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与东西文化之批判

胡愈之

自从上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人对于自己的文化，很有些怀疑；醉心于东方文化的，着实不少；而印度哲学的研究，更是盛极一时。几个月前，印度大诗人、大哲学家泰戈尔氏（Rabindranath Tagore）到瑞士、德意志去游历讲演，到处都受到盛大的欢迎，听讲的人盈千累万（前期目录中转载《时事新报》俞颂华君通讯，及前月《申报》王光祈君的通讯，都有详细的记事）。战后欧洲人渴慕东方文化，就此便不难想见了。

这一次泰戈尔到了欧洲之后，欧洲思想界生出一个重要问题：东西文化能互相调和吗？东方文化能补救西方文化的缺点不能？这个问题成为现实中欧洲学术界辩论的中心。有许多学者都加以肯定的回答，相信欧洲文化已陷于灭亡，非灌输东方思想——印度、中国的思想——不足以资救济。但我们现在所要介绍的，是一个反对派的主张，他相信东西文化的调和为不可能，而且东西文化在根本上无存在的价值。

抱这一种见解的，是瑞士伯讷大学（Berne University）哲学教授赫尔褒兹（Richard Herbertz）。赫尔褒兹是欧洲著名哲学者之一，他在《新苏黎世日报》（Neue Zuricher Zeitung）发表一篇批判泰戈尔哲学的论文，下面摘述的，就是这一篇的大意。

一位宽衣博袖、岸然道貌的印度哲人，降临于中欧兵劫以后的瓦砾场，使一群丧乱流离、惊魂未定的众生，得领略东方恬静和平的福音，以灭杀其生命的悲哀。这在赫尔褒兹看来也觉得是一个难得的盛会，但是他对于泰戈尔的东西文化调和论，却不敢随众附和。第一，泰戈尔以为把欧洲的推理科学和印度的玄秘哲学联合起来，便会产生文明的佳果，要是这话是含有真理的，那么从前欧洲学者对于印度哲学的种种批判，都不免要推翻了。所以在这里赫尔褒兹教授先抬出几个著名的东方学者来，先讲阿尔登堡（Herman Oldenberg）的批评。他说：“印度的哲学者，所讲述的不外空想、梦幻的种种，实在和我们相去太远。他们的哲学和严格的遵守现实法则而不能利用现实法则的实证科学比较起来，真是幼稚得很。这些玄想的思想家缺乏严格的科学者所用精严的推理方法……这一种思想，在西方人看来，自然是一种奇观，但是可惜除了‘奇观’之外，再也没有什么价值了。”

狄森氏（Paul Deussen）是一个精通印度哲学的大学者，他也说印度思想和我们隔得太远，正如个别星球里的生物从半空掉下来一般。他和西方的思想惯例，全然不同，绝对的不能调和。拉孙氏（Lassen）在他的《印度考古学》里也说，印度是一个孤立的世界，和别的世界不会发生影响，只看在地理上印度也是离群独立的，这就可以证明。还有佳尔氏（Karl Joel），他以为印度的哲人并不能带一个新世界给我们，他们不能汲取恒河里边的水，却只能对着恒河照他们自己的面容。

假如这一位东方诗人的话是真的，那么从前许多学者的话都是假的了。泰戈尔的讲演和他的著书里，屡次说西方文化的衰颓和灭落，唯有输入东方文化，才可以挽回过来。但从赫尔褒兹说来，这一种理论，不但不能折服西方学者，而且欧洲人要是采用东方文化，势必是非常危险。因为从欧洲的文化历史看来，一切进步的根源，大半是出于希腊思想。西方文明有今日之盛，大都出于希腊人之赐，便是将来的进步，也不外希腊思想的继续发展。所以佳尔氏尝说：“回退于希腊，这才是前进。”希腊思想和印度思想是根本的不相容的。希腊人主张自己造成人格，造成命运；而印度人则主张自我扩大以消灭宇宙之中。希腊人相信人格是从“地球母亲”里跳出来的，是从我们自己创造的宇宙观里生长起来的；而印度思想却教我们放大思想感觉之范围，以与自然一致。两者如冰炭之不相容。所以西方人要采用印度文化，则必须放弃希腊精神。总之，非雅典则孟买，二者实不可得而兼。

泰戈尔自己也深知希腊文化与印度文化的根本不同。他在他的著书《萨达那——到完成的路》（Sadhana，The Way to Fulfillment）里，开首便攻击古代的希腊文化，他说希腊文化是“发展于城墙之中的”，所以一切欧洲的文化，“都生长于砖石和坚壁所造的摇床之内”。这一种“墙壁”，印入人类的精神界，已是根深蒂固。所以欧洲人有句话，叫做“分裂而征服之”（divide and conquer）。意思就是说，要保障各人的利益，须各自筑起壁垒而守卫之。所以西方文明的要素，是“占有的权力”（power to possess）。我们必须滴了额上的汗，以征服自然，以满足我们的生活。我们更必须胜过我们的同类，把他们排除，以达较高的地位。泰戈尔以为这种文化是残忍而无人道的。他反对“占有的权力”，而主张“联合的权力”（power of union）。这一种理想是基于人和宇宙全体的联合的，印度哲人以为人与自然中之神联合一致，是人类最后的目标，最高的完成。而西洋文化则不然，“他们把行动和取得看得非常之重，所以西方人只知崇拜势力，恍惚人是立定主见，什么东西都要用强力去夺来的，他们总是喜欢用力去干，而不愿意听之自然”。

这一类的话，西方人早就听得不少了。中国学者辜鸿铭也是这样说，他以为欧洲文明，在根本上，是只承认暴力，而不承认和谐的。英国文学家嘉莱尔（Carlyle）有句话：“近世的欧罗巴是扰乱加宪兵。”这一句话最足以道破西方文化的内幕。泰戈尔所称为“权力崇拜”的，辜鸿铭则称之为“侵略主义”（jingoism）——就是虚伪而有毒的战争主义。在政治外交上，固然不用说，便是欧洲人的文化生活，也几乎完全为这一种侵略主义所占领，所以教育不过是操演战争，而一切人类的心灵活动，也都变成了倾轧和凌轹。

这一种极端非难西方文明的论调，在欧洲流行颇广，而大战后则尤甚。但据赫尔褒兹说，西方文明的本身上，诚然是有缺点的，但这一种缺点，不见得是东方文化所能补救的。泰戈尔所提出挽救西方文化的灵药，就是所谓“纯粹认识”（pure recognition）。纯粹认识是什么东西呢？

据叔本华（Schopenhauer）说，所谓纯粹认识就是自我放大与宇宙合为一体的意思，就是把个人意识扩大使没入于宇宙意识之内。所以不必为了个人权利去占有，却只要去和万物合成一体。不必向现象界去要求什么，只要使心和明镜一般，把眼前经过的一切，都层层地映在心上。这一种纯粹意识，便是东方文化的基础了。

赫尔褒兹说，这一种理论的谬点，是在于把心的境界，一切客观物体的存在地点，一切文化的根源，没有弄清楚。所谓文化是从自然、心、经验三个圈子里生长出来的。西方人过重经验，自然是一个缺陷，但照印度哲人的主张，全然蔑弃经验，而使“心”与自然同化、泯灭而成一体，那也未必是对的。因为你尽管去沉思冥想，尽管逍遥于山林之间，与自然化成一体，但是于文化有什么影响呢？这样决不会生出文化的佳果的。文化是要仗着经验，仗着自然的克服——不是自然的同化。纯粹认识实与文化的根本意义完全矛盾。

末后赫尔褒兹又说：

泰戈尔自己也承认：“人类的主我，是宇宙大王所不能管领的唯一的东西，这是完全自由的……上帝放弃人的心的支配权。他的武装军队，严密守卫着人类的前敌。人所以能成为主人，能高出于‘自然’与‘经验’之上而不受他们的支配，就是在于这一点，文化的起源也是在于这一点。在这里认识已不成为‘纯粹认识’了。人——思想者、文化占有者——已从天真的亚当更进了一步。他已偷尝了智识之果。他已从‘消极经验的无意识的降服自然的’乐园里，被撵了出来。所以他已不能安安稳稳地依靠自然，他只好流了额汗，自己去赚自己的面包——智慧的面包也包括其内。所以只能用‘占有的权力’以代‘联合的权力’。因为‘联合的权力’只在乐园里面才有用处，而乐园里是没有文化的。反过来说，在文化的领域内，也不会有乐园。现在乐园里的东方之鸟，向欧洲人唱着神秘之歌，用了玄想，用了纯粹认识去诱惑我们，可怜我们竟信以为真！其实，这些玄想家，都是骗人的呢！”

原载《东方杂志》，第18卷第17号，1921年9月10日

胡愈之，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