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翻译出版泰戈尔作品热及其原因

唐仁虎

中国翻译出版罗宾德拉那特·泰戈尔（1861~1941）的作品始于1915年。翻译泰戈尔作品的第一个人是时任北京大学教授后曾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陈独秀。他1915年从《吉檀迦利》中选了几首诗译成中文，发表在《青年杂志》上，同时还附了一篇介绍泰戈尔的文章。泰戈尔的名字才在中国传开。此后的几年，陆续有泰戈尔的作品翻译发表，介绍给中国读者。自此以后，泰戈尔的作品一直受到中国读者的欢迎，因此不断有泰戈尔作品的汉译本问世，形成了翻译出版泰戈尔作品热。不过，在过去几十年中翻译出版泰戈尔的作品还被中断了几次，但是又出现了几次翻译出版的高潮，这是挺有意思的事。总结一下在中国的翻译出版泰戈尔作品的情况，探讨一下在中国翻译出版泰戈尔作品热的原因，想必是不无意义的。

为什么说中国翻译出版泰戈尔作品热？回答这个问题最好是用翻译出版的泰戈尔的作品的数量来说明问题。我们对翻译出版的泰戈尔的作品进行了粗略的统计，按时间的先后列表如下：

注：这里的统计数目仅指译成汉语的作品已发表于报刊的次数和已出版社出版的书的数目。另外，2000年年底还将出版汉译本《泰戈尔全集》，全书800多万字。

从上表可以看出三个特点：一、中国热衷于翻译出版泰戈尔的作品。中国翻译出版泰戈尔的作品极多，在报刊上发表作品的次数和出版社出版的书的总数达到370多种，其中书126本（如把即将出版的《泰戈尔全集》加上则超过150本）。这在全世界（印度除外）翻译出版泰戈尔作品，不算最多的也要算最多的国家之一。二、在过去80余年中，有三段时间没有翻译出版泰戈尔的作品，也就是说在翻译出版泰戈尔作品热中出现了三段时间的空白，或者说翻译出版泰戈尔作品热中断了三次：第一次是1938年至1939年,第二次是1949年至1953年,第三次是1966年至1977年。这最后一次中断的时间长达12年之久。三、出现了三次翻译出版泰戈尔作品的高潮。第一次是1920年至1929年，第二次是1954年至1965年，第三次是1980年至今。第一次翻译出版高潮期间在报刊上发表译作的次数和翻译出版的书的数目总共达176种之多，约占80余年中的总数的一半，但多数是单篇或几首诗，书只有19本。第二次和第三次翻译出版高潮却是以出版书为主。第二次翻译出版高潮期间翻译出版了25本书。第三次翻译出版高潮期间已经翻译出版了70多本书，还将出版约30本书，总共将超过100本书。每一本书少则100多页多则五六百页。因此，从翻译出版的作品的数量看不但不比第一次翻译出版高潮期间翻译出版的作品少，而是更多。而且第三次翻译出版高潮期间翻译出版的数量，将超过前两次的总和。

从翻译出版的泰戈尔的作品的数量和重译之多来看，中国的确热衷于翻译出版泰戈尔的作品。那么中国为什么热衷于翻译出版泰戈尔的作品呢？我们认为至少有三方面的原因。

首先，中印两国都是文明古国，都有过光辉的过去和值得骄傲的历史。可是长期的封建独裁统治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制约了经济的发展，逐渐落到了西方的后面。印度首先遭到西方列强的经济掠夺，并逐步沦为英国的殖民地。中国则屡遭西方列强和日本军国主义的军事入侵和经济掠夺，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试想现在没有声音的民族是哪几种民族。我们可听到埃及人的声音？可听到安南，朝鲜的声音？印度除了泰戈尔，别的声音可还有？”因此，泰戈尔的声音便显得特别重要，特别可贵，不仅对印度人是这样，对中国人也是这样。这是中国出现翻译出版泰戈尔作品热的一个重要原因。

原因之二，中国和印度有两千多年的文化交流史。在过去漫长的历史上，中印两国文化交流不断，印度高僧到中国传教，中国高僧到印度取经。尽管这种交流后来曾一度中断，但是印度文化，尤其佛教和故事文学对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佛教甚至一度成为中国的国教，绝大多数中国人或多或少都受到了佛教的影响。受佛教影响的诗人、作家亦不少，如唐朝的著名诗人王维和明朝著名小说家吴承恩。他们的作品对中国人产生了广大而深远的影响。吴承恩的小说《西游记》中的人物唐僧、孙悟空等成了妇孺皆知的人物。佛教虽然未能使众多的中国人出家，但拜佛的人却很多，而受佛教思想影响的人则更多。伴随着宗教传入中国的许多故事，人人皆知，如“称象的故事”。汉语中有不少成语都与印度文化或宗教有关，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舍身饲虎”等等。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中国人对印度文化总是怀有一种仰慕的感情，因而也容易接受印度文化。

除上述两个原因以外，泰戈尔的作品本身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泰戈尔是诗人，也是小说家和剧作家。他的诗清新明快，自然流畅，富有哲理；他的诗内容丰富，既有表现青年男女爱情的诗，也有表现对祖国的爱恋的诗；他的诗既有歌颂孟加拉自然风光的诗，也有表现宗教哲理的带神秘色彩的诗；他的诗既有早期那种风光霁月的风格，也有后期那种激情奔放的带有战斗性的风格。他的小说里不仅洋溢着反对封建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情绪，艺术性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而且不少小说都具有较强的可读性。他的戏剧既有诗情画意又深寓哲理，而且把音乐、舞蹈、诗歌、话剧融为一体。简言之，泰戈尔的作品既有丰富多彩的思想内容，能满足不同的思想感情的人的需要；又达到了极高的艺术水平，读了以后不仅在思想上能得到启迪，而且能得到美的享受。因此，不仅印度人喜欢读他的作品，而且异邦人也喜欢读他的作品。

中国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似乎特别喜欢读泰戈尔的作品。在20世纪20年代，甚至一般的中学生都以能背诵几首泰戈尔的诗为荣，现在亦有不少青年学生喜欢读他的诗。莎士比亚至今仍被众多评论家认为是第一诗人，然而青年人知道莎士比亚的名剧的名称的人有一些，但并不太喜欢读它们，而更喜欢读泰戈尔的作品。其原因如前所述，中印两国都有悠久的文明史，到近代两国国情也大体相同，遭到了大体相同的不幸，而且印度文化对中国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因此，中国读者在某些方面的欣赏心理与印度人相同，加之泰戈尔的作品本身所具有的魅力，中国读者偏爱泰戈尔的作品也就不足为奇了。有读者、有市场，所以自然而然地就出现了翻译出版泰戈尔作品热。

既然如此，那么翻译出版泰戈尔的作品为什么又被中断了几次呢？为什么又出现了几次翻译出版泰戈尔作品的高潮呢？这是各有其特殊原因的。

第一次翻译出版泰戈尔作品热的高潮是20世纪20年代。历史进入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文坛上翻译出版泰戈尔作品突然升温，在短短的五六年之内泰戈尔的主要著作几乎都有了汉语译本，有的重要作品或选译本甚至有了好几种译本，如《新月集》《吉檀迦利》《采果集》《园丁集》《人格》等。这是为什么呢？我以为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1919年爆发的举世瞩目的“五四”运动，既进一步唤醒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也进一步解放了思想。进步的知识分子在同封建主义作斗争时，反对旧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道德提倡新文学，急迫地吸收外来的新知识新文化，世界各国的近代文化被大量地翻译介绍过来。在这种情况下，饱受帝国主义欺凌和封建军阀统治之苦的中国人，对遭受着与自己大体相同遭遇的友邦的伟大诗人、作家当然会更加敬仰。第二，泰戈尔的思想和创作虽然复杂而又充满矛盾，但是政治上强烈的爱国热情，反对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鲜明倾向，同情劳动人民的人道主义精神；哲学上追求“精神自由”和“自我解放”的泛神论思想；创作上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却是他作品中的主导思想。这一主导思想恰好与中国“五四”时期彻底的反帝反封建思想和追求个性解放的精神十分合拍。正是由于这两方面的原因，在“五四”运动以后，中国便出现了泰戈尔热。于是邀请泰戈尔访华。泰戈尔于1924年4月12日至5月30日对中国进行了为期49天的访问。当时报刊上对泰戈尔活动的报道，对泰戈尔介绍的文章比比皆是。这样，在当时大师如林的“西学东渐”的潮流中，泰戈尔独领风骚，赢得了中国读者的青睐，因此自然地形成了翻译出版泰戈尔作品的高潮。

第二次翻译出版泰戈尔作品的高潮出现在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在这一次翻译出版泰戈尔作品的高潮出现以前翻译出版泰戈尔作品曾被中断了两次：第一次是1937年到1938年，第二次是1949年到1953年。在这两段时间我们没有见到新翻译出版的泰戈尔作品，也就是说这两段时间成了翻译出版泰戈尔作品的空白。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两段时间的空白，而在这两段时间的空白之后为什么又出现了翻译出版泰戈尔作品的高潮呢？第一次中断的原因比较简单：1937年，卢沟桥事件发生，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了向全中国的军事进攻，许多人流离失所，无家可归；抗日成了中国人民的第一件大事，全中国进入了抗日战争时期。第二次中断的原因稍微复杂一些：1949年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年，也是解放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一年。这一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几个月，大的战争包括渡江战役和进军大西南这样的战役还一直在进行，也就是说解放军与国民党军队在进行最后的决战。国民党占领区局势不稳，人心恐慌。解放区的任务一是支援前线，二是巩固新生政权，积极筹备建立新中国。新中国成立以后不久，朝鲜战争爆发，中国人民志愿军被迫援朝抗美，战争直到1953年才停止。另一方面，新中国成立前首先经历了8年的抗日战争，之后又是4年的解放战争，经济已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所以新中国成立后便进入了经济恢复时期。在这种情况下，文化战线的任务一是宣传援朝抗美，二是宣传新生政权和经济建设。由于这种种原因，1949至1953年这4年中出版的翻译作品，除马列主义的书或苏联的文学作品外，其他的文学作品很少，因此也没有见到泰戈尔作品的汉语译本。1954年印度共和国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访问中国，翻开了中印友好关系的新篇章。朝鲜战争业已停止，国家的经济形势有所好转。在这种情况下，文化建设有了新的发展。于是又出现了翻译出版泰戈尔作品的高潮。但这一次翻译出版泰戈尔作品的高潮与20世纪20年代出现的高潮不一样。那时，多数作品翻译后都发表在各种文学刊物上，据粗略统计，发表泰戈尔作品汉译本的刊物有30多种；而这一次则主要是出书，出版了25本泰戈尔作品的汉译本，其中包括10卷本的《泰戈尔作品集》和4卷本的《泰戈尔剧作集》。

第三次翻译出版泰戈尔作品的高潮出现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这一次翻译出版高潮持续的时间长，翻译出版的作品也很多，已经出版的书有70多本，而且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还将出版《泰戈尔全集》，全书中文800多万字，分为约30卷。在近20年中翻译出版的泰戈尔作品的总量将超过以前所翻译出版的泰戈尔作品的总和，而且有相当多的作品是直接译自孟加拉语，还有相当多的作品译自与孟加拉语相近的印地语，更好地反映了泰戈尔作品的原貌，也就是说译文的质量比以前的好。那么这一次翻译出版泰戈尔作品的高潮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我们认为除了共同的原因外，还有两条主要的原因：一是1966年发生的“文化大革命”。这一场运动不仅破坏了中国的文化建设，而且对文化是一场毁灭性的劫难。在这样的劫难中，“封、资、修”的东西当然不能出场，电影、小说、诗歌等几乎都没有了，只有几部样板戏，弄得全国人民几乎没有文娱活动和文化生活了。经济被弄到了崩溃的边沿，生产遭到了极大的破坏，生活用品匮乏，吃的东西也远远满足不了人民的需要。这一场运动一搞就是10多年，直到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这一场浩劫才结束，中国人民才从长达10多年的劫难中解放出来。10多年的文化劫难使人们的心灵早已干涸，盼望得到文化的甘露滋养。这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几年后大量翻译出版外国文学作品的重要原因，也是形成翻译出版泰戈尔作品的高潮的重要原因。另一个原因是，“文化大革命”后的约20年里政治社会稳定，经济持续发展，人民的生活不断改善，这些给文化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人们除了物质生活的需求在增加以外，精神生活的需求也在增加。正是由于这两方面的特殊原因，才出现了翻译出版泰戈尔作品的新高潮。

纵观翻译出版泰戈尔作品热的三次被中断和三次高潮的出现，我们认为既有外来的原因，也有内在的原因；既有政治的原因，也有经济的原因，而且有时政治经济还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尤其是政治对文化（包括文学）的发展起着制约作用的时候是这样。例如“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化被“左”的政治扼杀了，文化不能发展，文学也不能发展，当然更不能翻译出版外国的文学作品；“文化大革命”以后，思想解放了，经济发展了，文化繁荣了，文学作品（包括翻译的外国的文学作品）也多起来了。

综上所述，我们简单地叙述了中国翻译出版泰戈尔作品热的情况及其原因。我们认为，中国之所以出现翻译出版泰戈尔作品热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一、中印两国过去的国情有相同之处，都有过光辉的历史也有过大体相同的不幸；二、中国受印度文化尤其是宗教的影响较大；三、泰戈尔的作品不仅内容丰富，而且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有很大的艺术魅力。至于翻译出版泰戈尔作品热的几次被中断和出现的几次高潮，我们认为各有其特殊原因。从总的情况看，翻译出版泰戈尔作品热虽然中断了三次，但并没有因此减少泰戈尔作品的翻译出版，而是在条件具备的时候翻译出版更多的泰戈尔作品，直至最后出版中文版《泰戈尔全集》。

唐仁虎，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南亚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