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世界是真的吗？

（第二部分）

下面我们来看看思想领域的情况。在所谓“文化大革命”时期，敢于暴露真思想的人是极少极少的；不仅在公共场合，即使在斗室之内、亲密朋友和家人之间和私人日记里，人们也不敢说真话。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早中期，人们比较敢于展示一些真思想、说一些真话了，但仍然是相当有限的。比如在知识分子中，无论是进入官场的人和非官场的人，都有说假话、展示假思想的。不过以进入官场者更为常见。正如清人龚自珍所说：“先生宦后雄才减。”至于宦中的贪污腐化分子，则必然是假思想言论的高手、惯犯。试想，如果陈希同平时不将那些见不得人的坏思想严密隐藏起来，表面上装成共产党人，他岂能骗取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北京市委书记的职位？又试想，当成克杰1998年1月在广西第九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大谈反腐败问题时，他心里真正想的究竟是什么？在其罪行被揭发、查处之前，四川省贪污400万元的交通厅长刘中山，不是因其逢会必讲反腐倡廉而被人称为“清官”吗？江苏盐城市贪污90万元放高利贷的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祁崇岳，不是因其平日节衣缩食、口里常念“日子难过”而被人称为“节俭官员”吗？江西南昌市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的原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公安局长曾新民，不是因其长期的假言假行，被人民群众美称为“包公”吗？根据这些事例，《检察日报》（2000年7月25日）发表文章指出，贪官8大特点中的首要特点是“善于包装”，其包装法有4种：自我标榜，沽名钓誉，韬光养晦，“红帽”遮掩。

即使不是贪污腐败分子，做官的人为保乌纱帽，也比一般人容易说假话，不暴露真思想。1999年9月22日《中国改革报》刊登晓理文章说：“近日，有幸在酒桌上聆听一位在官场上做事、且混得不错者的内心独白：‘……没办法，我现在是既当人，又当鬼；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该文还说：“现在社会上确实有一些人……人前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后却一心一意只为自己一家；台上讲艰苦奋斗，发扬光荣传统，台下却大吃大喝、挥霍浪费、一掷千金；要求下属不要向组织伸手、正确对待组织，自己却在暗地里跑官要官、买官卖官。”因此，社会上早就流传着隐瞒真思想的所谓“官话”。1999年2月13日《光明日报》载周云武文章说：“现在有些领导干部经常露面，也经常讲话，但说的大多是老话、空话、套话、大话、废话，甚至是假话，很少说新话、掏心窝的话。”过去这些“官话”的模式是“言必主席语录，言必阶级斗争，言必路线斗争”，如今的模式是“言必改革开放，言必经济发展，言必群众生活”。群众对这些“不掏心窝”的话的评价是：没错、没味、没用。

非官场的知识分子为什么展示假思想呢？因为他们害怕“祸从口出”和文字狱（当然，有些官场知识分子也是如此）。尽管20年前邓小平就号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但多年来经过肃反运动、反“右”运动、拔白旗运动、“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运动的知识分子，怎么能叫他们在短期内就不“心有余悸”、敢于暴露真思想呢？所以，蜚声国际的资深老作家巴金一再表示要说真话，并且写了《真话集》。对此，另一位老作家徐迟是怎样看的呢？作家姜弘在文章中说，1989年他有一次去看徐迟，徐迟说近来他“不读报、不看电视也不接待记者，是不想听也不愿意说假话、套话。几十年的生命在假话、套话中荒废了，好不容易有了变化，又要转回去，实在受不了。”文章还说：“由此谈到了巴金和胡风，他问我：巴金提倡说真话，他就不说假话了吗？他的《真话集》里就没有假话吗？有的，有真话也有假话。又说，徐是佩服胡风的，人们也都说胡风耿直敢言，他那‘三十万言书’里就全都是真话，没有假话？也有；要辩诬、要表忠心，就不可能不说假话。他说他自己也说过假话，那些歌功颂德的套话就是假的。”1999年7月10日《羊城晚报》报道“晚年曹禺为何‘肚里空’”时，说是当时出版不久的曹禺遗著《没有说完的话》道出了真情。他的夫人在该书后记中说：“他真，但他胆子小，常常害怕，不知怕些什么。”怕什么？正如书中所表明的，“他想说真话，却‘怕说了很是偏激’。”因此只好如他自己所说“随风倒”。同年5月10日上海《新民晚报》上载有上海《文汇报》原总编范敬宜的文章，其中云：“尽管在报海沉浮几十年，其实还没有怎么学会说话。……并非说自己说的话让人听不懂，而是说把光阴花在学套话、官话、空话上太多，而群众要听的、愿听的、爱听的话却越来越说不利落，很少能说出可以说到群众心坎上的那种话。”社会学家费孝通在《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上发表文章，痛陈讲真话的必要，看来也是为不得不讲过假话而心有未安。

此种事例，其实不必看报纸杂志，只要留心，笔者身边也多得是。我有一位朋友，解放前还说蒋介石学希特勒不彻底，解放后却对新政权大肆歌功颂德；平时私人间谈话对单位领导啧有烦言，但在公开场合对单位领导颂扬备至。另一位朋友对我说他的研究生学习不用功，硕士论文没有水平，但他仍然给这篇论文写了好评，并让这位研究生取得了硕士学位。还有一位朋友明明知道英雄史观不对，承认“外因要通过内因起作用”的原理，却到处讲苏联崩溃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戈尔巴乔夫政策失误和西方的和平演变政策。笔者家里的一位小知识分子，读高中的孙女也常向笔者抱怨，她不能按照自己思想写作文、答试题，而必须按照老师的讲授和教材内容，否则她的学业就寸步难行。

比起知识分子来，因为文化水平关系，农民往往也没有表达自己思想的机会，更谈不上展示真思想。比如1959年至1961年的那场大灾难，人们习惯地称之为“三年自然灾害”。金辉在1998年第10期《方法》杂志上撰文说：1949—1983年，我国平均成灾面积为1295万公顷，都不算真正的灾年；1959年受灾面积只有1373万公顷，1956年和1957年都超过此数字；1980年受灾面积达2232万公顷，粮食减产却微乎其微，但1959年比1958年粮食减产15%，1960年比上年再减15.6%，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所以1959—1961年导致农作物产量较常年减产30%以上，主要原因不是自然灾害，而是9000万人大办钢铁、大办食堂和闹“共产风”等。在这场大灾难中，农民受害最深。假如他们有机会表达他们的真思想，“三年自然灾害”说能成立吗？

1999年12月23日武汉市《今日快报》报道：当年1月11日，苏北樊葛埠村村支书杨泗安命令一队队长杨泗志去村民李大成家催缴欠款（多属乱摊派），发生争执，杨泗志就一刀捅死了李大成。这件事与村干部仗势欺民有关，也和农民负担重有关。“村民们见记者来采访，争着反映情况，可村干部一来，却都不说话了。”“一会儿竟走光了。”在许多情况下，农民背着村干部也不敢向记者反映真实情况。2000年8月15日《长江日报》报道：“昨日，记者前往黄陂区罗汉寺夏店村调查村支书柯尊汉毒打村妇李桂荣事件，很多村民顾虑重重”，说是“只要柯支书在台上，我就不敢向记者讲实情”。我们再从另一角度看，假如中国农民大多数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规定，对于自己处境、自己所受各种不公平待遇的感觉、看法，自由地表达出来，坚持斗争，中国能出现那么多骑在农民头上当官做老爷的村官、乡官、镇官、县官吗？中国能像新华社2000年7月15日电所报道的那样，在1997年至1999年上半年间，43亿扶贫资金，被那些村官、乡官、镇官、县官挤占挪用吗？

工人阶级虽然是我国的领导阶级、国家的主人，某些时候也不能讲真话，暴露真思想。1995年犯有严重经济罪并出逃菲律宾的武汉市“长动”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兼总经理于志安，在任职期间，“长动的职代会、董事会……则一直形同虚设”，他“把工人当工具、奴仆”，“有人要求工人们应挑起‘主人’的责任，而‘长动’的一些‘主人’在于志安跑后的今天都不敢吱声。”岂止长动集团公司的“主人”如此。据1999年12月17日《中国经济导报》报道，国家审计署李金华审计长透露，在当年首次开展的国家公务员、国有企业厂长、经理离任审计中，有10%被审计出了问题。为什么在此之前，这些有关的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的问题未被揭露呢？难道这些企业的“主人”（职工）就完全不知情？据常理判断，很可能是他们敢怒而不敢言，不敢暴露真思想。

商人为追求利润，假言假语、假心假意，乃是常事，而今尤盛。前面已有所涉及，这里不再重复了。

（2012年3月18日于珞珈山求索斋）

注：2000年，我写过一篇《这个世界是真的吗？》的文章，认为世界上的事物从来就有真有假，但假的事物，从来就没有像今天这样普遍。组成这个世界的三大要素——自然界、人类社会生活及其文物制度、思想领域，无不有假。文章写成后，自我感觉有点意思，但我投给的刊物的编辑似乎不大感兴趣，一直没有发表。我也没有再投给其他任何刊物。这篇文章，是该文的第二部分。

姜弘：《天鹅之歌——关于徐迟之死》，载《随笔》1998年第3期。

日月、晓夏：《总经理出逃菲律宾》，《文汇报》1996年2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