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学·清代墨学·关于墨家的评论

康熙时著名学者韩菼，作《杨墨》一文，旨在辟佛，但从杨墨说起。他指出 ：“佛氏之初，如不爱身以济众生之说，固近乎墨。”“夫由杨墨之道，固未至于无君父也，由其说而推其害，直可以无君父。孟子固忧其祸之无终也。后佛学入，直敢冒不讳，使大伦几涂地无余。”(《有怀堂文稿》卷二十二)韩菼第一个将墨学与佛学相联系。

乾隆时著名学者毕沅对墨学有重大贡献，是第一位为《墨子》全书作注者(详后)，也是清代第一位为墨子作公开辩护的人。其《墨子注叙》说：“世之讥墨子，以其节葬、非儒说。墨者既以节葬为夏法，特非周制，儒者弗用之。非儒，则由墨氏弟子尊其师之过。其称孔子讳及诸毁词，是非翟之言也，案他篇亦称孔子，亦称仲尼，又以为孔子之言亦当而不可易，是翟未尝非孔。”肯定韩愈所谓儒墨之辩生于末学，非二师之道本然，墨子所谓“凡入国，必择务而从事焉”，“是亦通达经权，不可訾议”，《备城门》诸篇，“皆古兵家言，有实用焉”。还认为《墨子》书中少数为墨翟自著，多数是“门人小子记录所闻”。这些意见，都是比较公正的。

毕沅的朋友孙星衍，为《墨子注》作后叙，进一步论证墨家出于夏礼，节葬、节用，明鬼、兼爱皆大禹之遗教。“孔子生于周，故尊周礼，不用夏制。孟子亦周人而宗孔，故于墨非之，势则然也”。这样说，用意是提高墨家的地位。

有清一代，给墨学以最高评价的是汪中。汪氏有《墨子表征》，已佚，今存长篇叙文。其中提出：“墨之节葬，非乐，所以救衰世之弊，其意(与荀子)相反而相成也。若夫兼爱，特墨之一端。然其所谓兼者，欲国家慎其封守，而无虐其邻之人民畜产也。虽昔先王制为聘问吊恤之礼，以睦诸侯之邦交者，岂有异哉!彼且以兼爱教天下之为人子者，使以孝其亲，而谓之无父，斯已枉矣。……世莫不以其诬孔子，为墨子辜。虽然，自今日言之，孔子之尊，固生民以来所未有矣。自当日言之，则孔子鲁之大夫也，墨子宋之大夫也，其位相埒，其年又相近，其操术不同，而立言务以求胜，虽欲平情核实，其可得乎?是故墨子之诬孔子，犹孟子诬墨子也，归于不相为谋而已矣。吾读其书，惟以三年之丧为败男女之交，有悖于道。至其述尧舜，陈仁义，禁攻暴，止淫用，感王者之不作，而哀生人之长勤，百世之下，如见其心焉。《诗》所谓 ‘凡民有丧，匍匐救之’之仁人也。其九流之中，惟儒足与之相抗，自余诸子，皆非其比。” (见《述学》)

汪氏此说惊世骇俗，引起卫道者的极大愤慨。同时人翁方纲作《书墨子》，指斥汪中“敢言孟子兼爱无父之说为诬墨子，此则名教之罪人”。翁氏竟主张革掉汪中的“生员衣领”，称之为“墨者汪中”(《复初堂文集》卷十五)。翁方纲本人也研究墨子，并参加了毕沅《墨子注》的校订工作，毕沅对墨子评价也不低，因为官大，翁方纲不敢冒犯，只好拿穷秀才汪中发火。

同时人张惠言，也是墨子的研究者，也大批墨子。他的《书〈墨子经说解〉后》说：“墨子之言，悖于理而逆于人心者，莫如非乐、非命、节葬，此三言者，偶识之士，可以立折，而孟子不及者，非墨之本也。墨之本在兼爱。而兼爱者，墨之所以自固而不可破。兼爱之言曰：爱人者人亦爱之，利人者人亦利之，仁君使天下聪明耳目，相为视听，股肱毕强，相为动宰，此其与圣人所以治天下者，复何以异?故凡墨氏之所以自托于尧禹者，兼爱也。尊天明鬼尚同节用者，其支流也。非命非乐节葬，激而不得不然者也。天下之人，唯惑其兼爱之说，故虽悖于理，不安于心，皆从而和之，不以为疑。孟子不攻其流而攻其本，不诛其说而诛其心，断然被之以无父之罪，而其说始无以自立。”(《茗柯文编》)他说自己注《墨子》是为了认识《孟子) 的伟大。

嘉庆、道光时期，争论仍在继续。俞正燮认为，孟子“谓兼爱即无父，是险义也。学者恶墨以绳自矫，不便私欲，为遁辞以避之。谓圣人有差等，按墨书言兼爱本之天与王者，天道王政岂有差等者? 《艺文志》云：蔽者为之，推兼爱之义，而不知别亲疏。非墨子所谓兼爱也。”(《癸巳存稿》卷十二《墨子兼爱》)俞氏还认为墨学是宋国君臣所授之学，本于夏禹。还称赞《庄子·天下》篇所说的：“墨子真天下之好也，才士也，……其为人太多，自为太少” 为“知言”，(《癸巳类稿》卷十四 《墨学论》)

同时人黄式三则继续辟墨：“此书出于孟子辟墨之后，其徒润饰而成之。《汉书·艺文志》于墨者取贵俭，兼爱、上贤、右鬼、上同，谓此其所长。唐韩愈《读墨子》取尚同、兼爱、尚贤、明鬼，而谓孔墨必相为用。宋姜氏弥明作《广原道》，言周衰，兼爱之道微，为我之道胜。兼爱之篇，前人有取之者。而汪容甫为毕氏校是书，遂谓孟子之斥兼爱为墨子之受诬则不可也。夫墨氏以泛爱兼利为急而短父母之丧，亲亲仁民不分次而亲亲之道不厚，以尚俭节用为务而薄其父母之葬，爱物亲亲不分次而亲亲之道尤薄，爱无差等固墨家之说之谬。” ( 《儆居集》卷二《为我兼爱说》)

同治、光绪年间，中国学者开始接触西方自然科学、逻辑学和政治学说，于是对《墨子》价值有了一些新的认识。

当代学者栾调甫曾指出：“道咸以降，西学东来，声光化电，皆为时务。学人征古，经传蔑如。墨子书多论光重几何之理，足以颉颃西学。……光宣之交，博爱之教，逻辑之学，大张于世。而孔门言语之科，不闻论辩之术。孟轲剧口之谈，亦多不坚可破之论。加以儒先克己慎修为教，更无舍身救世之概。惟墨子主兼爱则杀身以利天下，出言谈则持辩以立三表，事伟理园，足与相当，此其由微而得以大显于世者也。”(见栾调甫《二十年来之墨学》)这是很精辟的分析。

我国最早以西方自然科学来解释《墨子》的是近代著名科学家邹伯奇(1819—1869)的《学计一得》(1845年撰)。其中说：“西人天学……尽其伎俩不出墨子范围。《墨子·经上》云： ‘圆一中同长也’，即几何言圆面惟一心，圆界距心皆等之意。……又云：‘日中正南也’，又 《经下》 云： ‘景迎日’，又云：‘景之大小说在地’，亦即表度说测景之理。此《墨子》俱西洋数学也。西人精于制器，其所持以为巧者，数学之外有重学、视学。重学者，……其大旨亦见《墨子·经说下》，‘招负衡木’一段升重法也，‘两轮高’一段转重法也。视学者……其机要亦《墨子·经下》 ‘临鉴而立’、‘一小而易一大而正’ 数语及《经说下》 ‘景光’ 至 ‘远近临正鉴’ 二段足以赅之。至若泰西之奉上帝，佛氏之明因果，则尊天明鬼之旨，同源异流者耳。《墨子·经上》云： ‘此书旁行，正无非。’西国书皆旁行，亦祖其遗法。故谓西学源出墨子可也。”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陆续有这方面的著作问世。如陈澧《东塾读书记·诸子书》(1871年撰)、殷家俊《格术补笺》(1876年撰)、张自牧《瀛海论》(1876年撰)、《蠡测危言》(1879年刊)。稍后，有王仁俊《格致古微》(1896年撰)。冯涵初《光学述墨》等等。这些著作使墨学研究耳目为之一新，于是很快蔚为风气。

在这种情势之下，学界对墨子的整体评价遂大改观。清末著名学者俞樾说：“墨子则达于天人之理，熟于事物之情，又深察春秋战国百余年间时势之变，欲补弊扶偏，以复之于古。郑重其意，反复其言，以冀世主之一听。虽若有稍诡于正者，而实千古之有心人也。”认为“唐以来，韩昌黎外，无一人能知墨子者”。并指出：“近世西学中，光学重学，或言皆出于墨子，然则其备梯、备突、备穴诸法，或即泰西机器之权舆乎?今天下一大战国也，以孟子反本一言为主，而以墨子之书辅之，傥足以安内而攘外乎?”(《墨子诂序》，作于1895年)这可以说是新的“孔墨相用”论。

同时人孙诒让作《墨子间诂》(详后)，其1893年所撰序文中对墨子多有维护，说墨子“身丁战国之初，感悕于犷暴淫侈之政，故其言谆复深切，务陈古以剀今，亦喜称道诗书，及孔子所不修百国春秋。惟于礼则右夏左周，欲变文而反之质，乐则竟屏绝之，此其与儒家四术六艺必不合者耳。至其接世，务为和同，而自处绝艰苦，持之太过，或流于偏激，而非儒尤为乖盭。然周季道术分裂，诸子舛驰。荀卿为齐鲁大师，而其书非十二子篇，于游、夏、孟子诸大贤，皆深相排笮。诛泗龂龂，儒家已然。墨儒异方，跬武千里，其相非宁足异乎?综览厥书，释其纰驳，甄其纯实，可取者盖十六七。其用心笃厚，勇于振世救敝，殆非韩吕诸子之伦比也。”该书所附《墨子传略序》中又说：墨子“劳身苦志，以振世之急。权略足以持危应变，而脱屣利禄，不以累其心。所学尤该综道艺，洞究象数之微。其于战国诸子，有吴起商君之才，而济以仁厚;节操似鲁连，而质实迹过之”。这是对墨子人格的高度赞扬。

十九世纪末，一些学者出使欧美日本，回国后著文谈及墨子，角度与众不同。如曾多次出任外交官的黎庶昌说：“今泰西各国，耶苏天主教盛行，尊天、明鬼、兼爱、尚同，其术确然本诸墨子，而立国百数千年不败。以此见天地之道之大，非执儒之一所能尽。昌黎韩愈谓孔墨相为用，孔必用墨墨必用孔，岂虚言哉!”(《拙尊园丛稿》卷四《读墨子》)这比独尊儒术者的眼界宽广多了。

王树枏说：“自孟子拒杨墨，其教不得行于中国，迤而远之，以至于海西诸邦，其教遂大昌。其为我也近乎杨，其尚同也近乎墨，其造器械尚机巧尤出于墨子，特通变之以尽其利而已。孟子谓无父君为禽兽，今其徒甚有以无父无君治其国者。吾故谓其流固未尝绝也。呜乎!天下之变多矣，吾不敢必杨墨之道之终并圣人而立，抑或久而变，变而复之于圣，亦未可知也。” ( 《陶庐百篇》卷一《跋〈墨子〉后》) 以“无君”治国，即实行民主共和制。

这个时期，也还有些思想保守的人仍然坚持孟子辟墨的立场，批评韩愈，批判墨子，如蒋彤《丹稜文钞》卷一《书墨子后》、《再书墨子后》就是其代表。胡思敬《退庐文集》卷一《读墨子》则专批尚同，说：“孟子辟兼爱而不及尚同，或以其言有合于天下定一之旨而未见其书与?其书如非乐、节葬、明鬼、非命诸篇词多鄙浅，不足以惑众，惟尚同之说，新奇可喜，暗与西制相合。吾意后世必有贪功喜事之人，缘饰其辞，径欲施之天下以毒吾民，因发其覆而黜之。”这是针对《尚同》中选举制和民约论的萌芽而发的。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登上政治舞台，他们以更新颖的眼光来看待墨子。

觉佛在《墨翟之学说》一文中说：墨子是“我国社会学家第一伟人。”“墨氏之主义，专重人事，不尚天道，以为国家之兴，由于人智之开通与否，政治之改良与否。独夫民贼之亡国，非天亡之，人为不善亡之也。”“非命之说，其策人进取之心乎?”“亲士尚贤节用诸说，其治国之主脑乎?”“薄葬之说，其力除虚伪之风乎?”“观其言兼爱，则社会学家也。观其论政诸篇，则大政治家也。观其言明鬼天志诸篇，则宗教家兼教育家。其伟大之能力实不可思拟。”“作木鸢而能飞，造炮而能为守御之备，则机器之发明家，当推墨子第一人也。”“其力行也似仲尼，其不移不屈也似子舆，其知行合一也似王阳明，其以身布施也似释迦、基督。盖几几乎有神变不测之精神。”(《觉民》7期，1904年出版)文章号召效法墨子，努力实践，改革政治。

吴虞于1910年发表《辩孟子辟杨墨之非》，批评孟子辟杨墨是出于“门户之私见”，“而实未窥杨墨之说”。作者认为，“墨子之兼爱，即耶稣之博爱平等也，墨子之明鬼，即苏格拉底之信重鬼神也。墨之节用，即谙墀笛纽斯之削除情欲也。墨之修身，即柏拉图之智德同一也。墨之《大取》《小取》，即弥勒之名学也。墨之非攻，即俄皇弭兵之旨也。墨之以利为善，即达克之功利主义也”(《蜀报》4期)。全文主旨在于攻击“君主之专制”和“教主之专制”，“鼓舞言论思想自由之风潮”。吴氏在“五四”时期是著名的反孔斗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