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中国可以说不》

《中国可以说不》（以下简称《说不》）这本书在短短的时间里能在海内外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我以为主要是由于它对冷战后时代中美关系、中日关系和台湾问题的看法，拨动了广大中国人民群众的心弦，引起了他们强烈的共鸣；同时它所代表的中国老百姓的正义心声，也使得长期多多少少具有殖民者心态的那些西方人感到了震骇。我同意或者说赞赏书中对于冷战后时代中美关系、中日关系和台湾问题的评论，其中有些段落相当精彩。

我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旧中国度过的，上初中时发生了“九·一八事变”，读高中时正逢华北危急，进大学后又碰上“七·七事变”，抗战胜利后美国又扶持国民党反动政府打内战——对于帝国主义给我们国家和民族造成的苦难，我是深有感受的。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的对华政策，无论是台湾问题、西藏问题、计划生育问题，还是中国复关问题、最惠国待遇问题、人权问题等方面，都表现出赤裸裸的帝国主义态度，其蛮横无理，令人愤慨。所以当我读到这本书对种种干涉中国内政、遏制中国发展的行径进行批评、谴责时，我是感到痛快的，而且认为是合乎情理的，虽然有时未免言辞激烈。但这不是外交辞令、外交政策文件，而是中国老百姓心情的自然流露，因此是可以理解的。

这些年来，日本的右翼组织、某些政府官员日益放肆地否认侵略罪行，甚至寻找各种借口从事恢复日本军国主义的活动；台湾的分裂活动，在美国一些势力的支持下日益猖狂。《说不》一书对这两方面的批评，我也是同意的；此外，书中对某些中国人崇洋媚外的言行的批评和激励中国人加强民族自尊心的言论，也是很有意义的。

说这本书反美仇日，那是一种偏见，它反对的是美国无理干涉中国内政、阴谋遏制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它反对的是日本否认其侵略罪行和企图恢复军国主义的种种行径。我觉得美国人和日本人应该认识到这种广大中国人民群众的心声是一种忠告，或者说是善意的警告，这是有利于改善和促进中美、中日关系的。

我虽然同意该书对冷战后时代美国无理干涉中国内政、遏制中国发展的活动的批评，但作为一个研究美国历史的学者，我认为本书对美国的评论是不全面的，是不利于我们正确了解美国的。比如，该书称：“美国从未在思想上征服过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美国在世界事务中从来不具备这样的思想魅力。”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第一，被马克思称为“第一个人权宣言”的美国《独立宣言》，就是一份鼓舞了全世界反对君主专制政体和封建秩序斗争的文件。第二，美国的独立战争，不独开辟了美国历史上的一个新时代，它还引起了广泛的国际反响，马克思称它“最先推动了18世纪的欧洲革命”，并且“为欧洲的中产阶级敲起了警钟”。第三，美国的南北战争，被马克思称之为“解放被奴役的种族和改造社会制度的史无前例的战斗，是即将到来的时代的先声”。列宁也称之具有“极伟大的、世界历史性的、进步的和革命的意义”。第四，1886年美国工人阶级争取8小时工作制的罢工斗争，使得8小时工作制和五一国际劳动节成为世界性的工作制和全世界劳动者的节日。这种思想魅力还能说不是世界性的吗？

书中这类“遗憾”之处很多。比如作者认为，“从门罗主义到以后历届总统的国情咨文里诞生的各式各样的‘主义’，都不能对世界大势哪怕产生些许的约束。”这也是违背了历史事实的。且不说“门户开放”原则和国际联盟思想不能说对世界大势没有“些许”约束力，就是小罗斯福总统的“新政”——我称为“新政”式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反法西斯主义的《大西洋宪章》，前者在二战后成为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经济体制的样板；后者是包括苏联都承认的二战期间和二战后对待法西斯国家的国际关系准则，能说这些“主义”对世界大势没有约束力吗？

又比如，书中认为，“指导人类合作的最闪耀最深入人心的思想，没有哪一条的发明权属于美利坚合众国。”这种说法显然不对。斯托夫人的《黑奴吁天录》中反映的反奴隶制思想，就是属于最深入人心的指导人类合作的思想；尤其值得提出的是，马克思说：“第一次有意识地、明白而浅显地把交换价值归结于劳动时间的分析，我们是在新世界的一个人那里发现的……这个人就是本杰明·富兰克林，他在1719年所写而在1721年付印的一本青年时代的著作中，表述了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规律。”马克思这里所说的“基本规律”，当然是“指导人类合作的最闪耀最深入人心的思想”，而它的发明权就属于美国人。

书中对日本的评论也有不确切之处。比如它说，“日本的大化改新（应为大化革新）、明治维新、战后复兴的三大历史革命，证明了它在形态上更像中华民族灿烂文明的继承者。”这里把三者并列是不适当的，大化革新是移植唐文化，的确继承了中华文明，但明治维新和战后复兴，则主要是移植西方文明的运动。

书中还说：“我们现在说不的声音还不够洪亮，但毕竟开始了。”事实上，中国对美国说不，并非现在才开始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对美国说不的事例比比皆是，譬如抗美援朝；而且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这样的事例也是很多的，毛泽东在对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提出的“美国不过是一只纸老虎”，也是非常显著的而且十分响亮的“说不”例子。怎么能说中国是现在才开始对美国说不的呢？

我同意大家提出的该书的写作和出版过程中的浮躁之风。浮躁的结果是思维方式的偏激和看问题的简单化。我认为，浮躁的另一个结果就是学风的不严肃。从著书和出版的角度看，《说不》的问题也很多：印刷错漏、词语误用、前后矛盾之处和不必要的重复比比皆是。我可以举几个小例子：书中把“遏制政策”的创造者乔治·坎南误说成乔治·布坎南；把克林顿夫人希拉里误说成希拉克；把开始于19世纪上半叶的日、美直接交往误说成两国“以前没有什么直接关系”；把克林顿归入“从黑豹党行列中走上政治舞台的一代”，等等。该书的这些问题，虽然不能用来抹煞我们在前面提到的该书的贡献，但至少是学风不严谨的表现，对读者也是不负责任的。

（载《今日名流》1996年第11期）

注：宋强、张藏藏、乔边、古清生等：《中国可以说不》，中国工商联合出版社1996年版，第14页。

宋强、张藏藏、乔边、古清生等：《中国可以说不》，中国工商联合出版社1996年版，第21页。

宋强、张藏藏、乔边、古清生等：《中国可以说不》，中国工商联合出版社1996年版，第27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8页。

宋强、张藏藏、乔边、古清生等：《中国可以说不》，中国工商联合出版社1996年版，第36页。

宋强、张藏藏、乔边、古清生等：《中国可以说不》，中国工商联合出版社1996年版，第42页。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