有违心之言跟诗中对令狐绹的态度不同，但在运用虚字使诗文脉络流畅、情意充分表达方面，却有异曲同工之妙。

四六文作为应用文，其铺排藻饰和含蓄委婉，用于交际场合，非常得体。商隐在努力发挥四六文这一性能，并习惯和擅长于这种表达方式时，对其诗歌创作的影响是深刻的。

作为应用文和官府文书，有些内容用散文表达可能比较简单，分量和庄重感或许不足，四六文则有其独特效果。如为郑亚起草的任命县令的官牒：

蒋琬沉醉，未如巫马之戴星；王衍清谈，岂若韩棱之去雹？勉修实效，勿徇虚名。

——《为荥阳公桂州署防御等官牒》

戒对方不要讲空话，不要贪酒。如果直说，未免简单，写在官牒上亦欠典雅。四六文则有两组前修往事构成的反对，褒贬自见。又有“勉修实效，勿徇虚名”一正一反的劝诫，显得语重心长。商隐寄给卢弘止的《上度支卢侍郎状》，表达渴望对方由度支荣升宰相，以及自己将至京投靠的心愿：

伏愿荣从司计（度支），入赞大猷，鼓长楫以济时，运洪钧而播物。则某必冀言旋上国，来拜恩门，一吐汉相之茵，一握周公之发。

启中的意思，若轻易地直说未免卑俗，甚至尴尬。此处则郑重其事，甚有情味。说对方为相是长楫济时，洪钧播物。拜见时“一吐汉相之茵，一握周公之发”，不仅亲切，而且指对方为丙吉、周公，自己则为受礼遇的贤才，也颇见身份。这类书启与作者呈献给杜悰等人的诗歌从构思到表达方式都非常相近。

四六文用于书启，在有些不宜于直说和明说，需要委婉其词，甚至隐约暗示的情况下，最能发挥其文体的优长。如武宗朝李德裕执政，牛党遭受贬斥。宣宗朝，李党被逐，原被贬在外的牛党人物复起。大中元年，郑亚作为李德裕集团重要成员，外放为桂管观察使，处境恶劣，需要谨言慎行。商隐在代郑亚写给牛僧孺的状中，一则说：“某窃计前经，遐追曩躅。险而不坠，召公所以能谏；约而无衅，重耳所以复还。”（《为荥阳公上衡州牛相公状》）再则说：“虽世途则有污隆，而吾道终无消长。忆昨暂非利往，远适荒陬。仲尼之不陋九夷，子文之能安三已。永言阃阈，实冠品流。”（《为荥阳公贺牛相公状一》）都是避开具体事件，避开对问题性质的正面评论。只按“夷险一致，左右皆安”（《为荥阳公贺牛相公状二》）意思，浑沦地说，既问候对方，又不涉及牛李两党的是非。而当李德裕由宰相贬为太子少傅分司东都时，给德裕状中则云：

今者长君惟睿，元子（太子）有文。当深虑之所关，必殊勋而是赖。山涛则曰祷天下之选，张秩则曰用天下之贤。西汉之命玄成，以相门才子；东都之升邓禹，因先帝旧臣。……伏惟慎保起居，俯镇风俗。俟金縢之有见，俾玉铉之重光。

——《为濮（荥）阳公上李太尉状》

前用山涛等一系列典故，暗指太子保傅之职，既不明说德裕贬后的任职，同时又把这类官职说成是德高望重的贤者之位，以慰对方之心。后用“金縢`”、“玉铉”之典，意在劝德裕颐养保重，等待有金縢被开启，疑忌被解除，重居原位，再光相业之时。这是郑亚、德裕等同集团中人物隐传信息与情感的文字，多弦外之音，少直露之词，把情感心意借典故予以表达。隐约暗示是玉溪诗的重要特征，而上举两例可见这一特征在樊南文中的表现，也是很突出的。

本文开头，曾引清人贺裳之言：“温李俱善作骈语，故诗亦绮丽。”贺裳把商隐诗之绮丽，看成是受骈文的影响。认为二者共同具有绮丽的特征，颇具眼力。上述关于对偶、用典、句法、虚字，以及表达方式的隐约含蓄都给诗文增添了绮丽之美。但商隐诗文的绮丽，还包含内在的情韵之美。四六文本身即较散文更重情韵。义山四六文是在丽辞的同时，更有一种情调气韵，增添了文之妍美。类似其诗之所谓“深情绵邈”、“哀感顽艳”。如《奠相国令狐公文》：

呜呼！昔梦飞尘，从公车轮；今梦山阿，送公哀歌。古有从死，今无奈何。天平之年，大刀长戟。将军樽旁，一人衣白。十年忽然，蜩宣甲化。人誉公怜，人谮公骂。公高如天，愚卑如地。脱嬗如蛇，如气之易。愚调京下，公病梁山。绝崖飞梁，山行一千。草奏天子，镌辞墓门。临绝丁宁，托尔而存。公此去邪，禁不时归。……故山峨峨，玉溪在中。送公而归，一世蒿蓬。呜呼哀哉！

全用四言句，大量骈句中穿插若干不对偶的句子，造成情感的流动回旋和音韵节奏之美。作者把对令狐楚的哀悼和自己的身世之感，结合在一起抒写，渲染悲戚的气氛。开头以“昔梦”、“今梦”一组反向对偶领起全篇。直到“临终”一联，所有的偶句全用反对，表现令狐去世与自己心愿的背违。“昔梦飞尘”与“今梦山阿”等句，通过今昔对比，写出失去恩师，无可追随的悲痛。“人誉”、“人谮”等句，通过令狐与他人的对比，天高与地卑的对比，以及句中的正对、反对（“人誉”二句），写出令狐对作者的袒护，和两人超越地位悬殊而互相爱怜尊重的深厚情谊。文章虽情感强烈奔涌，却又常常出以典重委婉之笔。如改造变化典故，用“蜩宣甲化”、“脱嬗如蛇”暗指自己受令狐关照登第和得其章奏之学。“故山峨峨，玉溪在中”，既以“故山”照应开头“山阿”，指令狐葬地，以“玉溪”自指；又以“故山”、“玉溪”指自己家乡山水。引起下文归于故乡草野之意。文中的句法、俪偶、音节、用典，以及比喻、象征等，固然显示文辞之美，而挟情韵以行，如泣如诉，则突出地具有哀感顽艳之美。此篇从抒情效果看，虽为商隐之文，亦无异于商隐之诗。同时之作如《自南山北归经分水岭》诗云：“水急愁无地，山深故有云。那通极目望，又作断肠分。郑驿来虽及，燕台哭不闻。犹馀遗意在，许刻镇南勋。”一气流走，抒写令狐楚丧后，自己离兴元北归，中心惶惶，不知所适的心情。将前引奠令狐文与此篇以及《撰彭阳公志文毕有感》《彭阳公薨后赠杜二十七胜李十七潘》等篇对照，可见义山四六与诗在情韵风貌上的一致。

清代学者吴乔云：“唐人能自辟宇宙者，惟李、杜、昌黎、义山。”（《西昆发微序》）吴乔之论有特定的背景，但他特别强调四家能开辟出独有的诗歌天地是很有眼光的。四家诗在表达方式和诗境上别开生面，其作品本身，能给人鲜明的直感，但如深入探究其能作出开辟的原因，则并非易事。

诗歌演进中的创新，因素是多方面的。有的学者认为文有定体，每种体裁均有自己的体制特征，各种变化都由本体内在机制引发和调节。这种研究把诗歌的发展理解为封闭式的，使认识受到很大的局限。实际上文学发展从文体角度看受两方面制约：一方面是文体内部的革新变异；另一方面则是各种文体间的互相影响与吸收。且两个方面又交相作用，互动互连。唐代由于五七言诗处在发展高潮期，且由于唐诗自身具有多种体裁和风格，因而它在同时代的各种文体中最具活力，最富有吸纳其他文体优长的容受性，无论新与旧，以及抒情、叙事、议论等各种文体之长，它都能有所吸收。容纳其他文体某些艺术成分，促进自身的发展变化，一再掀起高潮。从大的阶段看，李白、杜甫是盛唐诗坛的顶峰人物，同时也代表着从初唐到盛唐诗史演进成果的总结，这一时期，歌行体以及五古长篇吸收六朝以来赋的成分，完善了七言的章法句法，扩大了规模容量，提高了描写能力，使歌行成为新鲜的取得重大成就的诗体，同时也促进了五言大篇的出现。中唐韩愈以文为诗，把散文的句法、章法、题材内容，散文的参差拗折，带进诗歌，使诗歌面貌迥异于盛唐，形成又一次开辟。晚唐则是李商隐以骈文为诗，把骈文的因素带进诗歌，讲究诗歌的词采、对偶、用典、虚字，以及表达上的委婉含蓄，给诗歌再次带来新的变化。从赋、散文、骈文（四六）先后影响于诗歌的角度来考察唐诗，不仅可以对各大家在诗史上的新贡献，以及唐诗不断发展和变化的背景获得一些新的认识，而且还可较为全面地揭示以唐诗为中心的唐代各种文体间相互影响、相互推动的情景。

（原载《文学遗产》200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