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学(孔孟荀)·清儒的“先秦儒学”研究

明代王学遍布天下，学者都尚空谈而不务实学，顾炎武认为明代的覆灭实由于此，他说：“刘、石乱华，本于清谈之流祸，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谈，谈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遗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辞其末。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政论学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日知录》)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朱舜水等莫不排斥王学，黄宗羲虽不排斥王学，亦力矫王学的空疏;至于颜元，则不但攻击王学，而且直攻程、朱。清初诸儒，如此坚决地反对王学，结果必然走到实学一方面去。清代学术变迁的大势，皮锡瑞《经学历史》说：“国朝经学凡三变;国初汉学方萌芽，皆以宋学为根柢，不分门户，各取所长，是为汉、宋兼采之学;乾隆以后，许、郑之学大明，治宋学者，说经皆举实证，不空谈义理，是为专门汉学;嘉、道以后，又由许、郑之学，导源而上，《易》宗虞氏以求孟义，《书》宗伏生、欧阳、夏侯，《诗》宗鲁、齐、韩三家，《春秋》宗《公》、《谷》二传。汉十四博士今文说，自魏、晋沦亡千余年，至今日而复明，实能述伏、董之遗文，寻武、宣之绝迹，是为西汉今文之学。”今人周予同作《经今古文学》，引申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的观点来解释皮锡瑞的说法，他说：“清初学术界承晚明王学极盛之后，学者束书不观，游谈无根，于是顾炎武等起而矫之，大唱‘舍经学无理学’之说。那时汉学初萌芽，大抵以宋学为根柢，而不分门户，各取所长，可以说是汉、宋兼采之学，也可以说自明复于宋而渐及于汉、唐。这是第一期。乾隆以后，惠栋、戴震等辈出，‘为经学而治经学’之风大昌。说经主实证，不空谈义理，于是家诵许、郑;而群薄程、朱。这可以说是专门汉学，也可以说是自宋而复于东汉。这是第二期。嘉庆、道光以后，由许、郑之学导源而上，《诗》宗三家而斥毛氏，《书》宗伏生、欧阳、夏侯而去古文，《礼》宗《仪礼》而毁《周官》，《易》宗虞氏以求孟义，《春秋》宗《公羊》而排左氏，西汉十四博士之说至是复明。这可以说是西汉今文学的复兴，也可以说是自东汉复于西汉。这是第三期。光绪末年，康有为作《孔子改制考》，说先秦诸子都是‘托古改制’，经皆孔子所作，尧、舜皆孔子依托，于是诸子学大兴，其影响直及于现代之古史研究者。……这可以说自西汉复于周、秦，也可以说是超经传之诸子的研究。这是第四期。”这是清代学术的概貌，对孔、孟、荀的研究仅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主要著作有：刘宝楠《论语正义》、戴子高《论语注》、焦理堂《论语补疏》和《孟子正义》、戴东原《孟子字义疏证》、刘台拱《论语骈枝》、毛奇龄《论语稽求篇》、江永《乡党图考》、程廷祚《鲁论说》、宋翔凤《孟子赵注补正》、汪容甫《荀卿子通论》和《荀卿子年表》、郝兰皋《荀子补注》、刘台拱《荀子补注》、陈奂《荀子异同》、陈昌齐《荀子正误》、王石臞《读荀子杂志》、俞荫甫《荀子平议》、王先谦《荀子集解》等。

《论语稽求篇》是毛奇龄专为驳斥朱熹《章句》而作，共七卷九十一条。毛氏自叙其写作动机说：“《论语稽求篇》者，予归田后复读《论语》之所为作也”，“今之习《论语》者未尝于新旧两注有所窥见，一遇引经辄墨守《章句》，以为功令所在，不可逾越，是徒以一时肄业之故而反欲废千圣百王之所学，不可也”，“因辑《鲁论》所记者汇为七卷，名曰稽求。将欲藉考稽以求夫义类之真是者”。毛氏旁征博引，资料极为宏富，“于礼仪、军制、方名、象数、文体、词例，无不反复堆勘，以证朱注之讹，而申己论之确” (周中孚 《郑堂读书记》)。

《乡党图考》是江永以经传考证《论语·乡党》篇制度名物的礼学研究专著，共十卷。江永之学远承朱熹“格物”遗教，意欲完成朱子未竟之志，成礼乐之完书，虽被指斥为僭妄也有所不辞。他痛惜经学研究中“著述家得其大者，遗其细，如宫室、衣服、饮食、器用皆未暇数之”，因此“辑《乡党图考》十卷，自圣迹至一名一物必稽诸经传，根诸注疏，讨论源流，参证得失，宜作图谱者绘图彰之，界画表之”(《自序》。第一卷为图谱，记孔子先世及纪年与制度名物;第二卷为圣迹，随事考核，以归实录;朝聘一卷，评考其始末;宫室为一卷，以朱熹《仪礼释宫》为依据;衣服分上下两卷，考证详细;饮食一卷;器用一卷，详考本舆制度; 容貌、杂典各一卷。

《鲁论说》是程廷祚阐释自己对《论语》见解的著作，共四卷。全书基本遵循颜李学派观点。《自序》谓孔子之道易知，其教易从，要在率天下以立人道而已。“率天下以立人道是程氏思想的纲领，也是颜李学派的宗旨。胡适评价这是一部很平实的 《论语》解，很平和地指驳朱熹注中的错误，很平和地陈说他自己的见解，“全书的宗旨只是要剥去宋儒的心性玄谈，使《论语》恢复成一部平平实实 ‘立人道’的书。例如第一章 ‘学而时习之’，朱注有 ‘明善而复其初’的玄谈，程只说‘古者学必有业，古所谓业，《诗》、《书》、《礼》、《乐》而已’。又如 ‘子使漆雕开仕’一章，宋儒注一个‘斯’字，说是‘指此理’，又说什么 ‘心术之微’。程氏只依古注说 ‘斯’指仕进之道。又如 ‘克己复礼’一章，宋儒解 ‘己’为 ‘身之私欲’，程只说 ‘视听言动即己也’。” ( 《清溪文集》附录《颜李学派的程廷祚》)

《论语骈枝》是刘台拱阐发《论语旨意》之作，共一卷十五条。此书旨在维护《论语》经说，推广郑玄所作注;驳正孔安国注，怀疑孔注出于魏人假托。刘氏以为《论语》是孔子微言大义所在，用力甚勤。书中首先发明 《论语》辞句之义，例如引证《释器》、《释训》以证切磋琢磨之义;进而阐述孔子意旨。指出《集解》及皇侃、邢昺二疏都鹘突不分明。书中或论辨章节的划分，或辨证字音，或发明礼仪，或点明《论语》一书的体例、语势，或证明《孟子》之误，或驳斥众说以阐发己意。此书特别推崇郑玄之注。

《论语正义》是刘宝楠、刘恭冕父子集《论语》注疏大成的一部新疏。刘氏父子服膺郑氏学而不满皇侃，邢昺两家之疏，认为皇氏所载魏恶诸儒讲义，“多涉清玄，于宫室衣服诸礼，阙而不言”，而“邢昺又本皇氏，别为之疏，依文衍义，益无足取”(刘恭冕《论语正义·后序》)。道光八年，刘宝楠依焦循作《孟子正义》例作《论语正义》，先为长编数十巨册，而后荟萃折衷。经注文从邢疏本，而列汉唐《石经》、《皇疏》及《经典释文》各本异文于疏中。清人所辑郑注亦悉载于疏中。刘氏打破汉学宋学的门户之见，不专己之学，不守一家之言，广泛征引，择善而从。疏解体例，亦不墨守疏不破注的积习，“故于注义之备者，则据注以释经;略者，则依经以补疏;有违失未可从者，则先疏经文，次及注义;若说义二三，于义得合，悉为录之。”(《论语正义·凡例》)刘氏不空谈篇指章指，解说经义，证明典礼，期于实事求是，折中大体得当。咸丰五年，书将垂成而刘宝楠病卒;由其子刘恭冕继续撰写，同治四年全书写定。前后历时三十八年。

《孟子师说》是朴学大师黄宗羲论述其师刘宗周关于《孟子》学说之宗旨的著作。共一卷。黄氏说：“先师子刘子于《大学》有《统义》，于《中庸》有慎独义，于 《论语》有 《学案》，皆其微言所寄，独《孟子》无成书。羲读《刘子遗书》，潜心有年，粗识先师宗旨所在，窃取其意，因成《孟子师说》一卷，以补所未备。” (自序) 宗羲之学大旨以阳明之说为本，于朱熹之说多未首肯，谓“象山云读书讲求义理，正是告子外义工夫，亦已深中其病。而朱子谓其静坐澄心，却是外义，恐未必然也”。在人性论上主孟子性善说，认为“心是无善无恶，其如动而为好恶，好必善，恶必恶。如火之热，水之寒，断断不爽。乃见其所为善者，孟子性善之说本此”。发明慎独工夫之重要，认为“容貌辞气皆一心之妙用，一丝一窦漏，一隙一缺陷，正是独体之莫见莫显处。若于此更加装点意思，一似引贼入室，永难破除”。黄氏对其师后世蒙受毁伤甚为愤慨，谓“毁誉失真，孟子虽为一时言之，而后世大抵皆然。如程朱门人尽有庸下而无不多誉，象山阳明至今毁者不已。至于青史，其淆弥甚。人言盖棺论定，君子之论定，毁誉之论未始有定也”。

《孟子字义疏证》是戴震以疏证《孟子》之字义的方式发挥自己哲学思想的著作。共上中下三卷。震在此书中集中地批判了程朱理学，考究理欲之辨以驳斥宋儒。震本人对此书很是重视，谓“仆生平著述最大者为《孟子字义疏证》一书，此正人心之要”;又说“今人无论正邪，尽以意见误名之曰理，而祸斯民，故《疏证》不得不作”(《与段玉裁书》)。开卷即阐明理、欲之异同，以情欲遂达于纤悉无憾者为理，以推己反躬忠恕絜情为得理之必由途径。认为程朱之不知理，同于释老，大有害于道，指出“程子朱子之求道心，久之知其不可持以衡鉴事物，故终谓其非也”。指出使孔孟之道丧亡的是宋儒，他说：“六经孔孟而下，有荀子矣，有老庄释氏矣，然六经孔孟之道犹在也。自宋儒杂荀子及老庄释氏以入六经孔孟之书，学者莫知其非，而六经孔孟之道亡矣。”(卷上)卷中论天道及性。卷下论及其他。震在本书中强调“天理”与“人欲”在自然基础上的统一，揭露程朱所倡导的“理”完全是“尊者”、“长者”、“贵者”等压迫“在下之人”的工具，是“以理杀人”;“以理杀人，浸浸乎舍法而论理”。

《孟子正义》是焦循集《孟子》注疏大成的著作，共三十卷。焦循推重《孟子》书及赵氏注，而不满孙疏。于是博采经史传注以及清儒之书中有关《孟子》的资料，先为长编，再荟萃精义，删繁补缺，纂成《孟子正义》。该书打破唐宋诸儒疏不破注的积习，于赵氏之说或有所疑，加以驳正。所引广博，“或申赵义，或与赵殊，或专翼孟，或杂他经，兼存备录以待参考”(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卷一二)。于训诂名物考证最详，于仁义道德性命之义理亦阐述精微。所引六十余家皆称某氏，征引清儒程瑶田《论学小记》及戴震《孟子字义疏证》两家为最多，间有己意，用按语别之。其子焦廷琥有所见，亦录而存之。范希曾《书目答问补正》说：“清儒注《孟子》，焦书最完善。”

以上是《论语》和 《孟子》的研究著作，关于《荀子》，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论之甚详，他说：“荀子与孟子同为儒家两大师，唐以前率皆并称。至宋儒，将《孟子》提升为经，而 《荀子》 以‘异端’见斥。其书晻昧七八百年了。乾隆间汪容甫著《荀卿子通论》、《荀卿子年表》(俱见《述学·内篇》)，于是荀子书复活，渐成为清代显学。其书旧注只有唐杨倞一家，尚称简絜，而疏略亦不少。刻本复有讹夺。容甫盖较正多条，然未成专书。专书自谢金圃(墉)、卢抱经之合校本始，今浙刻二十二子本所采是也。(书中列辑校名氏除卢、谢外，尚有容甫及段茂堂、吴兔床、赵敬夫、朱文游五人。)此本虽谢卢并名，然校释殆皆出抱经。(谢序云：“援引校雠，悉出抱经，参互考证，遂得藏事。”然则此书实卢校而谢刻耳。)在咸同以前，洵为最善之本。卢校出后，顾涧苹复校所得宋本，续校若干条，为《荀子异同》(一卷)，附辑《荀子佚文》。郝兰皋亦为《荀子补注》(一卷)，刘端临(台拱)为《荀子补注》(一卷)，陈硕甫(奂)为《荀子异同》，陈观楼(昌齐)《荀子正误》，(卷数俱未详。)皆有所发明。而王石臞《读荀子杂志》(八卷)较晚出，精辟无伦，诸家之说时亦甄采。次则俞荫甫《荀子平议》(四卷)，体例同石臞。自顾郝至王俞，皆条释别行，不附本书。最后乃有王益吾(先谦)著《荀子集解》二十卷，自杨倞至清儒诸家说网罗无遗，而间下己意，亦多善解。计对于此书下工夫整理的凡十五家，所得结果令我们十分满意。”此为荀子研究的一般情况。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这些研究基本上由于受了乾嘉学派的影响，多从“注”和“解”方面去考证的，很少涉及荀学的归属问题。就对荀子作了比较全面的研究的汪中而言，也主要从荀子的传经之功而作出肯定，他说：“荀卿之学，出于孔氏，而尤有功于诸经。”(《荀子通论》)这无疑从一个角度否定了宋儒的“道统心传”，恢复了荀子“儒家传经大师”的地位，扭转了自宋以来尊孟抑荀的各种偏见，掀起荀学研究的热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