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儒学与中国史学·儒学对中国史学的影响·儒家风范与良史素质

作为一位优秀的史家，应该具备怎样的素养和品质? 这是中国古代史家都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唐代刘知几将史家必须具备的素质概括为史才、史学、史识三个方面，可谓得到后世的公认。清代章学诚又进一步发挥而提出“史德”后，“才”、“学”、“识”、“德”便成为中国古代公认的良史素质的标准。刘知几说：“史有三长才、学、识，世罕兼之，故史者少。 夫有学无才，犹愚贾操金，不能殖货;有才无学，犹巧匠无楠斧斤，弗能成室;善恶必书，使骄君贼臣知惧，此为无可加者。”(《新唐书·刘知几传》)根据刘知几所说，所谓“才”，指搜集、鉴别、组织史料的能力，叙事、载言和撰写文章的能力，以及运用体例、编次内容的能力，即刘知几说的“刊勒一家，弥伦一代，使其始末圆备，表里无咎”(《史通·覆材》)。如果史家没有一定的才能，就不能使所撰史书达到这样要求。所谓“学”，是指具有广博的历史知识，掌握丰富的历史资料，这正是刘知几在《史通》里一再论述的广搜博采。如果“不窥别录，不讨异书、专治周，孔之章句，直守迁、固之纪传”(《史通·杂述》)，孤陋寡闻，自然难以成为一名优秀的史家。所谓“识”，则是指见解、观点和秉笔直书，忠于史实的品质。刘知几认为“才”、“学”、“识”三者缺一不可。在这三者中，刘知几最重史识，其次是史才，再则是史学，他的这个见解在《史通》各篇中都可以体会出来。

章学诚肯定了刘知几的“三长”理论，指出“才、学、识三者得一不易，而兼三犹难。千古多文人而少良史，职是故也”。又说作为一个史家，“非识无以断其义，非才无以善其文，非学无以练其事”(《文史通义·史德》)。但是，他认为一个良史的素质，仅有这“三长”还不全面，因此他又增补了一个“史德”。他所谓的“史德”，就是“著述者之心术”，即史家著史时能否忠实于客观史实，做到“善恶褒贬，务求公正”的良好品德。章学诚认为如果一个史家不具备史德，有着野心和私心，虽然他的才、学、识皆强，在著史时，也往往会篡改史实，任情褒贬，这就不可能成为良史。对于“才”、“学”、“识”、“德”这四者，在章学诚看来，还是有主次之分的，“才”、“学”、“识”固然重要，但最根本的是“史德”，对于良史来说，最重要的是“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于人”(《文史通义·史德》)，就是要努力探寻出历史发展的客观事实，如实反映历史，而所撰之史书，既要“自成一家”，又要“传人适如其人，述事适如其事”(《文事通义·古文十弊》)。在此前提下，再进行必要的文辞修饰。如果只单纯追求文句上的华丽，而忽视内容的真实，那就是“舍本而逐末”，就不足为取了。

“才”、“学”、“识”、“德”基本上包括了史家素养的几个方面。尽管各个时代有各个时代的内容，各个阶级对“才”、“学”、“识”、“德”的要求也有所不同，但从精神上看则是共通的。而良史的素质标准，却与儒学思想一脉相承。“才”、“学”、“识”、“德”实可概括为广义的才学和品格两大内容，而这两点，又为儒家所一贯提倡。儒家认为最高的理想人格是“圣人”。圣是最高的人格，是为人民解决问题的人，所谓“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有弟子问孔子：你算是圣人吗? 孔子答道：我怎能算圣人? 我只能做到两点：“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他的弟子认为“学而不厌”就是智，“诲人不倦”就是仁，既仁且智，就是圣人了(参见《论语·述而》及《孟子·公孙丑上》载子贡对此事的看法)。在孔子看来，博学是通向圣人的阶梯，因此，儒家特别强调学习的重要，荀子还特别撰写了《劝学》篇，号召人们“学不可以已”。与此同时，儒家又特别强调道德的重要，在孔子的学说中，以“仁”为道德的第一原则，不但提出道德至上，而且还形成了他自己的道德思想体系。孔子认为，要实现儒家的理想，道德和学问是个人必备的条件，二者缺一不可，他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所谓“游艺”，即指对礼、乐、射、御、书、数六艺的学习。因此，孔子对那种“德之不修，学之不讲”(《论语·述而》)的人深感忧虑。

儒家的道德学问论施于史学，便出现了孟子对史学“事”、“文、“义”的认识。“事”，指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活动而言;“文”，是对“事”的文字记述，是就史著在文学表达方面应达到什么标准而言;“义”，是指史家以自己的史学思想和理论为指导，并贯注于史学著作之中。孟子的“事”、“文”、“义”理论，虽然是从史著构成要素的角度而提出的，但也涉及到了史家的素质问题，因为“事”和“文”涉及到史家史识或史德问题。孟子对这两方面问题的看法都反映出儒家的道德学问观。《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楚王对左史倚相的评论，说他“是良史也，子善视之，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邱》”。《国语·楚语下》载王孙圉对左史倚相的评论，说他“能道训典以叙百物”。可见当时人们已普遍认为作为一名良史，一定要具有渊博学识。《左传》所载的晋国太史董狐等史官秉笔直书的故事，说明当时的史家已将能否真实地反映历史事实作为是否具有史德的一项标准来自觉要求自己。

儒家道德学问观以及孟子“事”、“文”、“义”理论的提出，使史家对著史者个人素质的具体要求有了明确的依据。历代史家都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良史应具备的素质。刘知几在全面总结中国封建社会前期史学的论述中，不但强调了孟子“事”、“文”、“义”在史著形成过程中相辅相成的关系，而且以“事”、“文”、“义”为基础，对史家的素质提出较全面的要求。刘知几所谓的“才”，是对“文”的发展;所谓“学”，是对“事”的发展;所谓“识”，是对“义”的发展。章学诚则进一步阐明“事”、“文”、“义”在史著中的地位，强调史义最为重要，他也在“事”、“文”、“义”的基础上，对刘知几所总结的史家“三长”素质论加以发挥，发展成“三长”、“史德”论，形成了对史家素质的完备要求。刘知几、章学诚所概括的史家应具备的素质标准，实质上也是儒家思想对史家素质要求的具体反映。

在儒家的道德学问观中，还强调身体力行、勤于实践、锲而不舍的精神对于达到道德学问的最高境界的重要性。《礼记·中庸》在阐释儒家提倡的“三达德”(三种通行于天下的美德)时说：“子曰：好学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孔子很重视身体力行，反对说得多做得少，反对只说不做：“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宪问》)“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论语·里仁》)孔子还强调锲而不舍的精神，“学如不及，犹恐失之”(《论语·泰伯》)。荀子也说：“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劝学》)

儒家所倡导的这种为追求理想而注重身体力行、锲而不舍的精神，对中国古代的史家影响很大。优秀的史家大都能以此为标准来要求自己，并将之贯彻到自己的史学活动中。司马迁在写《史记》前进行了一次实地调查的漫游壮举，走了大半个中国，印证了许多历史文献的记载和传闻，获得了大量生动翔实的史料。他在撰写《史记》的过程中，忍受了精神和肉体的折磨，“就极刑而无愠色”，发愤写作，锲而不舍，终于完成了这部不朽的名著。

司马迁在身体力行、锲而不舍两个方面为后世的史家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他以后的历代优秀史家继承了司马迁的治学精神，为中国史学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如南北朝地理学家、史学家郦道元，在司马迁精神的鼓舞下，爬山涉水，足迹遍布大半个华北地区。所到之处，郦道元无不细心察看，认真探究，纠正了许多不正确的说法，完成了他的历史地理巨著《水经注》。又如顾炎武治学，“自少到老，无一刻离书。所至之地，以二骡二马载书，过边塞亭障，呼老兵卒询曲折，有与平日所闻不合，即发书对勘;或平原大野，则于鞍上默诵诸经注疏”(《清史稿· 顾炎武传》)。再如清初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为了完成《读史方舆纪要》，同样重视实地调查研究，为获取第一手材料，他常常“舟车所经，亦心览城廓，按山川，稽里道，问关津，以及商旅之子，征戍之夫，或与从容论，考核异同”(《读史方舆纪要》。经过他三十余年的努力，终于完成这部历史地理名著。

有的优秀史家，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通过实地调查获得丰富史料的经历，但他们在锲而不舍、刻苦攀登的治学精神方面，也闪烁着耀眼的光辉，其行为令人钦佩。如司马光写《资治通鉴》夜以继日，辛勤劳作，用了十九年的时间，编成《通鉴》一书，对书中所用史料，一一加以考核，他在洛阳积累的残稿，就有两屋之多。后人见到他的残稿，皆蝇头小楷，无一字潦草。又如郑樵为了实现“集天下之书为一书”的宏伟志愿，不应科举，而在夹漈山造草屋三间，在此读书、著述、讲学三十年。他十年为经旨之学，三年为礼乐之学，五、六年为天文、地理、虫鱼草木之学，八、九年为讨论之学(见《献皇帝书》)，又广历名山大川，搜奇访古，搜访图书，实地调查研究。郑樵父亲早逝，家道衰微，生活清苦，但这些不利条件都从未曾动摇过他的坚强意志，他在夹漈山中，常常是“寒月一窗，残灯一席，讽诵达旦而喉舌不罢劳，……或掩卷推灯，就席杜目而坐，耳不属，口不诵而心通，人或呼之，再三莫觉”。即使“困穷之极，厨无烟火，而诵记不绝”，“风景雪夜，执笔不休”(《夹漈遗稿》)。在平时，郑樵只要有书读，能够进行他的学术研究便感到心满意足，对生活方面的要求很低，“夏不葛亦凉，冬不袍亦温，肠不饭亦饱。头发经月不栉，面目衣裳垢腻相重不洗”。以致亲友们把他看作“为痴、为愚、为妄”(《与景韦兄投宇文枢密书》)。可见郑樵刻苦治学精神，的确达到了如醉如痴的地步。郑樵也大力提倡治学必须注意实践知识，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如他为了研究植物，经常到田野里去向老农请教，为了观察动物的生活状态，他常在夜深人静或黎明前潜入深山丛林之中，“与夜鹤晓猿杂处，不问飞潜动植，皆欲究其情性”(《昆虫草木略序》)。由于郑樵三十余年锲而不舍，刻苦治学，积累大量的资料，为他后来编纂《通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之所以能在短短的二、三年内完成六百万字的《通志》，决非出于偶然。明末清初史学家谈迁一生是在穷困潦倒的环境中度过的，他用了二十多年的功夫完成的编年体史著《国榷》书稿，竟被盗窃一空，这时他已是五十多岁的人了。面对如此沉重的打击，他抱定决心，立志重新将《国榷》写出来，又经过数年努力，他终于又完成了《国榷》的第二遍稿。他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坚忍不拔的毅力是多么令人敬佩。

中国古代优秀的史家，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都具有良好的素质和品质。他们都酷爱修史的事业，都有着远大的抱负，都能达到史家才、学、识、德标准的基本要求;都有着勤奋好学、锲而不舍的精神;都有着勤于实践、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对史家基本素质的要求和史家们循此要求而形成的治学精神，在中国传统史学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个优良的史学传统，它是使中国古代史学繁荣发达的重要原因，也是中国古代史学遗留给我们的 一份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