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青海、甘肃、云南、贵州、广西、湖南、四川等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在清代都得到了进一步的开发。甘肃地区，在汉、回各族人民辛勤劳动下，垦田数字不断增加，从乾隆十八年(1753年) 到乾隆三十一年 (1766年) 的13年间，民田数由177831顷上升为236320顷。回族人民在汉族的影响下，注意田间管理和施肥，土地收获增加。贵州民田数，从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 到乾隆三十一年 (1766年)，由9597顷上升为26730顷，增加近2倍。四川各地的土地得到大量开发，如： 金川地区，在汉藏人民的辛勤垦殖下，户口日增，几乎再无空地可开。湘、贵地区的苗族人口，随生产的发展，也有所增长，由原来一户数丁，增加到数户数十丁，原来一寨的，分为数寨或数十寨，如： 湖南的凤凰、永绥 (保靖)、乾州 (吉首) 三厅，原不到1000苗寨，到嘉庆时增至近4000寨。
同时，各族贸易日益发展。
汉、回商人把盐、布、铁运进云南哀牢山彝族村寨，再把香菇、蜂蜜、鹿茸、麝香转销全国。汉、蒙商人把茶叶、布匹、瓷器等运进西藏，成都机户所织 “哈达”，专为西藏所用。藏族生产的红花、氆氇、麝香等，由商人转销全国。当时，汉、藏各族人民的重要贸易场所打箭炉 (康定)，“商旅满关，茶船饷以酒食”。黎族人民对客商热情引路，饷以酒食。苗族人民对来客无偿供给食宿的方便。
在长期友好的交往中，不少汉人学会了各少数民族的语言，少数民族也学会汉语。西南各族人民的舞蹈、音乐传入内地，丰富了汉、满、蒙人民的文化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