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人物简历简介,巴金文学代表作品介绍
在中国乃至世界的广大读者中，“巴金”是一个享有盛誉的名字。这位正直、诚实、热情的著名作家，不仅是被公认的杰出小说家、散文家，还是一位出色的翻译家和卓越的编辑家、出版家，更是一位以笔为武器，为真理和正义、为祖国的独立和进步、为人民的自由和幸福而不懈奋斗的忠诚战士。
巴金姓李，名尧棠，字芾甘。1904年11月25日生于四川成都。“巴金”是他1928年8月写完第一部中篇小说《灭亡》时启用的笔名，这个笔名使用的次数最多、时期最长，因此广为人们熟知。此外，他还用过芾甘、佩竿、余一、王文慧、欧阳镜蓉等二十几个笔名。
一、一个幼稚而大胆的叛徒
李家的祖籍是浙江嘉兴。自巴金的高祖李介菴到四川，算到巴金这一辈，李家定居四川已有五代人了。巴金出生时，三世同堂的李家已是一个长幼五十多人的大家庭了。在这个封建官僚地主家庭的高墙深院里。巴金作为第三代少爷，受到生活最初的教育。巴金敬重的母亲对他影响最大。母亲教他“爱一切的人”，叫他帮助那些在困苦中需要扶助的人，同情那些境遇不好的婢仆，平等对待家中的“下人”。母亲这种“爱”的教诲，从道理上讲是不分贫富贵贱的，但它的实际内容，却往往偏向于贫穷者、受凌辱者和弱小者。母亲关于“爱”的教诲，在巴金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以至成为他“全性格的根底”(《我的几个先生》)。这种“爱”，一开始就是同被压迫的贫苦人民联系在一起的。
在公馆里，巴金还有另一个天地，这就在门房、马房、厨房里的“下人”中间。他常常听到病弱的轿夫、衰老的仆人叙说自己悲痛的经历，并亲眼看到他们的种种惨苦的遭遇。呈现在幼年巴金面前的，不都是爱;不合理、不公道的事情到处都有，这使巴金幼小的心里，不断萌发着对现实中种种问题的怀疑。在同“下人”的接触中，巴金从这些被生活压得干瘦赢弱的劳动者身上，看到了贫苦人们身上那爽朗的性格，正直的品德和执著的生活信念。这些，对巴金性格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影响。
大家庭内部的忧郁、不幸和灾难，从另一个侧面不断地教训着巴金。他十岁时，母亲去世了，这对从小沉浸在母爱温馨中的巴金，是很大的打击，他感到悲哀和孤独。两年半后，父亲也病故了，这更增添了他的沉重和空虚。从小爱读书的巴金，整天沉浸在书本中。环境逐渐养成了巴金沉郁倔强的性格和爱读书、好思索的习惯。这性格和习惯在他的一生中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随着年龄的增长，巴金越来越多地看到长辈们的专横、无耻和罪恶。一些他所亲近的青年、特别是女子，遭到礼教的折磨和凌迟，使他格外痛心。在大家庭内部，倾轧和斗争不断加剧;他们一房因为是长房长孙，性格软弱的大哥又掌管着家务，因此遭到更多的非难和攻击。这一切，使他对自己的大家庭充满了厌恶甚至憎恨的感情。由于祖父反对送子弟进新学校，他失去了进中学的机会，只能在家中跟表哥学英语。现实象沉重的石块，压抑着渴望得到自由发展的巴金。
1919年，伟大的“五四”运动发生了。随着反帝爱国运动的发展，新思潮在中国大地上迅速传播。 《新青年》、 《每周评论》等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刊物，涌入锢闭的四川，也冲进了李家的大黑门内。巴金和他的哥哥、姐姐一道，贪婪地读着各种新书新刊。由各种不同倾向汇聚而成的批判旧世界、改造旧世界的时代思潮，敲击着他的心灵，打开了他的眼界，唤起了他的觉醒，使他的生命焕发出光彩。正如巴金后来说的那样：“我是‘五四’的产儿。五四运动象一声春雷把我从睡梦中惊醒了。”(《觉醒与活动》)巴金在接受“五四”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精神和追求科学与民主的思想的同时，也为克鲁泡特金的《告少年》、廖抗夫的《夜未央》和高德曼宣传无政府主义的文章所吸引，满怀着美丽却又虚幻的无政府主义理想。在新思潮的启蒙下，巴金明白了不合理的现存制度是一切社会弊端的根源，应该推翻它，改造它;明白了世间是分为靠剥削为生的资本家、地主和养活他们的工人、农民两个营垒的，自己的上一辈有罪，自己不能再过寄生的生活，应该有新的生活，走新的路。
1920年9月，在祖父死去半年之后，巴金得以和三哥一道进入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这是他在新思潮鼓舞下迈出的第一步。他并不以此为满足，渴望着参加社会活动，投身社会革命。为了寻求指引，他写信给《新青年》的编者陈独秀，但没有得到答复。后来，本地出版的杂志《半月》登载的《适社的意趣和组织大纲》拨动了他的心弦。他想加入这个与他的梦想一致的组织，便给编者写了一封信。第三天，一位编辑亲自把回信送到他家中，并告诉他“适社”是重庆的组织。从此，巴金认识了《半月》的编者，不久便成了半月社的成员，并参加了刊物的编辑工作。1921年4月，他在这份刊物上发表了平生第一篇文章，题目是《怎样建设真正自由平等的社会》。5月，他和一些青年组织了一个叫“均社”的团体，从这时起他开始自称“安那其主义者”。继《半月》之后，巴金先后参与了《警群》、《平民之声》的编辑工作，发表了《五一纪念感言》、 《爱国主义和中国人到幸福的路》等几篇文章。巴金和他的同伴一道，写文章，办刊物，散传单，同干涉、限制刊物的警厅检查员周旋，以紧张忙碌的生活为快乐，沉浸在稚气而美好的梦幻之中。巴金对于有关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的问题的思考和关注，决心为改造社会的事业和理想而献身的志向，为他以后走上文学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础。尽管他参与的刊物，加入的团体，写的文章，都带有明显的无政府主义色彩，但从斗争矛头和社会效果看，他实际上从事的是反对军阀统治、反对封建传统思想文化的斗争。这些活动作为“五四”时期成都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是顺应时代潮流、符合时代要求的。
为了寻找新的朋友，迎接新的生活，1923年5月，不满十九岁的巴金和三哥尧林一道，告别了亲人和家乡，乘木船去重庆，从重庆转赴上海。木船在江中缓缓前进，离家的第一个夜晚降临了。江面一片黑暗，躺在船舱里的巴金却难以入睡。虽然冲出了家庭的囚牢，前途仍然渺茫。他感到寂寞，静听着艄公摇橹的有节奏的声音，仿佛看见暗夜中有一盏红灯在远处闪光。他多么盼望有人为他今后的生活指路啊。他想着，等着，脑中不禁涌出这样几句诗：“天暮了，在这渺渺的河中，我们的小舟究竟归向何处?远远的红灯呵，请挨近一些儿罢!”
巴金兄弟到上海后，考入南洋中学读书。年底转赴南京，进国立东南大学附属中学。1925年夏毕业后，三哥考入苏州的东吴大学，巴金则只身北上，准备报考著名的北京大学。不幸的是，因检查出肺病，他没有进考场。巴金在北京小住半月后回到上海养病，在这里一直住到1927年初。
在南京、上海求学和养病的三年半时间里，巴金结识和联系了更多的信仰无政府主义的青年，并在1925年初，开始同寓居美国的俄国著名无政府主义者爱玛·高德曼通信。高德曼在热情洋溢的回信中告诉他：安那其主义的理想“在我看来是一切理想中最美丽的一个”，并称赞他“有着每个青年叛逆者所应有的真挚的感情”。这使巴金受到很大的鼓舞。为了探究无政府主义的根据和原理，这一时期，巴金翻译了克鲁泡特金的论著《面包略取》，还翻译和编译了其他一些阐述无政府主义的文章，并在《民钟》、 《民众》、 《学汇》等报刊上发表了一些以宣传无政府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文章。由于巴金未能投身到正在勃兴的工农革命运动中去，也没有得到科学的理论指导，他处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群中，局限在无政府主义的书本上探索革命，因此，他对社会革命的真理的认识，对如何实现祖国自由和人民幸福的探求，都面临着现实的考验。
二十年代初，巴金在新文学运动的启迪和推动下，开始了文学创作的尝试。象许多年轻人步入文坛时的经历一样，他的尝试也是从最便于抒发内心情感的诗歌开始的。巴金最早的文学作品是1922年至1924年初在成都和南京写的，今可见的有诗歌十六题三十首，散文一篇。这些作品绝大部分发表在当时有影响的刊物《文学旬刊》(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和《妇女杂志》的诗专栏上。
上述作品，大都是直陈所见、直抒胸臆之作。在《路上所见》、 《梦》、 《惭愧》、 《丧家的小孩》等诗和散文《可爱的人》中，年轻的作者以悲悯的心怀，描画出被虐待者、被压迫者那凄惨而哀惋的生活遭遇，抒发了自己在丑恶现实面前的慨叹、忧伤和激愤。 《疯人》、 《黑夜行舟》和《被虐待者底哭声》中的一些篇章，表露了他对理想的急切追求。为悼念日本无政府主义者大杉荣和他的侄儿被害而作的《伟大的殉者》、《悼橘宗一》，则慷慨高歌遇难志士，愤怒指斥“资本主义的恶魔”。此外，还有一些小诗，或托物寓意，或阐发哲理，真切地表达了他对生活的感受和认识。
巴金这一时期的创作数量不多，艺术上也不够成熟，但他描写的是自己所见所感的题材，表达的主题也是严肃的。尽管这些作品在当时未能产生大的影响，但却表现出作者注视和关切社会人生的现实主义态度，深切同情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人道主义思想，和追求美好理想、力图变革现实社会的诚挚愿望。这些特点，使他的初作同当时进步的文学创作，特别同文学研究会倡导的“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潮流，取得了一致，同他后来具有深厚内容的小说、散文，在精神上也是一脉相承的。
二、在卢梭的故乡
1927年1月15日，二十二岁的巴金同朋友卫惠林一道，在黄浦江边登上法国邮船公司的“昂热”号邮船，自费去法国。他远渡重洋，是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当时，形形色色的革命者都把法国当作庇护所，到那里寓居，而旅法的中国学生也比较多。
轮船徐徐驶出黄浦江。巴金站在甲板上，两眼含着热泪，心里装满了悲哀和离愁。他就要离开一直养育自己的乡土，离开又美丽又黑暗的祖国，去异国他乡。此时，他的心和故土贴得更紧了。二十二年来的欢乐和苦痛，希望和挣扎，咬噬着他的心，他禁不住在心里发出这样的呼喊：
哟，雄伟的黄河，神秘的扬子江哟，你们的伟大的历史在哪里去了?这样的国土!这样的人民!我的心怎么能够离开你们!
再见罢，我不幸的乡土哟!我恨你，我又不得不爱你。
邮船经香港、西贡、新加坡，穿马六甲海峡，越印度洋，过斯里兰卡的科伦坡和法属索马里的吉布提，进入红海，然后通过苏伊士运河到地中海。经过三十四天的旅程，于2月17日清晨抵达马赛。当晚，巴金就登上火车去巴黎。
为了让在国内的大哥和三哥了解自己在海上的时光是怎样度过的，让他们通过文字跟自己一道游历，巴金在船上陆续记下沿途的见闻感受，到巴黎后又补记了未及写完的部分，然后寄给了三哥。尽管这本题为《海行杂记》的集子是1932年10月经整理后才出版的，它却是巴金写的第一本散文集。
巴金到巴黎后，住在拉丁区一家公寓的五层楼上。这幢公寓在先贤祠(即国葬院)旁边，安葬在祠里的卢梭、伏尔泰、雨果、左拉等著名的思想家、作家，都是巴金所景仰的人。他每天上午到附近的卢森堡公园散步，晚上去法国文化协会附设的夜校补习法文，白天便关在寂寞清静的小屋子里读书。在异国他乡，让书本蚕食自己年青生命的巴金，想念祖国，想念亲人。难耐的寂寞和痛苦，使他的心无法平静。“为了安慰这一颗寂寞的青年的心，我开始把我从生活里得到的一点东西写下来。”(《写作生活的回顾》)就这样，从1927年3月起，巴金开始写下一些类似小说的场面，让自己的痛苦， 自己的寂寞， 自己的热情化成一行一行的字留在纸上。他读过古今中外许多小说，小说的形式他是熟悉的，因此，写起来毫不费力。
1927年春，中国大地充满了腥风血雨。4月12日，蒋介石提起屠刀，公开叛变革命。国内的消息使客居法国的巴金极度苦闷。这时，另一个消息正轰动巴黎，这就是援救沙珂和樊宰底的运动。沙、樊两人都是意大利工人，在美国从事劳工运动，六年前被美国当局诬为盗窃杀人犯逮捕，并判了死刑。巴金读到樊宰底写的自传，对他的经历和情操非常钦佩，对他的信仰和理想更为倾心。巴金怀着复杂的心情，给死囚牢中的樊宰底写了一封长信。收到回信后，他又激动地写了小说的一些片断。
这年夏初，巴金因养病移居马恩河畔的小城蒂埃里堡(沙多—吉里)。这里是法国著名寓言诗人拉封丹的故乡，巴金就住在以这位诗人命名的中学里。在这座小城里，他收到樊宰底的第二封来信，并读到沙、樊两人被烧死在电椅上的消息。他在愤怒和震惊中，又写了小说的几章。樊宰底在给巴金的信中教导他说：“要忠实地生活，要爱人，要帮助人”;他坐上电椅后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愿意宽恕那些对我不好的人”。巴金奉樊宰底为“敬爱的先生”，但却不赞成他的“大量”。他说：“我要宣传的不是宽恕而是报复。至少对于那些吃同类，杀同类，压迫同类的人，我是不能爱的，我是不能宽恕的。”(《呈献给“吾师”凡宰特》)这段时间，巴金以同样鲜明的爱憎，写了许多短文，发表在美国旧金山出版的中文刊物《平等》月刊上，如《理想是杀得死的吗》、 《无政府主义党并不同情于国民党的护党运动》、 《反共与反动》、 《李大钊确是一个殉道者》、 《法律下的大谋杀》、 《萨珂与凡宰特之死》等，抗议国内蒋介石的大屠杀，抗议美国政府处死沙、樊二人，声援惨遭屠戮的革命者。墨写的文字并不能阻止中国和美国的刽子手惨杀无辜的暴行，巴金为了得到内心的安宁，把全副精力用到翻译上。为着翻译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的起源和发展》，他涉猎从柏拉图到康德的哲学著作，暂时忘却了写小说的事情。
促使巴金继续写作并认真完成小说的，是他收到大哥的一封来信以后。为了向大哥表明自己不能走他所期望的“扬名显亲”、“兴家立业”的道路，使大哥更了解自己的思想、感情和所选择的道路，巴金找出旧稿，续写了几章，连同已写的片断整理重抄为二十二章的《灭亡》。巴金把小说寄给在上海开明书店工作的索非，想自费印出送给哥哥看。索非却把它介绍给当时最有影响的文学刊物《小说月报》，代理编辑叶圣陶看后决定在刊物上发表。小说在1929年1月至4月的《小说月报》上连载以后，立即引起了读者和批评界的注意，成为轰动当年文坛的一部作品。从此，“一位完全不为人认识的作家”——巴金，以不同凡响的身手闯进了文坛。
巴金说：“我在法国学会了写小说。我忘记不了的老师是卢梭、雨果、左拉和罗曼·罗兰。我学到的是把写作和生活融合在一起，把作家和人融合在一起。”(《文学生活五十年》)《灭亡》作为巴金走向文学创作的起点，书中的确诚实地写出了作家当时孤寂、苦闷、矛盾、惶惑的心情，写出了自己认识的、了解的和向往的革命青年。小说所写的革命和爱情的冲突，所颂扬的为反抗社会而甘于牺牲的献身精神，以及主人公杜大心那愤世的痛苦，激烈的感情，难以名状的忧郁，反映出革命受挫处于低潮时期，部分渴望革命而又没有找到正确道路的知识青年亢奋焦燥的情绪。这部作品不仅感情充沛炽烈，笔力恣肆雄劲，语言清丽流畅，而且能在紧张的情节之中，依据人物性格自身发展的逻辑，比较细致逼真地展示主人公矛盾的思想和复杂的心理。 《灭亡》不仅是巴金进入文坛的奠基之作，也为他以后的创作内容开了一个端绪。表现小资产阶级革命青年的活动和思想性格，成为了巴金抗战前创作的一个重要题材。
三、“正式地写小说”
1928年12月，巴金回到祖国，定居上海。 《灭亡》的发表，使他赢得了很高的声誉，但他并不打算继续从事文学创作。他渴望在行动中去找力量，摸索着摧毁旧社会、旧制度的实际斗争方式。从这时到1930年底，他的主要精力仍放在译介国外著作和进行社会政治宣传方面。这段时间，他先后翻译了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的起源和发展》下卷和《自传》，斯捷普尼亚克的特写《地底下的俄罗斯》，整理出版了传记《俄罗斯十女杰》，还翻译了阿·托尔斯泰、高尔基、亚米契斯、秋田雨雀等的小说和剧本。同时，编著了他唯一的一本论著《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这本书的内容大部分抄自柏克曼的《安那其主义ABC》，它比较系统地表示了巴金对于社会革命的认识和理解。此外，他作为上海世界语学会会员和执行委员，还热心参加世界语运动。
这两年中，巴金花费在创作上的时间并不多。1929年只写了取材于法国生活的短篇小说《房东太太》，这也是他创作的第一个短篇小说。1930年，他写成第二部中篇，这就是以“五卅”事件为背景的《死去的太阳》;还根据在法国的经历和见闻，写了十个短篇小说，这些作品连同《房东太太》和1931年写的三篇，集成第一个短篇小说集《复仇集》，于1931年8月出版。这本被作者称为“人类痛苦的呼吁”的短篇集，从不同的角度，描写了社会的不合理和战争带来的灾难，展示了欧洲普通人的受难和他们失去“青春，活动，自由，幸福，爱情”以后的悲哀。集中的作品都用第一人称手法，笔调清新，叙述畅达，刻画人物的心理细腻，显露了巴金短篇小说创作的艺术才能。同时，也表现出他开手写短篇，就在题材选择、叙述方式、故事结构和语言运用方面，受到西欧小说的深刻影响。
1931年是巴金把全部精力贡献在文学创作上，并得到丰饶收获的第一个年头。他曾说：“从这一年起我才开始‘正式地’写起小说来，以前我只是在读书、翻译或旅行的余暇写点类似小说的东西。”(《<爱情的三部曲>总序》)他这样描述自己这一年的写作情形：“每天每夜热情在我的身体内燃烧起来，好象一条鞭子抽着那心发痛，寂寞咬着我的头脑，眼前是许多惨痛的图画，大多数人的受苦和我自己的受苦，它们使我的手颤动着，拿了笔在白纸上写黑字。我不住地写，忘了健康，忘了疲倦地写， 日也写，夜也写。好象我的生命就在这些白纸上面。……我的手不能制止地迅速地在纸上动，似乎许多许多人都借着我的笔来申诉他们的痛苦了。我忘掉了自己，忘掉了周围的一切。……我时而蹲踞在椅子上，时而把头俯在方桌上，或者又站起来走到沙发前面蜷伏在那里激动地写字。”(《写作生活的回顾》)一年的辛勤劳动，他不仅完成了第一部长篇小说《家》，还写了《新生》(第一稿)和《雾》两部中篇小说，以及十五个短篇小说和一些散文。
巴金从1931年起正式献身文学创作，这是他生活道路和文学道路上的一个重大进展。作为一个反帝反封建的斗士，巴金一直向往从事实际斗争。然而，他所信仰的无政府主义的斗争方式，面对中国严酷的现实和强大的旧势力，却是软弱无力的，生活没有提供通过这条道路走向他所憧憬的光明的有力事实。由于组织涣散，思想和行动不统一，二十年代初蜂起于各地的无政府主义团体先后云散，信仰无政府主义的许多人也逐渐分化转向。对巴金来说，自己要走的那条本来就模糊的“实际斗争”道路在现实中走不通，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种种弱点和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又使他不能也不愿走上新的道路。当时，在巴金生活的上海，以鲁迅为首的左翼文学运动日益深入和壮大，在国民党实行的白色恐怖和文化专制的险恶环境中，打开了新文学运动的崭新局面。巴金有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立场，有强烈的革命要求和高度的历史责任感，有充沛的斗争热情，在黑暗的社会面前，他无法做到袖手旁观。因此，他拿起熟悉的笔做武器，通过文学创作，来控诉和攻击旧世界，来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们喊冤，来表达自己对光明的渴望和追求。
1931年到1937年初，巴金写成中长篇小说十部，出版短篇小说集十部，散文集六个，以丰硕的创作成果成为当时最令人瞩目的优秀青年作家之一。巴金这一阶段的创作，不仅保持着初期的热情和战斗锋芒，在题材的广度和内容的深度上，又都有明显的开拓。他继续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颂扬知识青年对现实的反抗和为理想献身的精神;他的眼光，逐渐伸向下层社会，广泛描写工人、农民的苦难生活和反抗斗争;更把笔指向封建势力，深入揭露和鞭挞封建礼教、封建制度的罪恶。同时，还以炽热的爱国主义感情，不断抨击日本侵略者的罪行。正如他在回顾自己写作历程时说的那样：“我的作品无论笔调怎样不同，而那贯串全篇的基本思想却是一致的。自从我知道执笔以来我就没有停止过对我的敌人的攻击。我的敌人是什么?一切旧的传统观念，一切阻碍社会的进化和人性的发展的人为制度，一切摧残爱的势力，它们都是我的最大的敌人。”(《写作生活的回顾》)
继“九·一八”事变后，1932年， 日军又在上海制造了“一·二八”事变。巴金亲眼看到侵略者的暴行，抑制不住自己的悲愤。3月，他写成《海的梦》，用一个孤岛上奴隶们为谋求解放而斗争的童话故事，倾诉自己对日本侵略军和卖国汉奸的愤懑，歌颂他向往的抗日英雄。此后，他写了中篇小说《春天里的秋天》和《砂丁》。前者表现了他对那些被封建专制家庭和旧传统观念葬送了美好青春的青年男女的同情;后者根据朋友提供的个旧锡矿的情况，描写锡矿工人的悲惨生活和自发反抗，饱含着他对生活底层的工人阶级的关切。为了用行动抗议日本侵略军的暴力，巴金冒着酷暑炎热，不分日夜地用两周时间重新写了毁于“一·二八”闸北大火中的《新生》。这一行动，表现了巴金高昂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强烈的民族自信心。这一年，他还写了中篇小说《雨》和《电椅》、 《幽灵》等十二篇短篇小说。其中， 《五十多个》是巴金第一次描写农民苦难生活的作品。
1933年初，巴金开始动笔写一个新题材的中篇《萌芽》，5月写成。小说的素材来自1931年冬天他到浙江长兴煤矿作客一星期的见闻。他在那里看到、听到许多事情，还曾冒险下窑观看过。这部小说真实地反映了煤矿工人所受的非人的压榨，并展现了他们有组织的反抗斗争。由于小说的矛头针对着当时的黑暗现实，鼓吹罢工斗争，遭到国民党的查禁。巴金以不屈不挠的精神为这本书的出版斗争，他将书名改为《煤》和《雪》自费印刷三次，直到1936年11月小说才得以公开印行。这一年，巴金还写了描写农村生活的《还乡》、 《月夜》，反映革命者生活的《父亲买新皮鞋回来的时候》，和塑造潦倒的白俄贵族形象的《将军》等短篇小说。这年夏天，巴金曾去香港、广东、福建等地旅行，秋天又到北平，记述他南北之行的散文集《旅途随笔》，不仅留下了他的踪迹，还从多方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世相。此外，他还以清新流利的笔触，写了《最初的回忆》、 《家庭的环境》等自传性散文，深情地回忆了少年时代的生活。
1933年12月，巴金住在燕京大学蔚秀园内沈从文的家里，完成了中篇小说《电》。总题为《爱情的三部曲》的《雾》、《雨》、 《电》是巴金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也是他自己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最为喜爱的一部作品。小说以爱情纠葛为引线，着重表现一群革命青年在反抗现实的斗争活动中的思想性格和精神风貌，颂扬改变现社会的坚定信仰和为理想不惜献身的英雄主义。巴金“所写的主要是人，是性格”(《〈电〉序》)，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他在作品中描写的是自己视野内的小资产阶级革命青年。他以真挚的感情，圆熟的技巧，如实描画了这些不同性格的青年那复杂而又矛盾的思想、勇敢而又脆弱的心理。这部作品同《灭亡》等一样，是二十年代中国一部分决心反叛旧世界却又没有找到正确道路的知识青年的镜子，具有深刻的认识意义。巴金把这类形象真实地反映在自己的作品中，是他对现代文学所作的一个有价值的贡献。
1934年，巴金用“王文慧”的笔名发表了《罗伯斯庇尔的秘密》等三篇描写法国大革命中山岳党三大领袖故事的历史小说，以洋喻今，讽刺国民党的法西斯专政和白色恐怖。此外，还写了以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俄国青年革命活动为题材的书信体中篇小说《利娜》，以及揭露上层知识分子堕落的短篇小说《知识阶级》、 《沉落》等。这年11月，他化名“黎德瑞”去到日本，先后住在横滨和东京。他“离开了崎岖的道路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来求暂时的安静，在一些无用的书本里消磨光阴”(《繁星》)，心情是寂寞的。他怀念祖国，渴望斗争。被他称为“一点一滴的血”淌成的散文集《点滴》中的大部分篇什，就是他旅日期间的内心剖白。在日本，他还写了反映日本知识分子空虚灵魂的短篇小说《神》、 《鬼》等，并开始翻译屠格涅夫的散文诗以及柏克曼的自传。1935年8月，巴金回国后，继续从事翻译和编辑工作。1936年他开始长篇小说《春》的写作，同时写了《发的故事》中的四个短篇;还写了童话《隐身珠》、 《能言树》，连同在日本写的《长生塔》和1935年冬写的《塔的故事》，编成童话集《长生塔》。他采用童话故事的形式影射现实，鞭挞国民党反动派，表达被压迫人民的愿望。
1936年10月19日，新文学运动的伟大旗手、巴金敬仰的导师鲁迅在上海病逝。从1926年起，巴金就崇敬着鲁迅，1933年以后同鲁迅有了直接的交往，并亲受到他的教诲和嘉许。巴金怀着万分悲恸的心情，参加了鲁迅的丧事活动，并在一个月内接连写了三篇文章，记叙人们的哀痛和他的哀痛，表达自己对鲁迅的无限敬仰、由衷感激和深切哀悼。
这一时期，巴金还以极大的热情从事进步文化活动。他协助靳以编辑大型文学刊物《文学季刊》。曹禺的成名作《雷雨》，就是他推荐发表在这个刊物上的。1936年他又和靳以一道创办了另一个大型刊物《文季月刊》，从1935年8月起，他担任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着手编辑《文化生活丛刊》、《文学丛刊》、 《译文丛书》等。这个出版社对于发现和培养文学新人，对于支持和促进新文学的发展，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巴金虽未能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但一直支持和赞助左翼文学运动，他同茅盾、冯雪峰等都有交谊，在他主编的《文学丛刊》中，就收入了鲁迅、茅盾、张天翼、沙汀、艾芜、周文、蒋牧良、叶紫、萧军等许多左翼作家的作品。1936年他为赵家璧编辑的《二十人所选短篇佳作集》选入萧红、芦焚(师陀)和丁玲各一篇小说。他还积极投身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救国统一战线。1936年10月，他和鲁迅、郭沫若、茅盾、郑振铎等二十一个包括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共同签名发表了《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从这以后，巴金在文学道路上迈开了更坚实的步伐。
四、《激流三部曲》
在巴金众多的小说中，由《家》、《春》、《秋》三部长篇组成的《激流三部曲》，是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一部巨制。其中，第一部《家》不仅是巴金文学道路上树起的第一块丰碑，也堪称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优秀的现实主义杰作之一。
《激流三部曲》的创作过程长达十年。第一部写于1931年，以《激流》为题，从当年4月18日起，到第二年5月22日止，断断续续地在上海《时报》上连载了一年多;1933年5月出版单行本时，作为《激流》之一改题《家》。 《春》的写作从1936年开始，在《文季月刊》上连载了十章，后因刊物停刊而中止，直到1938年2月才写完，单行本同年4月出版。《秋》是1939年7月至1940年5月一气写成的，这段时间每晚写五、六个小时，边写边送印刷厂付排， 5月初结稿， 7月即出书。
以自己生活过十九年的封建大家庭为素材，写一部控诉旧家庭的罪恶，展现自己的社会理想的系列小说，在巴金的心中酝酿了多年。早在1928年10月，他在法国读完左拉《卢贡—马卡尔家族》的二十部长篇小说以后，受到启发，就打算围绕已经写成的《灭亡》，再写四本小说。他甚至拟定了书名：前两本叫《春梦》、 《一生》，后两本叫《新生》、 《黎明》。1929年，他在上海曾把写《春梦》的想法当面告诉大哥尧枚，深得大哥支持。但是，巴金的愿望一直没有实现。1931年初，《时报》编者托人约请他写一部连载小说，这成了促成巴金实现夙愿的契机。巴金动笔时，全书的故事还没有构思好。但是，他一提起笔来，一个个熟悉的面影，一件件忘却不了的事情，都浮现在脑子里;在旧家庭生活十九年的爱和恨，欢乐和痛苦，悲哀和渴望，都涌上笔端。他要倾吐自己对旧家庭的积愤，“要为过去那无数的无名的牺牲者‘喊冤’!”“要从恶魔的爪牙下救出那些失掉了青春的青年。”(《<家>十版代序》)怀着这样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巴金在首先写出的《引言》 (即《<激流>总序》)中告诉读者：“在这里我所要展开给读者看的乃是过去十多年生活的一幅图画。”他不写旧家庭已经逝去的渺茫的“春梦”，而要表现动荡奔腾的生活的激流。为此，他把小说题为《激流》。
《激流三部曲》的第一部《家》，写的是二十年代初期四川成都一个高姓封建大家庭里的故事。小说以大家庭中的青年男女的恋爱婚姻为重要情节，以封建叛逆者的年轻一代同封建卫道者的老一代的斗争为主要冲突，并着重描写大家庭内各种青年女性的不幸遭遇和悲剧命运。从而，真实地反映出腐败的封建家族制度对青年一代的摧残，表现了新一代在“五四”革命思潮鼓舞下的觉醒和成长，以及他们对封建势力的英勇斗争。《春》和《秋》循着《家》的主题和情节，用更细腻的笔触，从更多的侧面，揭露封建家庭的堕落和丑恶，控诉礼教制度的虚伪和残酷。这两部作品通过对高家第二代(“克”字辈)长辈、第三代(“觉”字辈)子孙，和周伯涛、冯乐山两家的描写，通过对高家内部不断成长、壮大的新力量的描写，深入展示了封建家庭、封建制度在新时代新潮流冲击下全面崩溃的历史。
在现代文学史上，揭露封建制度的弊害，是许多作家所关注的一个重要主题。但是，象巴金这样旷日持久地坚持表现这一主题的作家并不多;象《激流三部曲》这样从内部对封建家庭作集中而又深刻的成功描写的大型作品，更是罕见。撕开封建家族制度虚伪的面纱，显露它吃人的本质，并明确揭示它“木叶黄落”的穷途末路，是巴金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特出贡献，也是《激流三部曲》最杰出的思想意义所在。
高家是封建制度的一个缩影，专横暴戾的高老太爷就是这个制度的象征。他顽固地反对一切新事物，包办子孙的婚姻，阻止觉慧参加社会活动;钱梅芬的悒郁致死，婢女鸣凤的含恨自尽和婉儿的逼入火炕，都是他和别的长辈一手造成的，就在他死以后，还酿成了瑞珏难产身亡的悲剧。书中其他那些封建卫道者，不论是为卫护旧秩序而殚精竭虑的高克明，还是养优蓄娼、坐吃山空的败家子高克安、高克定，或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冯乐山，昏庸顽固的周伯涛，厚颜无耻的陈克家，虽然言行有别，性格各异，却都是封建制度的产物。他们以各自的面目，从多方面显露出封建礼教、伦理的伪善和堕落。这些卫道者造成了蕙、枚和淑贞的痛苦和死亡，继续以牺牲青年为代价，来维系摇摇欲坠的礼教传统和宗族制度，因为这是他们赖以骄奢淫逸、安生立命的保证，是他们得以滥施淫威、摆布无辜的根基。巴金悲愤交加地描写了从梅到淑贞、枚这许多善良青年横遭摧残的悲剧，从而向在崩溃途中还不断捕获“食物”的垂死的旧制度，发出了血泪的控诉。
《激流三部曲》不仅展现了封建家庭内部的罪恶和腐朽、倾轧和迫害，还着力表现了青年一代在“五四”新思潮影响下的觉醒和对封建势力的不妥协斗争，满怀激情地歌颂了他们叛逆封建家庭、封建制度的革命行动。高家是在“五四”浪潮冲击下的封建家庭，它虽处在偏远闭塞的内地，也照样受到革命潮流的荡涤。时代注定了它衰颓灭亡的命运。 《家》中的觉慧、许倩如， 《春》和《秋》中的觉民、琴、淑英、淑华等，就代表着封建家庭内部正在成长壮大的新生的民主主义力量。在新一代中，觉慧是写得很有光彩的一个人物。他经过新思潮的洗礼，成为高家“第一个‘过激派’”。他对封建礼教、制度抱着否定的态度，蔑视长辈的权威，不但积极参加反军阀、反封建的社会活动，更以“不顾忌，不害怕，不妥协”的信念，在一系列问题上，同家中的封建势力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最后，为寻求和迎接新的光明，弃家出走，表现了无畏的勇气和义无反顾的精神。觉慧的行动鼓舞着大家庭中的年青人，在他的影响下，觉民和琴更加坚强地站到斗争的前列，淑英、淑华也在反抗旧家庭的道路上一步步成长起来。
与觉慧的思想性格相对立的觉新，是一个思想矛盾、性格复杂的人物。他也是青年，也曾为新思潮所触动，但他背着因袭的重担，长期的封建教育和长房长孙的地位，使他对旧家庭、旧制度抱着留恋，存有幻想。懦弱的觉新缺乏新人的勇气和力量，面对封建势力的压迫，他痛苦伤心，却又无可奈何，只好逆来顺受。他既是旧制度的牺牲者，又不时充当着旧制度的维护者。巴金批判和否定了觉新屈从于封建势力的“作揖哲学”和“无抵抗主义”，但对他内心的矛盾和苦痛，又寄与了应有的同情。觉新是三部曲中刻画得最丰满的一个典型形象。这一形象告诉人们：如果对旧制度、旧势力迁就妥协，就会成为它的牺牲品、殉道者，只有挣脱羁绊，奋起抗争，青年才能争得美丽的青春。
《激流三部曲》是本世纪二十年代初中国社会变动的一份珍贵的艺术记录。作为向封建势力讨还血债的檄文和鼓舞青年掌握自己命运的号角，它对于三、四十年代许多知识青年冲出旧家庭的藩篱，走向革命，起到启蒙的作用。直到今天，它仍激动着许多中国的和外国的青年的心。
巴金说：“倘使我没有在封建大家庭里生活过十九年，不曾身受过旧社会中的种种痛苦，不曾目睹人吃人的惨剧，倘使我对剥削人、压迫人的制度并不深恶痛恨，对真诚、纯洁的男女青年并无热爱，那么我绝不会写《家》、 《春》、 《秋》那样的书。”(《谈<春>》)
凝聚着巴金的经历和感情的《激流三部曲》，是巴金在坚实的生活基础上进行艺术创造的结果。题材的熟悉，感受的深切，爱憎的鲜明，为巴金得心应手地发挥自己卓越的艺术才能，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在三部曲中，真挚浓烈的爱憎感情，随着流畅而充满抒情气质的文字跳荡;以生活中熟悉的人物作根据塑造的那些艺术典型，鲜明生动;对客观现实的细致描绘，构成一幅幅真实感人的生活画面。这部巨著的成就，标志着巴金现实主义创作的新高度。
五、“用火烧我自己”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发动芦沟桥事变，妄图把整个中国置于它的魔爪之下。中国人民抗击侵略、保卫祖国的伟大民族自卫战争就此开始。抗战爆发后，一贯热爱祖国和人民的巴金挺身而出，毫不犹豫地投身到抗日救国斗争的洪流中。8月，他和茅盾一起创办由《文学》、 《中流》、 《文季》、《译文》四家著名刊物组成的战时联合刊《呐喊》 (后改名《烽火》)，并担任上海文艺界救亡协会机关报《救亡日报》编委。这之后，他写了以表达前仆后继坚持抗战为主题的短篇小说《莫娜·丽莎》，和书信《给山川均先生》、 《给日本友人》等。这些作品洋溢着时代的气息，闪耀着战斗的色彩，表现了巴金对侵略者的激愤之情。1938年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成立，巴金未能与会，仍当选为理事。
抗日战争使巴金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38年2月底写完《春》后， 3月，他和靳以一道乘船离开上海。从这时到1940年6月的两年多时间里，他辗转于香港、广州、汉口、桂林和“孤岛”上海之间，抱着“把个人的情感溶化在为着民族解放斗争的战斗者的情感里面”这样的决心，编书刊，写文章，以高昂的热情，从事抗日救亡的文化宣传活动。1938年7月到次年春，巴金为陆蠡编的《少年读物》写了十多篇通讯，记述这段时间自己和林憾庐、肖珊等一道在华南辗转迁徙的艰苦历程和真实的见闻。此外，还写了收在《黑土》中的几篇散文和《做一个战士》等杂文。这一阶段巴金对抗战的认识，比较集中地反映在1939年7月出版的杂文集《感想》中。集中的文章表现出他对抗日斗争前途的乐观信念和求实态度。他直截了当地批驳了失败主义、极端国家主义、公式主义、和平主义等他认为错误的看法，表达了自己确信民众的伟大力量和抗战必胜的鲜明立场。
这一时期，巴金继续坚持编辑出版《文丛》杂志和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丛书、丛刊，为这个出版社在战争环境中坚持下来，尽了很大的力量。他不辞辛劳，或据手边已有的作品，或搜集杂志上发表的散篇，或据原稿整理校正，先后为散处各地的毕奂午、艾芜、田涛、屈曲夫和亡友罗淑等，编辑出版短篇小说集。为了揭露法西斯的罪行，用西班牙人民的抗暴斗争来鼓舞自己，鼓舞人民，他编译了《西班牙的斗争》等有关西班牙反法西斯斗争的一些画册和文章。此外，他还译完赫尔岑的长篇回忆录《往事与随想》第三篇，题为《一个家庭的戏剧》出版，并校改重版了克鲁泡特金的《自传》、 《面包与自由》、 《伦理学的起源和发展》等书。他希望这些书能对在困苦环境中的中国青年有所助益。
1940年7月， 《秋》脱稿两个月以后，巴金经越南转赴昆明。从这时到抗战胜利，他在大西南的昆明、重庆、成都、贵阳和桂林辗转生活了五年多时间。
抗战以来，巴金在上海，在华南，在西南，一再目睹侵略者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愤恨的烈火在他的胸膛里燃烧，这火“一天天炙着我的骨，熏着我的血，……我必须拿起笔来，否则我会让火烧死我自己”。 (《<还魂草>序》)为了发散自己的热情，宣泄自己的悲愤，同时鼓舞读者的勇气，巴金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创作了《还魂草》和《某夫妇》两个短篇小说，控诉日寇的狂轰滥炸，表现大后方普通的中国人的坚强意志。1940年和1941年，巴金先后写成长篇小说《火》第一、二部，1943年又完成了第三部。被称为“抗战三部曲”的《火》，是巴金反映抗日斗争生活的重要收获。长篇的第一部描写“八·一三”后上海爱国青年的抗日热情和除奸活动，展示出上海人民为保卫乡土同仇敌忾，英勇地展开救亡运动的生动场面。第二部表现一群青年参加“战地工作团”，在敌后进行抗日宣传的活动，和他们在群众斗争中的成长。这两部作品，燃烧着巴金仇恨侵略者、热爱祖国和人民的炙人火焰。小说中尽管还带有抗战前作品那种昂扬的反抗激情和英雄主义精神，但作家笔下那些在上海和敌后展开救亡活动的青年，已没有那种寂寞空虚或绝望变态的情怀，他们在抗日救亡的群众斗争中得到了锻炼。这种变化，不仅表明时代风云和现实生活的重大变迁，为巴金的创作注入了新的内容，也反映出巴金对时代生活的新的感受和认识。 《火》第三部主要写热爱生命、信奉基督的善良知识分子田惠世和他的一家，在战争环境里的遭遇。作品的调子比前两部低沉，反映出抗战相持阶段巴金面对国统区黑暗现实的压抑情绪。
在创作《火》的期间，巴金还写了一些短篇小说和散文。反映都市里“小人小事”的短篇小说《猪与鸡》、 《兄与弟》、《夫与妻》等，对国统区市井小民性格的描写，比较注重客观的细致刻画，不象早年的短篇那样偏重于主观感情的倾泻，显示出巴金在题材内容和表现手法上的新探索。散文集《无题》、《龙·虎·狗》、 《废园外》和《旅途杂记》，在保持过去散文特色的基础上，反映的内容更为扎实，抒发的感受愈发深沉。其中， 《龙·虎·狗》中的文章，或借物寓意，或触景生情，或直抒胸臆，或写梦景幻觉，大都有感而发，饱含哲理，文字亦短小精粹，在他的散文中别具一格。
在迁徙不定的环境里和十分艰苦的条件中，巴金仍然没有放弃对外国文学作品的译介。他先后又翻译了屠格涅夫的两部长篇名著《父与子》和《处女地》，还译了他的四十一首散文诗，连同1935年译的十首合为《散文诗》出版。此外，还译了德国作家斯托姆的四个短篇和英国作家王尔德的几篇童话。
1944年5月，巴金在贵阳同恋爱了八年的肖珊(陈蕴珍)结婚。肖珊是巴金的读者，他们相识于1936年。抗战爆发后，他们多次一道辗转流离，象朋友似的一起生活，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婚礼是简单的，没有摆一桌酒席，没有添置一床新被，甚至连新衣服也没有做一件，但他们的心里却感到十分幸福。这之后，巴金创作的两部中篇小说《憩园》和《第四病室》，是他抗战期间最重要的作品。
抗战期间，巴金曾两度回到家乡成都，他去看了故居，又见到不少阔别多年的亲人。 《憩园》就是他在重返故里的见闻和感触的基础上，于1944年5月至7月在贵阳写成的。小说描写先后居住在大公馆“憩园”里的杨、姚两家沉落衰败的故事。老主人杨老三因吃喝嫖赌，恣意挥霍祖上的遗产，被愤怒的妻儿赶出大门，病死在牢中;新主人姚国栋的儿子小虎，以祖母为靠山养尊处优，最后在游泳时殒命。财富造成了罪恶的结果，不劳而获的生活必然崩溃。巴金描写杨、姚两家的悲剧故事，旨在说明钱财决不能“长宜子孙”，只有“活着为自己的理想工作”，才是“一件美丽的事情”，也才是合理的、有意义的生活。 《憩园》是一部构思缜密、技巧圆熟的作品。杨、姚两家的故事穿插交错，通过“我”(黎先生)自然地结合起来。作品浓郁的抒情意味和真切而又舒缓的叙述，都很能打动读者的心。
1945年5月至7月在重庆写成的《第四病室》，素材来自巴金1944年6月在贵阳中央医院住院的亲身经历。小说的记实性很强。它以“病中日记”的形式，通过一个年轻病人的眼睛，细致逼真地描写了一间外科病室中二十几个病人所受的苦痛和种种令人辛酸的折磨。病室里有翻车致残的司机，因公负伤的工人，也有患梅毒病的老人。这些受到病痛折磨和死亡威胁的病人们，既缺少药物的治疗，又没有必要的营养。医院把病人当作“一架有毛病的机器”，他们得不到安慰和同情。病人们在这间肮脏污浊的病房中挣扎叫号，一个接一个凄惨地离开人间。在这群充满痛苦的病人中，作家塑造了一个把病人看作朋友、兄弟的年轻女医生杨木华。她以温和的态度，认真的工作，安慰着病人寂寞的心，帮助他们减轻痛苦的折磨，鼓舞起他们生活的勇气。杨木华是巴金理想中的人物。她的形象表现出巴金的希望，也使病室那黑暗惨苦的生活中“闪烁着一线亮光”。巴金有意通过这部作品，揭开国民党统治区黑暗社会的烂疮，“这小小的病室跟蒋介石统治下的地区是分不开的：在这里发生的事在外面也一样地发生。”(《谈<第四病室>》)作品描写的病人们的种种遭遇，正是当时国统区人民苦难生活的写照。
六、从“小人小事”到《寒夜》
抗日战争的胜利，结束了巴金迁徙流离的生活。1945年11月，他回到上海的旧居，然而，他并没有喜悦。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当天，巴金就在重庆写的《一点感想》中表示：抗战胜利了，但“我们不能狂欢得太早”，这只是“一个浓黑的暗夜发白了”。他对国民党统治者没有抱什么幻想。事实正是这样。胜利后的中国，并没有出现一个光明的、令人兴奋的景象。在上海，在整个国统区，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愈加黑暗、恐怖的现实。巴金为抗战胜利后祖国的命运和前途深深忧虑着。
1946年7月，蒋介石撕毁国共两党在重庆签订的“双十协定”，悍然发动全面内战，并颁布“戡乱”法令，封闭报馆，查禁书刊，不断迫害、绑架乃至暗杀进步人士。巴金在这时写的散文《月夜鬼哭》中说：“今天我有的却只是一种受骗以后的茫然的感觉。‘希望’早已烟似地散了。”他还感到：“窗外冷风呼呼地吹着……一年前，两年前都不曾有过这样的‘寒夜’。”(《<寒夜>后记》)就在这样的环境中，这样的心情下， 巴金于这年12月底写完了他民主革命时期最后一部作品——长篇小说《寒夜》。
《寒夜》的写作是1944年冬天在重庆开始的，断断续续写了两年时间，主要部分1946年写于上海。这部长篇以抗战后期的重庆为背景，用沉痛悲凉的笔调，描写一个在“半官半商的图书文县公司的总管理处”工作的职员汪文宣的家庭悲剧。这部作品既是处在黎明前寒夜中的国统区知识分子苦难命运的画幅，也是巴金此时失望和沉重的心情的真实写照。
在小说中，巴金愤怒地讲述汪文宣一家的故事，从文宣的母亲和儿媳树生之间无休止的冲突，到树生离家远走兰州，汪文宣在欢庆抗战胜利的鞭炮声中默默地死去，汪母和小宣不知去向。这个家破人亡的悲剧是怎样酿成的呢?是谨小慎微的汪文宣那懦弱苟安的性格吗?是年轻美丽的曾树生那“只想活得痛快一点，过得舒服一点”的欲求吗?是固执守旧的汪母对儿媳的冷嘲热骂吗?显然都不是。三个主人公都有过失，但都是无辜的、令人同情的受害者。那末，是那个气宇轩昂、带走了曾树生的陈主任吗?是那个刻薄成性、辞退了汪文宣的周主任吗?显然不全是。他们有责任，但都不是元凶。作家深重的笔墨，引人深思。汪家的悲剧，不是家庭的悲剧，而是社会的悲剧。作品通过汪文宣一家，以及唐柏青、钟又安的悲剧，展示出国民党统治下苦难深重的社会图景。这才是制造悲剧的真正根源!巴金怀着深挚的同情，为痛苦挣扎的小人物伸冤，以痛彻人心的悲愤控诉，对制造悲剧的社会，表示毫无寄托的绝望。
《寒夜》这部饱含沉郁情愫的作品，艺术表现洗炼隽永，民族色彩尤为鲜明。冰心在谈到巴金作品时说：“他的思想感情和他笔下的人物，都完全是中国的。”(《他还在不停地写作》) 《寒夜》对几个主要人物的思想、性格、心理及其相互关系的描写，深具中国民族的特色，因而，有着动人心弦的力量。这部作品，是继《激流三部曲》之后代表巴金创作最高成就的又一部现实主义力作。
1947年初，巴金编成散文集《怀念》，悼念抗战期间逝世的友人罗淑、陈范予、林憾庐、鲁彦、施居甫、缪崇群、陆蠡和三哥李尧林。这些文章，大部分是1942年以后写的。巴金怀念的亲友，有的殁于疾病，有的亡于贫困，有的在侵略者的屠刀下殒身。巴金以深挚的情意、朴素的语调，“凭着记忆和感激抓住他们的一言一行”，写出这些平凡的人身上“纯洁的心灵的光”。他特别推崇他们“不害人，不欺世;谦虚，和善，而有毅力坚守岗位;物质贫乏而心灵丰富;爱朋友，爱工作，对人诚恳，重‘给予’而不求‘取得’。“(《<怀念>前记》)这些感人的忆念，是巴金散文中很有光彩的篇章。
四十年代以后，随着生活视野的开阔和思想的发展，巴金对现实生活的认识日益深化，他的创作面貌发生了比较明显的变化。
从四十年代初期反映“小人小事”的短篇《还魂草》、 《小人小事》开始，经过《火》第三部，以及《憩园》、 《第四病室》，一直到《寒夜》，巴金的作品与过去相比，既保持着原有的基本精神和风格特色，又有了新的探索和新的表现。这主要反映在英雄主义色彩逐渐黯淡，反抗的激情和对未来社会的向往逐渐收敛，爱国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愈益发扬，对旧社会、旧制度的揭露愈益深沉含蓄。
巴金曾这样解释他那些写“小人小事”的作品：“所谓‘小人小事’，并没有特别的意义，不过是一些渺小的人做过的一些渺小的事情而已。”(《<小人小事>后记》)在这个意义上说，从《还魂草》到《寒夜》，他所有的小说都可统称为“小人小事”之作。在这些作品中，已经看不到小资产阶级青年反抗黑暗社会的革命活动，看不到渴望实现革命理想和仰慕英雄事迹那种亢奋焦灼的激情，也看不到类似杜大心、觉慧、觉民、琴、吴仁民、李佩珠、刘波等叛逆者、革命者的形象。代之而来的是对人生意义的探索，对平凡的生活现象和渺小的普通人物的关注。他描画兄弟、夫妻、邻里之间由琐事细故引起的纠纷，他抒写金钱造成的罪恶，病人发出的呻吟，家庭经历的悲剧。从而，透视出国统区物价高涨、民生凋敝、生活痛苦的混乱景象，悲愤地诅咒如浓重阴冷的寒夜一般的黑暗现实。他笔下的人物，都是普普通通的平凡的人，即使象《第四病室》中的理想人物杨木华，也只是充实地做着力所能及的实际工作，并无半点轰轰烈烈、激昂慷慨之举。至于外科病室中的病人，以及汪文宣、唐柏青等，更是卑微渺小的普通人物，他们默默无闻地在环境的挤压下挣扎，直至悲戚地走向死亡。和上述变化相适应，在艺术表现上，深沉而压抑的控诉，取代了反抗斗争的呐喊，对于生活现象本身饱含情愫的客观描述，取代了作家主观激情的直接倾泻。所有这些，不仅使巴金四十年代作品更富于现实主义特色，也使他和时代的、文学的主潮一致的思想探索和艺术探索，达到了新的境界。
1947年以后，巴金经历了自走上文学道路以来从未有过的沉默时期。这时，他仍在文化生活出版社任总编辑。除1948年去台湾作过一次短期旅行，他的时间都花在编辑、翻译和读书上。他继续译完王尔德《快乐王子集》中的童话，以及妃格念尔的回忆录《狱中二十年》，还译了俄国作家库普林的《白痴》等短篇小说，德国作家鲁多夫·洛克尔别具一格的散文体评论《六人》，以及其它一些文章。他为亡故的三哥李尧林和友人罗淑、鲁彦、缪崇群，以及不认识的郑定文等编辑出版译文集或小说、散文集，把编印遗著，作为对他们最好的纪念。
巴金沉默着，等待着。中国革命的巨浪以不可遏止之势，在全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汹涌澎湃。腐朽的国民党反动派如江河日下，节节溃败。1949年5月27日，巴金以兴奋的心情迎来了上海的全部解放。 7月，他应邀北上，出席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会上，他同许多来自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初次见面，但“没有一点陌生的感觉。”他说：“我们同是文艺工作者，可是我写的书仅仅在一些大城市中间销售，你们却把文艺带到了山沟和农村，让无数从前一直被冷落、受虐待的人都受到它的光辉，得到它的温暖。我好象被四面高墙关在一个狭小的地方，你们却仿佛生了翅膀飞遍了广大的中国，去散布光明。”“因为有你们这样的文艺工作者生活在新中国的土地上，我才觉得做一个文艺工作者是一桩值得骄傲的事情。”(《一封未寄的信》)在这次会议上，巴金当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常务委员。这年9月，他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随着中国一个伟大时代的开始，巴金这位坚持正义和真理的作家，度过漫漫的长夜，终于走上了必然会走的道路，找到了应有的归宿。中国现代的历史表明，一个真正坚持反帝反封建思想立场的作家，一个不懈追求真理和光明的作家，一个同人民大众站在一起、决心为广大人民的幸福和自由奋斗的作家，不论他走的道路多么曲折，或早或迟，最终必将自觉地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融汇到一起。巴金的必然归宿，也是一切爱国的、正直的作家和知识分子共同走过的道路。
七、新的声音
1949年10月1日，是巴金毕生难忘的一天。这一天，他在北京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以无比激动和振奋的心情，参加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开国大典。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巴金开始在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下生活和创作，他的文学道路，展开了一个新的时期。
从建国到1966年初的十七年间，巴金怀着对新社会的热爱，经常深入实际生活，并参加了国内外许多社会活动。他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大会代表，先后担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协副主席、上海市文联主席、作协上海分会主席、 《收获》主编等职务。为推动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发展和繁荣，为促进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和友谊，巴金贡献了应有的力量。作为一个从不放下笔的作家，这一时期，他满怀由衷的喜悦之情，写出了近八十万字的短篇小说和散文，并翻译了屠格涅夫、高尔基和迦尔洵等的一些作品。从1957年5月到1961年11月，他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了收入自己1927年到建国前几乎全部文学创作的十四卷《巴金文集》。这四百多万字的文集，是他三十年来的思想探索和艺术探索的结晶，显示着他文学工作的实绩。此外，从1956年起，他还陆续写了十篇谈自己创作的文章，编为《谈自己的创作》。这些文章是了解和研究巴金的文学观点、文学创作的珍贵材料。巴金用作品和行动证实了自己的誓言：为伟大的新时代，“献出我的心、我的笔和我的全部力量。”(《〈巴金文集〉前记》)
这一时期，巴金的作品呈现出建国前作品从来没有的新特点。这首先表现在题材和主题方面。在崭新的生活面前，他放下了那支“写旧中国、旧社会的黑暗腐败，写剥削阶级的腐朽没落，写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悲欢离合，痛苦、死亡”的笔，转而热情描绘新人新事，朗声歌颂新的生活。其次，热烈，高昂，乐观，坚定，成为了巴金新作的基调。这些作品一扫建国前那种“淡淡的哀愁”和“忧郁、痛苦的调子”。这是新时代、新生活在巴金作品中的投影，也是他思想感情深刻变化的写真。昂扬的调子，充实的感情，宏亮的声音，为巴金那真挚热情的一贯风格增添了新的光彩。
反映朝鲜战场的生活和斗争，描绘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美好心灵和崇高精神，是巴金建国后创作中最重要的收获。1952年春和1953年秋，他两次去到朝鲜前线。这是巴金第一次深入火热的革命斗争生活。他怀着传播英雄业绩的强烈愿望，热情洋溢地写出许多关于朝鲜的作品。通讯《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金刚山上发生的事情》等，迅速及时地报道了战地的生活，勾勒出志愿军指战员的思想风貌;散文《朝鲜战地的春夜》、 《生活在英雄们的中间》、 《寄朝鲜某地》等，一往情深地吐露对英雄们的敬意，酣畅淋漓地倾吐自己受到的鼓舞。在短篇小说中，巴金用朴素亲切的笔触，塑造了许多真实感人、可亲可敬的志愿军英雄、特别是青年英雄的形象，如《坚强战士》中身负重伤、爬行十天九夜，终于胜利归队的张渭良， 《黄文元同志》中严守纪律的邱少云式的战士黄文元， 《团圆》中朝气蓬勃、爽朗乐观的文工团员王芳……。这些平凡而伟大的青年英雄，是巴金笔下第一次出现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这些形象的出现，为社会主义文学画廊增添了新英雄的肖象。
礼赞伟大祖国天翻地覆的变化，讴歌幸福的新生活和美好的新事物，抒写自己在新时代里欢乐而振奋的情怀，在巴金的新作中占有重要位置。人民的胜利和欢乐，使巴金那颗燃烧的心更加炽热。这一时期，他更多地为新生活表层的闪光吸引和激动，他倾全力歌颂生活的美好幸福，尽情吐露自己欢愉和感激的心情，如《大欢乐的日子》、 《“上海、美丽的土地，我们的!”》、 《我们伟大的祖国》、 《最大的幸福》等散文。尽管巴金这方面的作品还欠缺对现实生活更深刻的认识和反映，但他的感情是真挚的，他的心是赤诚的。
在巴金的新作中，还有不少记叙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深情厚谊的篇章。建国以后，巴金除去过朝鲜，还先后到苏联、波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印度、日本和越南等国参加国际会议或友好访问。他通过自己的见闻感受，赞美各国人民反帝反霸的正义斗争，歌颂人民的友谊事业。在这些散文中， 《从镰仓带回的照片》、 《富士山和樱花》和《几件纪念品》等篇，给人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巴金酬答外国友人的散文，有的不免浸染着特定时期的色彩，但是，正如他自己说的那样：“即使一些文章给时间淘汰了，但人民的友谊永远不会褪色。”(《里昂》)
八、“文革”中的日子
1966年夏季，中国大地处在一场大动乱的前夕。 6月，巴金作为中国代表团副团长，到北京参加亚非作家紧急会议，就已经感觉到“文化大革命”山雨欲来的气氛。8月，他在上海刚刚送走出席会议的一些外国朋友，就被造反派关进了上海作家协会的“牛棚”。 9月上旬，造反派抄了他的家。这以后，他不仅被剥夺了公民的权利，更遭到种种精神折磨和人身侮辱。各种形式的批判斗争会，更是接二连三。
1970年春节以后，巴金去到奉贤县上海文化系统“五·七”干校，在这里一直劳动到1972年冬。这时，他开始对眼前发生的一切感到怀疑，严峻的骗局似的现实教育着他，使他渐渐清醒。1972年8月13日，与他亲密相处几十年的妻子肖珊不幸病故。巴金以坚毅顽强的意志，顶住了这个极其沉重的打击。
1973年，巴金获准回到家中。 7月，“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爪牙宣布，他的问题“作内部矛盾处理，不戴反革命帽子”，以后又分配他到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译室，企图把他永远赶出文艺界。巴金在只有四平方米的小屋里，重译了屠格涅夫的《处女地》。接着，着手翻译赫尔岑的长篇回忆录《往事与随想》。译书时，他“仿佛同赫尔岑一起在十九世纪俄罗斯的暗夜里行路”，“象赫尔岑诅咒尼古拉一世的统治那样咒骂‘四人帮’的法西斯专政”。 (《一封信》)对公正的历史的信念，对社会主义祖国和对人民的信念，鼓舞着巴金。他坚决相信：人妖颠倒、善恶不分的日子，决不会太久了。
九、“做一个写到生命的最后一息的作家”
正义终于战胜了邪恶。1976年10月，巴金和全国人民一道，看到了“四人帮”的灭亡。梦魇般的日子过去了，他得到了第二次解放。1977年5月，巴金拿起被夺去十年的笔，写了散文《一封信》和《第二次的解放》，诉说积郁在胸中的激情和感愤。它们既是歌颂解放、光明的诗章，又是讨伐专制、黑暗的檄文;既浸透着血泪的痛楚，又洋溢着乐观的精神。文章发表后，读者纷纷投书表示祝贺和尊敬。同庚老友沙汀为看望他从四川专程赶到上海。八十二岁高龄的叶圣陶欣喜地从北京寄去一首诗，诗中写道：“今春《文汇》刊书翰，识与不识众口传。挥洒雄建犹往昔，蜂虿于君何有焉。”
这之后，巴金还发表了描写志愿军英雄人物的短篇小说《杨林同志》，以及《望着总理的遗象》、 《衷心感谢他》等怀念周恩来、陈毅、郭沫若和友人何其芳、金仲华等多篇情深意挚的散文。1978年7月到1980年12月，他写了十一篇创作回忆录，娓娓叙说自己一些小说和散文的创作过程。这些文章不但推心置腹地谈到他写作的具体情景，也表露出他的审美情趣和对创作规律的独到见解。
从1978年底起，巴金开始写作记录自己“随时随地的感想”的《随想录》，到1984年已出版了四集。巴金说：“它们都是我现在的真实思想和真挚感情”(《〈随想录〉后记》)。这些就文学和生活的种种问题发表看法的文章，不论是现实的感兴，还是往事的追思，既把笔触伸向社会和历史的深处，又坦率地挖掘自己的灵魂，表现出巴金对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的严峻思考。他所写的不仅是个人的经历和感受，也照出了同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在这些寓深沉于平淡的文章中，巴金把心交给读者，毫无掩饰地讲出自己心里的真话。 《随想录》显示的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真实自然的人格光辉，深受国内外广大读者的尊敬。
1981年，巴金编选了收入1927年到1981年主要作品的十卷本《巴金选集》。这是继《巴金文集》之后规模最大的一部巴金作品集。他把编辑工作当作“后事”之一来做，使这部选集能“保留我的真面目”。此外，他还先后编辑了建国三十年散文选集《爝火集》，以及收入建国前后有关文章的《序跋集》和《怀念集》。
为了推动国际文学交流，增进中国作家同世界各国作家之间的了解和友谊，1979年4月以后，巴金多次率中国作家代表团、中国世界语学会代表团、中国笔会中心代表团，到法国、日本、瑞士和瑞典等国参加重要国际会议，进行友好访问，受到各国人民和作家的热烈欢迎。
1980年12月，巴金在《关于<寒夜>》一文中倡议“办一所中国现代文学馆”，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资料中心和研究中心。此后，又多次重申这一建议。巴金具有远见卓识的倡议，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得到茅盾、叶圣陶、夏衍、冰心、丁玲、臧克家、曹禺、艾青、唐弢等的赞同和支持。1981年10月，中国作家协会成立了有巴金参加的筹备委员会。为筹建现代文学馆，巴金捐赠现款十五万元，此后又陆续捐献新收入的稿费二万多元，并将珍藏的书刊，手稿等三千多件捐赠该馆。此外，他还把珍藏的许多外文书刊，捐赠给北京图书馆。对于旨在繁荣新时期社会主义文学创作的各种活动，巴金都给予关注和支持，他热情地抱病著文推荐新作，并为优秀作品评奖大会撰写讲话稿。这一切，充分表现出巴金对发展文学事业的极大热忱。
对于巴金几十年来孜孜不倦的辛勤劳动，对于他为革命事业和文学事业做出的卓越贡献，党和人民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在1979年召开的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巴金和郭沫若、茅盾等一起，并列为“以鲁迅为代表”的“一代文学巨匠”。1980年以后，他先后被选为中国笔会中心会长、中国作家协会主席。1983年6月，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1984年8月，上海市第三次文代会推举他为上海市文联名誉主席，会议全体代表在给他的致敬信中，称他为“杰出的文学大师”，并表示：“您的道德、文章，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巴金杰出的文学成就，还使他为中国人民、中国文学赢得了世界的荣誉。几十年来，他的许多作品先后被译为英、俄、日、法、德、瑞典、朝鲜和世界语等近二十种文字，在全世界广为传播。1982年4月他荣获意大利但丁国际奖。1983年5月，他获得法国荣誉军团勋章。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在授勋仪式上称颂巴金是“大师”、“不朽作家”，是“本世纪伟大的见证人之一”;并说：“你不仅是中国伟大的作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你为人类的文化事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1984年5月，巴金被国际笔会第四十七届大会特邀为“世界七大文化名人”之一与会，受到极其热烈的欢迎。
巴金表示：“我只是一个作家、一个到死也不愿放下笔的作家。”(《大镜子》)这位八十高龄的老人，至今仍在继续抒写自己的爱和憎。他心里那团熊熊燃烧的火是烧不尽的，他满身那永不衰竭的感情是倾吐不完的。他要写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的爱，他的恨，将伴随着他的著作永驻人间。
注释
附录一 巴金文学创作集要目
《巴金文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第一卷,1958年3月初版。收中篇小说《灭亡》、 《新生》、《死去的太阳》、 《海的梦》。
第二卷,1958年3月初版。收中篇小说《春天里的秋天》、 《砂丁》、 《雪》。
第三卷,1958年4月初版。收中篇小说《雾》、 《雨》、 《电》及短篇小说《雷》。
第四卷,1958年5月初版。收长篇小说《家》。
第五卷,1958年8月初版。收长篇小说《春》。
第六卷,1958年10月初版。收长篇小说《秋》。
第七卷,1959年6月初版。收短篇小说集《复仇集》、 《光明集》、《电椅集》。
第八卷,1959年6月初版。收短篇小说集《抹布集》、《将军集》、《沉默集》、《沉落集》、 《神·鬼·人》。
第九卷,1959年10月初版。收短篇小说集《沉默集》(二)、 《发的故事》、 《还魂草》、 《小人小事》。
第十卷,1961年10月初版。收散文集《忆》、 《短简》 (一)、《生之忏悔》、 《点滴》、 《梦与醉》、 《控诉》、 《无题》、《黑土》、 《龙·虎·狗》、 《废园外》、 《怀念》、《静夜的悲剧》。
第十一卷,1961年10月初版。收散文、随笔集《海行杂记》、 《从南京回上海》、 《旅途随笔》、 《旅途通讯》、《旅途杂记》、《短简》 (二)。
第十二卷,1961年11月。收长篇小说《火》第一部、第二部、第三部。
第十三卷,1961年12月。收中篇小说《憩园》、 《第四病室》。
第十四卷,1962年8月。收长篇小说《寒夜》及创作谈《谈自己的创作》。
《巴金选集》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7月初版。
第一卷(《家》)。
第二卷(《春》)。
第三卷(《秋》)。
第四卷(《雾·雨·电》)。
第五卷(《海的梦》、 《春天里的秋天》、 《憩园》)。
第六卷(《第四病室》、 《寒夜》)。
第七卷(短篇小说选。选入建国前短篇小说29篇,童话3篇)。
第八卷(散文随笔选。选入建国前散文、随笔等93篇)。
第九卷(新声及其他。选入建国后短篇小说、特写、散文、随笔等91篇)。
第十卷(谈自己。收入谈生平及创作的文章33篇)。
《巴金选集》(上下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3月初版。作者自选建国前后短篇小说26篇,散文22篇,谈创作10篇。
《巴金散文选》(上下册),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7月初版。经作者审订,收建国前后散文149篇。
《随想录》(第一集),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79年12月初版;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6月初版。
《探索集》(《随想录》第二集)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1年4月初版;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7月初版。
《真话集》 (《随想录》第三集),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2年10月初版;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2月初版。
《病中集》(《随想录》第四集),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4年10月初版;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12月初版。
附录二 巴金研究的论著及传记资料简目
(一)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巴金创作研究小组 《巴金创作评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12月初版。
武汉大学中文系三年级巴金创作研究小组《巴金创作试论》,湖北人民出版社1959年9月初版。
余思牧《作家巴金》(现代作家研究论丛之一),香港南国出版社1964年1月初版。
陈丹晨《巴金评传》(中国现代作家评传丛书),河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8月初版。
李存光《巴金民主革命时期的文学道路》,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初版。
谭兴国《巴金的生平和创作》 (现代作家作品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3月初版。
张慧珠《巴金创作论》(现代作家作品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初版。
明兴礼(法国)著 王继文译《巴金的生活和著作》,上海文风出版社1950年5月初版。
奥尔格·朗(美国)《巴金和他的作品》(哈佛东亚丛书28)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1967年初版。
Л、А·尼科尔斯卡娅(苏联)《巴金作品概论》,苏联莫斯科大学出版社1976年初版。
内森·K·茅(美国) 《巴金》(特维恩世界作家丛书),美国特维恩出版社1978年初版。
(二)
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编《巴金研究资料汇编》(中国现代作家研究资料丛书第11册),大众日报印刷厂1960年5月初版。
贾植芳等编《巴金专集》(1)(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7月初版。
贾植芳等编《巴金专集》(2)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初版。
李小林、李国糅编《巴金论创作》(中国现代作家论创作丛书),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2月初版。
李存光编《巴金研究资料》(上、中、下三卷) (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研究资料丛书),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年9月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