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与阿根廷女作家的跨文化情缘
尹锡南
1913年，泰戈尔因自译英文诗集《吉檀迦利》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由此在东西方世界声名鹊起。一战前后，泰戈尔频繁地造访东西方世界。这不仅丰富了他的创作和思想，也促进了殖民主义时期的东西文学交流和文化互动。其中，他和阿根廷女作家和翻译家维多利亚·奥坎波（Victoria Ocampo，1890~1979，下简称奥坎波）的历史交往是印度和西班牙语文学交流史上的重要事件。印度女学者黛森（Ketaki Kushari Dyson）说：“泰戈尔和奥坎波的故事是文学史和文化史上意味深长的一章……泰戈尔和奥坎波的友谊不仅是两个不同民族和文化之间的个人友谊，也是男人与女人之间跨越巨大代沟的一种友谊（这本身就是一种了不起的成就）。”这说明，他们的历史交往不仅是殖民时期东西文学交流的重要一章，也是透视当代东西文化互动的一面理想镜子。
一、异国情缘与艺术表达
1890年亦即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四年，维多利亚·奥坎波出生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一个显赫的贵族家庭。与大她29岁的前辈、印度作家泰戈尔一样，奥坎波自幼便接受家庭教师的教育。她喜欢阅读欧洲文学，孕育了一颗敏感而文学的心。她起初主要以法语进行著述，50岁时转向西班牙语著述。她有十卷论文、六部回忆录和论述泰戈尔、甘地、尼赫鲁和弗吉尼亚·伍尔夫等人的著作，还有散见各种杂志的文章。
奥坎波与泰戈尔相知相识的尘缘来自于她对印度文化的浓厚兴趣。1961年泰戈尔百年诞辰之际，在应邀撰文纪念泰戈尔时，奥坎波这样写道：“我非常感激甘地和泰戈尔这两位诞生在遥远国度里的人，他们属于和我明显不同的一种文明和种族……就泰戈尔而言，我们的道路则是纵横交错，不分彼此，这是我永久的幸福。”奥坎波在晚年回忆录中写道：“泰戈尔诗中谈到的爱，并非那种折磨我的或使我狂喜的爱，而是导向神灵的爱，可以向神灵倾诉我全部的情感……这就是为何读着《吉檀迦利》时，我会带着绝望和痛苦而流泪哭泣……泰戈尔的神啊，谁又比我更懂得这离别之苦？”
1924年11月7日，泰戈尔抵达阿根廷。当时，奥坎波还是一位名气没有超出国内的女知识分子。生病的泰戈尔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需要静养，这对时年34岁的奥坎波而言，无疑是亲近心中偶像的天赐良机。她设法租下了普拉特河畔的桑伊斯德罗别墅，让泰戈尔入住。在桑伊斯德罗别墅近两个月的时间中，泰戈尔和奥坎波这对忘年交的感情迅速升温。就奥坎波而言，她仿佛是当下追星族里的一员“粉丝”，时刻想着亲近泰戈尔这位神灵般的师尊，聆听他的声音和教诲。
泰戈尔病愈后本想早日离开，但禁不住奥坎波的热情挽留又呆了一段日子。为此，奥坎波还变卖了自己的一颗宝石以作别墅的租金。1925年1月3日，泰戈尔挥别奥坎波，乘船离开了阿根廷。奥坎波把泰戈尔在别墅坐过的扶手椅赠送给他，后者把这件礼物带回印度，并始终不离不弃，直至人生终点。1925年，泰戈尔出版《普尔比集》，收录了他以奥坎波为倾诉对象的很多诗篇。该诗集题献为“献给纤手似莲花的苾佳娅”，苾佳娅即他给奥坎波取的梵文名字。这足以证明奥坎波在诗人心目中的重要位置。
阿根廷一别后，泰戈尔与奥坎波还见过一面。1930年，奥坎波来到巴黎，帮助泰戈尔举办个人画展。此后，两人再也没有见面。自1925年起，他们之间的通信时断时续，直到泰戈尔辞世。在通信中，两人还延续着忘年之交的友谊。从泰戈尔方面来看，中年丧妻、内心孤独的他似乎非常痴迷于这段尘缘，当然就更为痛苦。他不仅在诗歌中书写这段美丽的异国尘缘，还在小说、戏剧中不断地表现它。值得注意的是，他这段时期的很多绘画也以对奥坎波的无尽思念为表现主题。和歌德一样，泰戈尔喜欢光亮，并喜欢更为恢弘广大的空间。但是，他的很多画都以灰暗阴森的色调做背景，画中常常出现扶手椅的艺术变形和神似奥坎波的面容身形，或是出现两个男女若即若离的身影或面容。在1930年的泰戈尔巴黎画展上，一些西方人看到了这些画后认为，这些画中人贪婪而色情，有的则令人恐怖。但如对画的背景有所了解就会明白，泰戈尔画作中的黑暗背景其实是他内心痛苦的一种象征，有一种难以释怀的、不可言说的艺术张力，扶手椅等景观和男女对视则表明了印度与阿根廷之间、亦即泰戈尔和奥坎波的时空距离无法跨越。因此，说画中有深意当不为过。泰戈尔画作中不断出现的扶手椅意味深长。在黛森看来，奥坎波的赠物是一个重要的象征符号。它代表心心相印的一种姿势。“某种意义上，这把椅子可以视为它遥不可及的赠予者，它成了她的代表或替代物……作为全心托付和亲密无间的象征，这把椅子当然代表彼此相爱。椅子载着他，就像她托起他一样。坐在椅子里，他立刻会在幻念中想起他，在思想中把她拥住。”
泰戈尔在作品和绘画中对奥坎波长达十几年的深情倾诉和痛苦思念，足以说明，他是非常虔诚地对待这段忘年尘缘的。那么，奥坎波是否也对这位印度师尊一往情深呢？那把作为赠物而漂洋过海陪伴诗人余生的椅子，是否真的暗示奥坎波对诗人的心心相印呢？
二、世俗之恋与精神之恋
10世纪从湿婆派分裂出崇拜女神的性力派，它结合了民间的生殖力崇拜信仰。它是印度教三大教派之一，盛行于泰戈尔所在的孟加拉和阿萨姆、奥利萨等地。该派认为女神的性力是神圣无限的，是创造宇宙万物的根源。黛森认为：“甚至和今日的绝大多数男性异性恋艺术家一样，泰戈尔需要超越普通友谊的女性作为触发灵感的诱因，以为自己创作的‘性力’。”虽然不能说接受过西方自由思想启蒙的泰戈尔会以性力派的观点自觉指导自己的创作，但他对奥坎波的赞美和无尽的思念使其作品韵味悠长，这又不能不使人感叹非同寻常的女性友谊对于他是何等重要。中年丧妻丧女的不幸带给泰戈尔心中无比孤寂，这与他渴求女性柔情，从而在诗歌、小说乃至绘画艺术中排遣愁绪是有联系的。1925年1月9日，在离开阿根廷奔赴欧洲的船上，泰戈尔在诗中写道：
遥远的陌生的地方，
我孤独地流浪，
风暴摇晃着小船
此刻为什么突然
想起大地最远的尽头，
天堂垂落之地，
某一天，意外地相遇，
只有我和你。
从这些诗句来看，泰戈尔对奥坎波的确充满了爱恋之情。
再看看奥坎波对泰戈尔的感情。泰戈尔是她早年的青春偶像，《吉檀迦利》是她精神处于危急时刻的缓冲剂。1924年，当真实的泰戈尔站在眼前时，那种崇拜之情油然而生。她一次次亲近泰戈尔，聆听他朗读孟加拉语诗歌的天籁之音，并聆听他的教诲，这的确暗合了印度古代师徒相随相习的传统。虽然当时她和丈夫分居，但却还有一位情人，为了某种原因，她对泰戈尔守口如瓶。这使泰戈尔以为她的热情亲近是世俗女子的一种示爱方式。他在离开阿根廷奔赴欧洲的旅途中给奥坎波写信说：“我告诉你这一切，因为我明白你爱我……我相信，你的爱会以某种方式帮助我获得成功。”他还向秘书埃赫姆斯特透露，他之所以要尽快离开奥坎波，是害怕自己不能承受她的热情。真实情况究竟如何呢？
事实上，泰戈尔对年轻美丽的女主人亦即自己的崇拜者充满了柔情蜜意，他对奥坎波的举动应是“感情谬误”和“文化误读”下的真情流露，但又十分尊重对方的感受和意愿，不失风度地适可而止。奥坎波对泰戈尔的爱并不属于男女之爱的范畴。她无法像恋爱中的女人那样正常应对泰戈尔自然流露的热情，但又机敏睿智地保护了心中偶像的自尊。那么，奥坎波对泰戈尔的爱究竟属于哪一种？
奥坎波从未直接流露她对泰戈尔感情的真实看法，相反，她在信中还以积极热情的姿态回应诗人。但有时候她的信也会留下一些蛛丝马迹，让人揣度和琢磨出一些微妙的信息。例如，她在给泰戈尔的一封信中写道：“的确，有时候，我的爱会使我自己受伤……但这只是一种标志，表明我的爱对你仍然不够美好。”奥坎波袒露心迹，认为自己对泰戈尔的爱不够完美理想。其实，她是认为，自己对泰戈尔的爱仍然停留在世俗情爱的层面，富于占有色彩，不是那种完美高尚的爱。她渴望与泰戈尔进行思想层面的交流，想让他明白，她是如何理解、又是怎样热爱他的作品。奥坎波的传记作者E.萨尔蒙认为，她对泰戈尔的爱不是世俗的男女之爱，而是一种超越之爱，一种近似于奥义书时代的师徒之爱。萨尔蒙说：“泰戈尔帮助奥坎波体验了欢乐，这本质上是灵魂的欢喜，它不能由思想来描述或理解，因为这种欢乐本身就是体验亲证。”
1925年1月3日，当泰戈尔离开阿根廷时，奥坎波一夜未眠，挥笔写诗。她在临别时塞给泰戈尔一首诗和一封信，大抵是让其在船上阅读。诗中写道：
世界上距我最近的人，是我感到距离最远的人；
世界上距我最近的人，并不知道他与我如此临近；
世界上距我最近的人，却并不懂得我这样的人；
……
我的心是如此沉重啊，此等重量我又怎能载承？
我心烦意乱。拔出那误会之刺吧，做我的友人！
从这首诗来看，奥坎波对泰戈尔的确是充满了柔情。但如果联系前的分析，我们会有新的结论。距离最近的人却是距离最远的人，这种情形在现实生活中比比皆是，但这发生在泰戈尔和奥坎波之间，的确出人意料，但也在情理之中。拔出那深入心灵的“误会之刺”，做一个普通而又超俗的友人，这应该是奥坎波内心的真实想法。说到底，奥坎波对泰戈尔的爱有些接近于《吉檀迦利》中那种神人不分、却又超凡脱俗的恋爱境界。但如此一来，泰戈尔对奥坎波的深情便少了许多精神恋爱的成分，因为它混合了世俗之恋的色彩。写出空灵境界的泰戈尔，本来应该是超凡脱俗的神灵象征，但却在对奥坎波矢志不渝的绝望之爱中体现出人性或世俗的一面。这和奥坎波对他的爱形成反差。事实上，这更体现出泰戈尔作为现代诗人的真实一面。
三、语言障碍与思想分歧
当泰戈尔1924年11月到达阿根廷时，他本想继续前进，探访秘鲁和墨西哥，增进印度和南美大陆的文化理解，但却因为生病等因素，未能完成这一心愿。但是，他同奥坎波的这段跨文化尘缘还是令他欣慰的。不过，这种欣慰的背后潜藏着很多遗憾。其中，阻碍他们深入交流的语言障碍是一大因素。
在阿根廷期间，奥坎波和泰戈尔只能用英语交流。这当然不如他们以各自最擅长的语言进行对话更为方便。泰戈尔离开阿根廷后，奥坎波在写给他的信中说，她必须学点孟加拉语。但直到泰戈尔逝世，奥坎波仍然只记得一个孟加拉语词：Bhalobasa（爱）。这个词是泰戈尔在阿根廷时教给她的。后来，她在1961年为纪念泰戈尔百年诞辰纪念文集撰文时，以她唯一掌握的这个孟加拉语词结尾，作为对泰戈尔的历史回应。她写道：“泰戈尔在逗留桑伊斯德罗期间，教给我一些孟加拉语词汇。我只记得一个词，我将一直不断地用它对印度说：Bhalobasa。”因此，黛森认为，只有我们当中更多的人自觉学习更多的外语，才能搭建座座坚固耐久的文化之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偿还我们欠着泰戈尔、奥坎波和埃赫姆斯特这类志士的债”。
语言因素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泰戈尔与奥坎波的深度对话。但是，深入考察奥坎波和泰戈尔的历史交往，我们还会发现更为复杂的一些因素，它们在两人的跨文化对话中扮演了消极的角色。这便是横亘在他们之间的思想分歧，这种涉及东西文化和女性角色的分歧导致了两人心灵对话的不完美。
泰戈尔的遗憾和奥坎波的懊悔，表面来看，是两地遥远和二战爆发等客观因素使然，其实，除了两人错位的情感纠葛外，更主要的还是两人在文化观念上存在严重分歧。这是又一根深入灵魂深处的“误会之刺”。这或许是奥坎波在泰戈尔有生之年一直未去印度看望他的主要原因。奥坎波自己的话可以证实这一点。
在泰戈尔的时代，曾经有两位英国女子崇拜印度智者，来到印度并终其一生。她们就是追随宗教哲学家辩喜的圣女妮韦迪塔和追随圣雄甘地的米娜贝亨。深深爱着奥坎波的泰戈尔希望奥坎波甘心牺牲自己的舒适生活，也来印度追随自己，为印度服务。但是，奥坎波却不愿这么做。她借用印度的“正法”概念陈述己见。她声称自己的“正法”不允许随意效仿别人，这其实也暗示了她受到弗吉尼亚·伍尔夫等人的女权主义思想影响。“奥坎波的女权主义思想主要来自于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启发。她很崇拜伍尔夫并与之通信，论述她的思想，还发表自己翻译的伍尔夫作品。不过，她与伍尔夫的关系是单向的。伍尔夫并不真正了解南美或奥坎波的精神旨趣”。女权主义思想使奥坎波坚信，必须拥有自己的“正法”亦即女性的独立人格。
当然，换个角度看问题，奥坎波终其一生未去印度，对于她本人或对于印度和西方的文化交流而言，均是一种消极的因素。泰戈尔逝世后，她还可以有机会去印度的，但她始终未去。例如，她推辞了阿根廷驻印度大使的职位。这的确是一件憾事。光从书本上了解印度，肯定不如实地采风更加实惠。不能了解真正的异邦文明，就不能解决许多跨文化命题。因此，奥坎波心目中的印度文明仍然是神秘的宗教世界，或是泰戈尔笔下的神灵世界。其结果是，奥坎波对五彩斑斓的印度文化魅力缺乏足够的认识。
尽管诸多因素限制了泰戈尔与奥坎波的心灵对话，但他们还是对彼此的创作或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例如，与奥坎波的跨国情谊丰富了泰戈尔的创作内容，对其诗歌、小说和绘画艺术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奥坎波崇尚独立自主的女权主义思想也使泰戈尔受益匪浅，使其女性观产生了积极的变化。毋庸置疑，他们之间的文学和思想互动，成为印度现代文学和包括阿根廷在内的西班牙语文学交流史的重要一章。
尹锡南，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