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拉》前言
石真
《戈拉》（Gora）是罗宾德拉那特·泰戈尔（1861~1941）长篇小说中最优秀的一部。从它1907~1909年在《布拉巴希》（Prabasi）杂志上连续刊载， 1910年印成单行本出版，到今天差不多已经50年了。它一直受到印度广大读者的喜爱，被认为是印度批判现实主义的伟大作品，印度人民的宝贵文学遗产之一。
这部小说描写了孟加拉知识分子中急进民族主义者、正统派新印度教徒和梵教徒之间的斗争；揭露了印度教的问题和隐藏在它背后的社会病态。这是一部描绘19世纪70至80年代孟加拉社会生活的史诗。
19世纪70年代是印度民族运动发轫的条件都已具备的时期；印度的资本主义已经为自己开辟了道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个新兴的阶级已经成长起来；日益贫困的农民在严重的饥荒所造成的数以百万计的死亡情况下纷纷起义；人数极为众多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阶层已经形成，其中有许多人已经意识到殖民制度只能给印度人民带来灾祸和苦难，于是反英和谋求解放的情绪在知识分子中间便蓬蓬勃勃地高涨起来。
当时印度民族运动主要可分为两大思想体系。一派主张努力接受欧洲文化，改革印度教，铲除一切陈腐的传统与陋习。通过改革争取在英国的统治体系内获得较大的政治权利，使印度人能更广泛地参加国家机构。
梵社的活动就属于这一思想体系。梵社是19世纪初孟加拉著名启蒙运动者罗姆·摩罕·罗易（Ram Mohan Roy）在1828年建立的一个宗教改革团体。它在当时起过积极的作用：把孟加拉为数不多的文化人士团结起来，并且进行了反对种姓制度、偶像崇拜、寡妇自焚殉葬等等进步活动。1833年罗易死后，泰戈尔的父亲戴温德罗那特·泰戈尔（Devendranath Tagore）就成了这个教团的著名领导者。后来由于这个教团的一部分教徒在克舒勃·钱德拉·森（Keshab Chandra Sen）的领导下脱离印度教的基础，吸收了过多的基督教观点，终于在1865年分裂成为两派。一派是戴温德罗那特领导的“原始梵社”，一派是克舒勃领导的“印度梵社”。戴温德罗那特虽然反对印度教的种种仪式，却并不否定印度的文化传统。他痛恨崇拜欧洲文化的现象，竭力鼓励人民研究印度古代宗教哲学。这一派教徒人数不多，并且不积极参加政治斗争。到了20世纪初，它在孟加拉社会中已经不起作用。最后连他的儿子——作家泰戈尔也退出了这个教团（泰戈尔在1911年以前一直是梵社的秘书）。克舒勃是一位积极的社会改革家，他的活动着重在废止童婚、支持寡妇再嫁以及印度教生活中一些其他改革。但是这个教团有很多信徒轻视印度民族文化，崇拜西方文明。有些人趋于极端，甚至反对印度传统的音乐和舞蹈。作者在他的小说里所描写的梵社就属于这一派。
另一派思想体系是在这个时期刚刚形成的“新印度教”。正统派新印度教教徒坚决反对崇拜西洋文明，主张发展民族文化，加强民族自豪感，反抗统治者的专横压迫。但是他们同时主张复古，主张严格遵守印度教一切传统，甚至是保守的传统。他们认为这样才能建立民族意识。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是泰戈尔的前辈、印度现代小说的先驱者般吉姆·钱德拉·查特吉（Bankim Chandra Chatterje，1838~1894）。以后则由印度民族解放运动著名领导者提拉克（B.G.Tilak，1856~1920）所领导。
泰戈尔经常批判新印度教保守的一面。1884年他和般吉姆在新印度教的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泰戈尔一向反对宗教偏见，反对种姓制度和中世纪落后的传统。他是印度文化的热烈捍卫者，了解和珍视自己民族的光荣传统，但是他并不缅怀古代印度的复兴。他重视科学和进步，他知道印度人民有许多地方应该向欧洲人学习，但同时也警告自己的同胞不要迷信西方。他和正统派新印度教的冲突就在这些地方。
泰戈尔写这部小说是在20世纪初，正是提拉克所领导的极端派在1905~1908年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第一次高潮中起着决定作用的时期。极端派是19世纪90年代在印度资产阶级的政党——印度国民大会党中开始出现的一个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代表的反对派。极端派批评旧的稳健派领袖们与帝国主义妥协的政策。他们要求一个更明确的跟帝国主义断绝关系的斗争纲领，提出用暴力推翻英帝国主义对印度的统治。在极端派有力的影响下，1905年国民大会通过了支持（有条件的）当时孟加拉轰轰烈烈的抵制英货的群众性运动的决议。1906年通过了民族解放运动新的斗争纲领：支持抵制英货运动；提倡民族教育；要求自主（在帝国范围之内的殖民地自治）和自产（发展民族工业）。这是印度国民大会党从1885年成立以来第一次在它的决议里提出自主的基本要求，在印度工人阶级还未有组织，广大农民还没有真正觉悟起来，一部分知识分子对自己的民族失去信心，眼望着西方不胜向往的情况下，极端派是当时最进步的力量。
但是极端派在提出用暴力推翻殖民者对印度的统治，要求印度民族独立解放的同时，还提出了一套主张复古，保持印度教落后传统的反动的社会纲领。他们认为稳健派领袖们跟帝国主义妥协是因为他们完全向英国文化投降，认为这些人满脑子都是英国资产阶级的学识、观点和政治见解。为了反对这种倾向，极端派力图把印度的民族意识建立在印度教的基础上。建立在古代印度雅利安文明的基础上，来对抗西洋文明，来发动群众性的反帝斗争运动。他们把英国统治以前的印度描摹成黄金时代。一切科学与社会的发展都被斥为征服者的文化。一切妨碍进步和团结的陈腐传统，都被奉为理想加以推崇。结果这些本来富于斗争性的人民领袖，反而成了社会上一切腐朽的落后的传统势力的拥护者、同盟者，造成了印度政治上一个悲剧性的局面。这种力图使印度民族解放运动具有印度教宗教色彩的主张正是70年代刚刚形成的正统派新印度教的思想体系的继续和发展。因此泰戈尔在这部小说里虽然描写的是19世纪70到80年代的情况，同时也反映了20世纪初的时代特征。他接触到的许多实际问题，都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戈拉》反映了印度社会生活复杂的现象。塑造了印度民族主义者鲜明生动的形象，歌颂了正统派新印度教徒民族爱国的激情和他们对于祖国必获自由的坚定不移的信念；同时也批判了他们教派主义的偏见，批判了他们热衷于保持阻碍印度进步、造成高级种姓与低级种姓之间真正壁垒的种姓制度的错误观点，也批判了他们缅怀古代印度的复兴所造成的脱离实际，脱离人民的倾向；并且指出一切真正为祖国服务的人，应该跳出这些狭隘的圈子，应该面对现实，面对“真正的劳动园地”——“给三万万印度儿女谋福利的真实的园地”。
戈拉是这部长篇小说的中心人物。在这个人物身上，作者倾注了满腔的爱国热忱和强烈的民族自尊感。他是一个印度民族主义者的典型人物形象。他是印度爱国者协会的主席，印度教徒青年们的领袖。他热爱自己的祖国，随时准备为它献出自己的财富和生命，血液和骨髓，天空和光明。他对于祖国的必获自由抱有坚定不移的信心，他在“贫困饥饿、痛苦受辱的地方”看到“一个摆脱了一切束缚的光辉灿烂的‘未来’”。他相信：
……我的祖国不管受到什么创伤，不论伤得多么厉害，都有治疗的办法，——而且治疗的办法就操在我自己手里。
他嘲笑那些对祖国失去信心的人，那些“时髦的爱国者”，他们无论对自己或是别人都提不出“强硬的要求”：
……就是财神爷想赏他们一件东西，我相信他们除了要一枚总督勤务兵的镀金徽章以外，也决不会有勇气要求别的东西。他们没有信心，因此也就不存希望。
他对他的朋友，印度爱国者协会的秘书宾诺耶说：
目前我们唯一的任务，就是要把自己对祖国所有一切东西的坚定不移的信心，灌输给那些没有信心的人。因为我们以祖国为耻已经成为习惯，奴颜婢膝的劣根性也就毒害了我们的心灵。
他认为那些对祖国失去信心的人，是由于他们相信了英国人的“书本上的知识”，忘记了印度过去光荣伟大的历史，是因为他们被“洋奴生活”所诱惑，自视高人一等，脱离人民群众。他要人们相信：在殖民统治下印度受屈辱的那个形象，只不过是“恶魔点化的幻景”，另外有个“十全十美的印度——富裕昌隆、知识渊博、正直不阿的印度”，那就是英国统治以前的印度。他号召人们把脚跟站定在那里，凭自己的理智和感情从里面吸取生命的活力，唤起对自己拥有的伟大财富的自豪感，重新建立对祖国的信心，时刻做好准备，争取祖国的自由，掀起反殖民制度的斗争。
虽然戈拉把对祖国的信心——印度的民族意识建立在正统印度教的基础上，建立在对印度教“古圣梵典上的规矩”的严格遵守上，但是他那种对一切英国东西都势不两立的反抗精神，他对那些以做官为荣、瞧不起自己的同胞、谄媚殖民统治者的知识分子的极端痛恨，他那靠近人民，希望分担他们苦难的热烈愿望，他那保卫农民和大学生以及其他许多“捍卫被蹂躏的正义”的行为，使他的形象十分亲切动人。印度的一位批评家班纳吉（S.K.Banerjee）说：“戈拉就好像是渴望印度自由，愤怒地反抗自己社会和政治上的奴隶地位而斗争的印度心灵的化身。”
作者满怀同情地描绘了他的思想、感情以及他的信念的演变过程，对于他的谬误的见解和宗教偏见作者的态度不是攻击，是首先追溯产生这种偏见的原因。戈拉并不是一开始就反对一切“现代文明”，主张保持印度教的各种中世纪封建残余的。他对梵社向往，本来一有机会就准备贬责古圣梵典的训诫和那些流行的习俗，但是因为一个英国传教士那样无礼地攻击印度的宗教和社会，使他怒不可遏地起来为印度辩护。他尽最大的努力，从各方面证明宗教和印度社会的完美无瑕。他在一本书里写道：
我们决不能让自己的祖国站在外国法庭的被告席前受外国法律的审判。我们的荣辱观念，决不能用外国标准来逐点衡量。无论是在别人面前，还是在自己心里，我们都决不能为自己的祖国感到羞耻——不管是在传统方面也好，信仰方面也好，经典方面也好，都是一样。我们必须拿出全部力量和自尊心，果敢地负起祖国的担子，使我们的国家和我们自己免受侮辱。
是那种对民族尊严的热烈捍卫，对“强盗民族”自恃有力而对被压迫民族的文化横强摧残的强烈的憎恨，以及热爱祖国的高贵的品质使他为印度教的崇拜偶像和它加在妇女身上的封建桎梏辩护，为种姓制度和婆罗门特权辩护，并且不加分析地肯定“祖国的一切都是好的”。我们分析一下，就知道他严格遵守一切印度教的规章制度，小心保护自己种姓的纯洁，并不是出于深厚的宗教感情，而是因为他把印度教当做接近人民的工具，希望通过它“跟全国人民精神上取得一致”，从而汲取力量，争取印度民族的复兴。
作者所表达的是印度人民一直蕴藏在心中的思想和感情，这种思想和感情是能够为世世代代的人们所理解的。这就是戈拉所以能够赢得读者喜爱的原因。
可是泰戈尔对戈拉不是毫无批判的，他让戈拉在现实面前引起内心的种种冲突并终于纠正了自己的偏见。
戈拉严格遵守印度教教规，坚持保存种姓制度造成他对自己的冲突，和自己亲人之间的冲突。他因为他的母亲用了一位信仰基督教的女仆，自己就不肯从她手里接水喝，并且禁止他的朋友宾诺耶在她那里吃东西，虽然他极爱他的母亲。他和宾诺耶争吵，因为宾诺耶对于印度教的信心并没有他那样坚定，“每逢看到我们社会的缺点，看到我们种姓制度的弊端”，总不免怀疑。宾诺耶和梵社的姑娘来往，戈拉批评他是学英国人的时髦，是英国人所谓的爱情。他不惜和宾诺耶绝交来反对他和洛丽塔结婚，因为宾诺耶这个婆罗门子弟“在断送他的荣誉，他的种姓，他的体面”。他内心里爱上了梵社姑娘苏查丽达，却答应她姨母的请求，劝她遵守印度教的训诫和别人结婚，虽然他心中十分苦恼。
戈拉在乡村的一段经历使他进一步认清自己坚决保存印度教的种姓制度和一切清规戒律的错误。他在昏睡般的乡村生活中看到祖国赤裸裸虚弱可羞的形象。人们严格遵守传统习俗，却无人问这种习俗是否正当。而传统习俗只是将人分成等级，又将各个等级互相分开，造成社会阶层的鸿沟，并将人压得麻木无力，连日常生活上的事情都不能应付。他看不到“那种通过爱情、服务、怜悯、自尊和对全人类的尊敬而给一切人以生命、力量和幸福的宗教”的踪迹。这一切使他觉悟到：他再也不能把实际上是一片废墟的印度教社会描绘成一幅引人入胜的图画了。他感到宗教传统是有害的，于是不再那么坚持种姓的偏见了。他的养父克利什那达雅尔病重时最后揭开了他爱尔兰身世的秘密。他把它当做解脱来欢迎，他再不必步步留神去保持种姓的洁净，那条跟人分离的使他不能和低贱种姓的人平起平坐的鸿沟消失了。在他身上印度教徒、穆斯林和基督教徒之间再没有什么对立的现象了。他再也不必把那些实际是“进步的障碍”当做信仰，并给它加上种种漂亮的装饰，来填补他心中的空虚了，再也不必缅怀古代印度的复兴了。他仿佛来到了一个心旷神怡的世界：
……印度的一切善恶，印度的一切悲欢，印度是一切智慧和愚昧，都毫厘不爽地亲切地呈现在我心里。现在我真的有权利为她效劳了，因为真正的劳动园地已经呈现在我面前——这并不是我的假想的创造物——这是给三万万印度儿女谋福利的真实的园地！
作者同情戈拉的斗争。但是代表作者观点的人物毕竟是帕勒席先生——一个具有自由主义思想、民主观点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代表人物。作者通过他批评了戈拉的徒劳无益地向过去伸手求助的复古主义；谴责了使人民分裂的种姓制度和梵社不分青红皂白地想跟印度教徒断绝关系的宗派之见。
帕勒席先生从容克己，恬静宽厚。他对宗教抱有虔诚的信仰，一贯追求与真神结合，既不崇拜偶像，也不污辱别人的信仰。他从不讲究梵教与非梵教之分，因而他和印度教徒的来往，常常被那些教派观点极重的人加以非难。他尊重个人自由，认为社会为了尊重个人应该变得开明一些。当个人与社会发生冲突的时候，他考虑的是哪方面对，而不是哪方面强。他鼓励反抗社会的人，认为“有勇气在自己生活中尝试解决人生新问题的人，正是那些使社会臻于伟大的人！那些仅仅循规蹈矩过活的人，并不是在使社会进步，只是在使社会得以维持下去。”因此当他女儿洛丽塔爱上了印度教徒的宾诺耶引起了教派冲突，受到双方阻止与责难的时候，他不顾妻子的反对、宾诺耶伯父来信的辱骂、印度教徒阿宾纳席的当面嘲弄以及哈伦把他从梵社管理机构中开除出去，仍然帮助了这个“叛逆”行动，料理了这件婚事，并且鼓励他们在一切障碍面前照自己认为对的去做。
在帕勒席先生的身上使我们看到争取社会改良，反对封建愚昧的印度资产阶级旧派民族主义者稳健派领袖们的影子。也可以看到泰戈尔对于印度宗教问题的主张：他既不赞成正统新印度教徒的热衷于保存种姓制度，也不赞成梵社自成一个小团体脱离人民的宗派主义。他要寻找的是一个自由、宽大、慈悲、人道主义的信仰，这种信仰是积极的、民主的，不至于在人与人的关系上造成阻碍的。
和戈拉对立的是梵社的领袖哈伦先生。一位精通英语，熟悉哲学的教书匠。作者笔下所刻画出来的一位除了肤色以外，在精神上完全和英国统治者一致，并对他们摇尾乞怜的典型人物。他只推崇《圣经》，从不读印度的文学遗产，并且主张梵教人家应该摒弃这类书籍。他认为印度民族永远不会有任何成就，并且诽谤孟加拉人性格上有种种缺点，当不好行政官。他把英国教科书上污辱印度人的句子背得烂熟，并且恬不知耻地用它来谈印度的坏风俗，以高人一等的口吻在英国县长面前辱骂自己的同胞：
……这些忘恩负义的人，因为只知道背死书，没有什么道德修养，所以就是不愿承认英国在印度的统治是神意的安排。
他自封为“梵社一切真善美的东西的监督者和保护者”，但是他的教派门户之见和刻薄的天性，使他什么样的卑鄙勾当都干得出来。当苏查丽达和洛丽塔反抗了他的干涉，突破了教派的小天地，开始有了民族意识的觉醒时，他不择手段地写匿名信，发表文章，以及不惜雇了车挨家逐户去诋毁她们。戈拉和他的朋友宾诺耶与哈伦的冲突不仅是教派间的摩擦，更重要的是民族主义者和民族虚无主义者，爱国志士和殖民者的奴才之间的斗争。
在这部小说里还有许多成功的妇女的形象。戈拉的母亲安南达摩依是作者怀着极大的崇敬自始至终肯定的人物。她具有非常完整的性格和感人的魔力。她是一位著名梵学家的孙女儿，严格遵守印度教的仪式。但是自从她收养戈拉做儿子以后，就把祖上七代相承的传统连根拔起了。她的纯真的母性的人道主义，不容许她因为谁生来种姓低贱或者谁是基督徒就轻视或拒绝他们。她说：“谁要是怀里抱了小孩，就会相信世上没有一个人是生来就有种姓的。”她生活在一个正统派印度教家庭里，却对印度教社会的种种清规戒律丝毫不加理会，“纯然本着自己的天性行事”。她的行为使她的丈夫很不喜欢，儿子们也很不满意，她只是不作声地耐心忍受，但是这忍受并不是屈服，而是韧性的战斗，无论什么力量都不能改变她的观点，“都不可能使她不照她认为对的做去”。
她通情达理，智慧明朗。戈拉的坐牢曾使她流下做母亲的欢乐和骄傲的眼泪：“她的这个戈拉是个多么了不起的戈拉啊！他不是胆小鬼，他没有去奉承县长，求他怜悯或者饶恕。”她在洛丽塔的亲事所引起的风波中，不顾戈拉的阻拦，全心全意地为他们安排一切。给这对新婚夫妇以及帕勒席先生以精神上的安慰。
她是被作者当做理想的印度教妻子，“世间所有母亲的化身”和印度的象征来描写的。在小说的结尾，有这样一段话：
“母亲，你就是我的母亲！”戈拉大声说。“过去我到处去寻找的母亲，原来始终坐在我的房里。你没有种姓，你不分贵贱，你不知憎恨——你只是我们幸福的化身！印度就是你。”
安南达摩依和帕勒席先生这两人之间有许多共同之处，譬如，帕勒席先生反对造成人与人之间分裂的种姓制度，反对教派门户之见，安南达摩依也认为：“梵教徒跟正统印度教徒究竟有什么区别呢？人的心里并没有什么种姓——老天爷在人的心里使人团结，他在人的心里跟人接近。难道我们可以疏远老天爷，把团结人的责任交给教义与礼仪去吗？”在儿女的婚姻问题上，安南达摩依认为：“婚姻是心与心相结合的问题——要是心连在一起了，那么，举行婚礼的时候念什么经又有什么关系呢？”她赞成梵教徒与印度教徒互通婚姻。帕勒席先生也主张在这个问题上首先应该考虑的是人，是双方的幸福，而“不应该对社会的阻碍有所顾虑。”但是，帕勒席先生那种软弱的、力图“超然于争辩的双方之外”的消极冥想的态度和安南达摩依性格的坚强、态度的积极热情比较起来，常常显得苍白无力，远远不能赢得读者像爱安南达摩依那样的热爱。
梵教的姑娘们里面，苏查丽达和洛丽塔给人以难忘的印象。
温柔聪慧，内心充满宁静的毅力的苏查丽达是帕勒席先生最宠爱的。她是梵教虔诚的信徒，对梵教领袖哈伦先生非常崇敬，并且准备为了梵教的利益和他结婚，虽然她感到“这个婚姻好像是一座由恐惧、崇敬和责任砌成的石堡”，里面并没有幸福的生活。自从她认识了戈拉，才真正发现哈伦先生蔑视自己的人民，对殖民当局摇尾乞怜的恶劣品质，因此非常讨厌他，断然拒绝了这个婚姻。
苏查丽达在社会和宗教问题上，并不同意戈拉的看法。但是她热爱祖国，并且关心人民的命运。她看见戈拉一听见自己的同胞受了污辱立刻咆哮如雷，她的整个心灵也就起了共鸣。她看出“戈拉这种带着抗议意味的正统印度教的信仰含有一种反抗精神”，并且发现戈拉的谈话里“充满了对祖国的信心、力量、热爱和痛苦”，这使她不能不对他的见解加以考虑。戈拉的谈话，使她认识到在家庭和教派的小天地之外还有宽广的生活，使她感到自己过去的生活是和祖国脱离并且毫无意义的。在戈拉的影响下，她对新印度教有了深刻的认识，成了戈拉的知己，并且宣布自己是一个印度教徒。她说：
……以前，不论是跟祖国的“过去”还是“未来”，我都从没有任何关系，可是现在我心里对这种关系的伟大和实在有了如此美妙的认识，我简直忘不了它……我怎能说我是个脱离了自己种姓和祖国的无足轻重的人呢？我为什么不能说“我是个印度教徒”呢？
但是，她对于新印度教的崇拜偶像和复古主义仍然保持批判的态度。戈拉曾经引导她用清醒的理智去观察印度，用心中的赤诚去热爱印度，回到印度里面来，与她“合而为一”。她渴望参加有利于祖国的活动，知道为了挽救祖国濒临死亡的命运，自己“同样也有一份工作要去完成”，但是她没有机会贡献自己的力量和热情。戈拉也不曾告诉她那是什么样的工作，给她指出奋斗的道路。她怀疑：“我们能像从前那样，闲坐在家里，一味躲在远古的律令中安身吗？”印度妇女传统的命运不能使她满意。她寂寞、苦闷，只能对她的小弟弟说：“你是生在一个伟大的国家，你必须全心全意去为她工作。”
通过苏查丽达的怀疑与苦闷，作者对于正统派新印度教徒在实际斗争中只知夸夸其谈，缺乏行动的武器和计划提出了严厉的批判。
读者喜爱苏查丽达的温柔甜蜜、纯洁善良。同时，帕勒席先生的二女儿洛丽塔嫉恶如仇、坚忍不拔的性格，独立不羁的风采，异常勇敢的行为更震撼读者的心灵。她反抗社会上一切邪恶的势力，始终积极地为追求自己认为正确的道路，为争取自己的权利和自由而斗争。她认为：“一个人容忍邪恶，不加抗议，就等于是助长邪恶。对付邪恶的特效药是向邪恶战斗。”
戈拉的被捕，她的愤慨比任何人都激烈。她声明晚上决不到县长家里演戏，并且对宾诺耶说：
……正因为我们对自己狭小圈子以外的事毫无所知，所以我们才把事情误解到不分黑白的程度！潘努先生说，这位县长的统治是上天给印度安排下的。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我只能说我们衷心地诅咒这种统治，这也是一种天意的安排。
她对殖民统治者的刻骨憎恨，使她不告而别独自乘船回家。宾诺耶被她这种出走的举动吓坏了。她说：“我真不明白，凭什么因为我生来是个女孩，就必须万事忍受，不加抗议。”她认为即使叫她自杀都比叫她在统治者面前演戏容易些。
她的出走行动，被哈伦先生之流认为是鲁莽孟浪、不合体统、大逆不道的行为，并且到处造谣，对她进行毁谤。她替女孩子开办的学校遭到哈伦先生的破坏。她和宾诺耶的结婚也遇到教派主义者的种种阻挠，甚至她的母亲和姐妹们都板着面孔不理她，不肯参加婚礼。但是，无论是哈伦先生的造谣中伤也好，教会认为应该给她什么惩罚也好，都不曾吓倒她。她的宁愿跳海也决不肯落在猎狗嘴里的反抗精神和斗争勇气使读者深深感动。
洛丽塔是一个印度的新型妇女形象。这种新型的妇女将摆脱苏查丽达的姨母哈里摩希妮那种给眼泪冲洗过的悲惨的命运，将冲破家庭、教派的小天地，参加广大的社会活动，参加印度人民的解放斗争。同时作者也说明印度妇女要摆脱传统的命运，争取自己的地位并非一件容易的事，她们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进行不调和的斗争，根深蒂固的社会传统像恶魔似的时时抓住她们，要把她们咬成碎块。可怕的教派禁令在那儿张牙露齿地威吓、阻碍她们。为了争取自由和幸福，她们必须忍受多少痛苦和侮辱啊！
在这部小说里，一些次要人物的描写也都很生动。
戈拉的养父克利什那达雅尔是一个突然改信印度教的代表人物。他年轻的时候，又吃肉又喝酒，无论到哪里都要带上自己的妻子。这种不合印度教的习惯，使他得到英国上司的嘉许，他升了官。1857年印度民族大起义的时候，他帮助过英国人，获得褒奖，得到一块地。以后他攒了一大笔钱，告老退休，忽然信起印度教，变得顽固起来。他严格遵守印度教的一切仪式，修苦行，希望得到解脱，但是当安南达摩依向他提出应该对戈拉说明他的出身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是怕丢掉自己的养老金。当他突然病危时，他为戈拉万一参加他的葬礼而恐惧，因为按照印度教徒的看法，戈拉是个没有种姓的人，他如果参加葬礼，克里什那达雅尔就会被玷污，他的灵魂就会堕入地狱，不能超度。他尽想到自己，并不关心印度教的实质。
他的大儿子摩希姆，戈拉眼中的“下流角色”“冒牌绅士”，是财政部的职员，“干得非常起劲”。他恨英国人，同时又拍英国主子的马屁。他可以为嫁女儿要捞到父亲的钱而去奉承托钵僧，虽然他对宗教一点儿都不感兴趣，他只希望印度教社会兴旺到他的儿子长大娶妻，那时候他可以把女方的父亲弄得倾家荡产，“那以后这国家尽可以变成伊斯兰教国，基督教国，喜欢变什么就变什么，我一概不管！”
哈里摩希妮的小叔凯拉席是个讼棍，专会打官司。当他接到哈里摩希妮的信，建议把自己的外甥女嫁给他的时候，首先打听苏查丽达的财产是生前属于她，还是永远属于她，他到了加尔各答，马上注意到苏查丽达的房子的坚固，值多少钱，并且留心到地板上的积水，俨然像房子的主人似的提出抗议：“嘿，地板会沤烂的！不，嫂子，我告诉你，在那间屋里一点水也不能洒。”这个人物，作者着墨不多，却勾画出一副庸俗的商人的嘴脸。
作者从露骨的讽刺揭示出这些印度教徒共同具有的特征——渺小、贪财、自私自利。甚至连那位作者满怀同情描绘了她的悲惨的命运的哈里摩希妮在后来也不曾逃掉作者对她的嘲笑。在她寄人篱下的时候，小心畏缩得活像一只老鼠；等到搬到苏查丽达自己的住宅之后，她的脸色眼神、姿态动作、言谈举止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金钱、房屋和亲戚，一切令人眷恋的尘世的东西对她施展了致命的魔力。她坐立不安，连祈祷也不能专心。她想通过苏查丽达重回婆家的那片私心，使她凶狠地监视她的外甥女，并且“像母老虎一样维护自己的权利了”。她显得多么可怜而又可笑。
作者还描写了年青一代印度教徒的代表人物。阿宾纳席，戈拉的一位教派观点极为浓厚的盲目信徒，戈拉随便说什么，他拿去一传播，“就会被他弄得琐屑无聊，说得俗不可耐”。他喜欢出风头，常做“热情奔放而又动人的演说”。他不愿脚踏实地做一点工作，却像个“跑江湖的戏班子，到处去捐募”，“只顾‘好呀好’地喝彩”。戈拉到乡下去的时候，他吃不了苦，借口身体不好，马上回转加尔各答。大学生摩梯拉尔和罗玛帕梯对于农民悲惨的生活丝毫无动于衷：
“穷人们过惯了这种日子”，他们对自己说：“我们认为艰苦的事，他们根本不觉得艰苦。”他们甚至以为，想要这些村民过好一点的生活，只是感情用事。
罗玛帕梯听了蓝靛厂主和警察压迫人的故事，甚至把愤怒移到村民头上，“他觉得他们活该像这样得个教训，正好杀杀那股骄横之气。”他认为村民的反抗是“自取其祸”，他们应该向主子老爷让步。他同情的倒是那些洋人！
通过这些描写，作者严厉地批评了当时多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正统派新印度教徒民族主义者不相信人民的力量，与广大群众毫无亲密之感，批评了他们只会夸夸其谈而不认为有改善群众生活状况的必要。
作者以非凡的艺术表现力，描绘了加尔各答富裕中产阶级的生活，创造了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的形象，通过这些代表人物反映了当时中产阶级的思想和感情。作者满怀同情地描绘了印度农村的苦难和伊斯兰教徒农民团结一致反抗暴力的英勇斗争，愤怒地揭发了靛青种植园园主对农民的压迫，以及殖民统治者的暴行。作者从各个不同的方面展示出一幅孟加拉社会生活的巨幅图画。
在这部小说里处处表现出作者反对中世纪落后传统、反对轻视印度民族文化，为印度妇女的权利而斗争，关心人民群众生活的进步观点，散发着作者对祖国的热爱、争取祖国解放的奋斗热情和对祖国必获自由的坚定的信心，它鼓舞印度人民为自由解放而斗争。
原载《戈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
石真，翻译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