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会，是在工商业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商品经济较为活跃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中国行会，大约开始于隋唐。起初，它是工商业者保护自己，对抗外力侵袭的组织，但它又是工商业生产相对地发展不足的产物。
到清代，行会组织在一些较为发达的城市里，更加普遍。据不完全统计，苏州在鸦片战争之前，有七八十个会馆与公所。清前期，北京的工商会馆，有近40个之多。汉口在乾隆年间“盐、当、米、木、花布、药材六行最大，各省会馆亦多”。南京在嘉、道之间 “会馆之设，甲于他省”。佛山镇在道光年间有熟铁行、新钉行、金箔行、陶艺花盘行、兴仁帽绫东家行、兴仁帽绫西家行等19个会馆。这些会馆都是行会组织。
这些会馆有明显的封建性质。它们内部的行东、师傅、学徒，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和同乡会组织密切结合在一起，因而有严重的排他性和地区保护性。行会组织与封建官僚、封建迷信联系紧密，如北京的猪行规定“新开猪店者，在财神庙前献戏一天，设筵请客”，否则 “同行之人不准上市生理”。苏州小木公所的行规规定 “外行开张吾业，先交行规银四两八钱”，“本城出师开张，先交行规银二两四钱”，如不交，则要加倍罚交。北京的糖饼行和苏州的印书行，还限制同行招收学徒，限制学徒参加行会。苏州的造纸行会和杭州的纺织行会还规定工人的工作量和工资，加强对徒工的剥削。
行会内部的斗争也是激烈的，帮工和学徒为了保护自身利益，开始建立自己的组织，使行会的权威发生了动摇，行会对经济发展的束缚作用削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