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本学·五

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国的古籍整理工作出现了繁荣局面。1981年5、7月间，陈云两次对整理出版古籍的问题提出了极为重要的意见。随后中共中央发出了〔1981〕37号文件，提出整理古籍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工作”，“整理古籍是一件大事，得搞上百年”。在中央的大力倡导下，古籍整理事业蓬勃地向前发展。为了培养人才，全国各高校纷纷建立了古籍研究所或研究室来招收研究生。古籍整理之学的基础是目录、版本和校勘，因此，版本学就成为研究生们的必修科目，供教学之用的教材出现了一批，如戴南海《版本学概论》、严佐之《古籍版本学概论》等。在大学里的图书馆学系为培养从事图书馆古籍工作的专门人才，同样开设了版本目录学方面的课程，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合编了《图书馆古籍编目》，武汉大学出版了曹之的《中国古籍版本学》。与此同时，还有一些有价值的著作，如魏隐儒、王金雨编著的《古籍版本鉴定丛谈》、李致忠的《古书版本学概论》等。另外，1977年至1993年，在各级各类刊物(主要是图书馆学刊物)上发表的关于版本学的论文，就有一百多篇。这些专著力求从理论上对版本学作系统的总结，论文则探讨版本目录学中各个问题。

纵观近年来的研究，涉及较多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

1.版本学研究的内容与范围

归结起来主要有四种观点。一种主张研究版本鉴别，如《辞海》修订本：“研究版本的特征和差异，鉴别其真伪和优劣，是为版本学。”一种主张研究版本源流，如谢国桢《明清时代版本目录学概述》：“说明书籍刊刻和抄写流传下来的源流，叫做版本学。”第三种主张鉴别和源流同时研究，如郭松年《古籍版本与版本学》：“古籍版本学是从古籍的版本源流，研究古籍版本的异同优劣，鉴定古籍版本的真伪，并从中总结工作规律和方法的科学。”又如来新夏《古典目录学浅说·版本概述》：“由于有许多不同的本子，就会出现彼此间在文字、印刷、装帧等等方面的差别，也会有各自版本的源流，相互关系等等复杂现象。为了研究和鉴别这些差别并从许多复杂现象中寻求共同规律，于是渐渐形成所谓 ‘版本之学’。主要的研究范围是：(1)研究各种图书版本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如雕版源流和演变、传抄源流等等。(2)研究各种图书版本的异同优劣，加以鉴别以判定时代，品评优劣，指明特点。并从直接和间接经验中总结和概括出规律性的东西。(3)研究版刻、印刷、装帧各方面的技术和它的演变发展与成就，如印刷墨色、字体刀法、藏书印记、版式行款、装帧式样等等，为版本的鉴定提供技术条件。”第四种主张研究版本形式和内容，如严佐之 《古籍版本学概论·版本研究》：“版本学的研究内容和范围是由版本的特性所决定的。图书版本之所以既有文献价值又有文物价值，是因为它是一种同时具有内容和形式的两个方面的特殊之物，版本价值的差别高低正是通过其内容和形式的差异优劣来体现的，而不同版本在内容和形式上的差异优劣又是在版本发生、发展、传写翻刻的过程中形成的。因此，作为一门以版本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就必须同时研究版本形式和内容的两个方面，研究不同版本在内容和形式上的差异优劣，以及产生、形成这些差异优劣的历史源流和规律。”

以上几种观点，第三种为较多的人所接受。卢中岳在《版本学研究漫议》中提出：“根据建立科学版本学的要求，版本学的研究内容和范围，大致包括以下一些方面：版本学的一般理论，包括版本学的对象与任务，图书版本现象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现象之间的关系，研究版本的原则和方法，版本学的社会职能及其体系，版本学与其它学科的关系等。图书版本内容和形式的研究，指图书版本方面的内容和形式的辩证关系，图书版本方面内容的各种成分，图书版本方面形式的各种成分，版本的种类，版本的鉴别与考定的方法等。图书版本发展过程的研究，它探讨图书版本的历史发展，解答某种图书版本现象在什么样的时间、地点、条件下产生和发展变化的。这通常需要研究一种图书的版本源流，一个类型图书的版本源流，一个作者的版本源流，以及一个时代图书馆版本的演变。”这些设想和建议，对于科学版本学的建立是有启发的。

2.对善本的看法

不断有人提出新说。傅振伦《中国善本书提要·序》里谈到：“现在一般所谓善本书的范畴，包括宋、元、明等朝的刻本、清朝的精刻本和禁书，以及一些旧抄本、校本、精抄本或作者的稿本。”吴枫《中国古典文献学》认为：“凡是较古的典籍，校勘精审、错误较少、字迹清晰、纸地优良、墨色纯正、版式大方、装帧美观，都可以作为选择善本的参考条件。”刘昌润《“善本”漫谈》提出：“综合前人的论述，善本书大致具有 ‘旧、精、稀’三个特点，一部善本书虽不一定同时具备三方面的特点，但必互相关联，各有其主次之别而已。‘旧’者乃就时间而言，宋椠元刊，去古未远，系出旧本，讹夺最少。明季精刊，亦本宋元。万历以后，始渐草率。但明本去今日远，日佚日少，于是也显得珍贵了。但也要妥为抉择，于明代误本、俗本及通行本不当称‘旧本’。如汲古阁刊书，有精美者，亦有虽据旧本而臆改妄删，颇失本末，印刷既多，遂不为后世所重。‘精’者乃就内容而言。精校、精注的正本、足本，多半祖依旧本，反复校定，纠缪正误，补阙删衍，又请名手书写，雕镂精工。此类只下旧本一等。精本求之者众，初刻初印，尤为难得，而补版、改版的后印本，就不足为重了。‘稀’者，就数量而言，孤本独传，世所素重，传本既稀，日以为贵。”根据这三大特点，刘氏还把善本细分成八种类型，即旧刊本、精刊本、抄本、批校本、稿本、清代禁书、域外书、其他罕传本等。

编制《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首先就要明确什么是善本。李致忠《善本浅淡》一文提出以所谓“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艺术代表性”作为确定善本的标准。这个观点被总目编辑委员会采纳，并制订出九条具体规定。但有关善本的讨论并未到此为止。由于观察角度的不同，对善本的判定无非是从严或从宽的问题。坚持从严者依据宋人所持的标准，如张舜徽的《中国文献学》、黄永年的《古籍整理概论》以及戴南海的《版本学概论》。他们认为，版本本身确实具有文物和学术两方面的价值，但“善本”的最初定义是指那些有较高学术价值(具体说，是指校勘价值)的版本，所以善本只是对学术研究而言，有些版本同时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文物价值，但确定其为善本的，还是它的学术价值，至于那些只有文物价值的版本，似可用“珍本”来区别。主张从宽者，崔建英《关于中国古籍善本的范围、版本鉴定和目录组织》一文谈到： “ ‘善本’ 原有两种涵义： 足本、校勘完善的本子;珍贵稀见的本子。前者属于文献学范畴，后者属于文物学范畴。图书馆工作中的 ‘善本’概念，偏重于后者，因为它立足于区别管理，偏重于标明图书的文物价值。……仅就年代讲，二百年前的雕版印刷品，无论在什么地区都不宜等闲视之了。此外，中国同行近年还产生一种新的认识：清代嘉庆、道光年间刻印的很多学术著作，多分布于江浙、皖赣、两湖等人文荟萃之区，太平天国期间大部版毁，现所见者多是同治、光绪以后重刻印的，原刻本也迹乎珍贵。相信将来有一天，后人会把所有的雕版和铜、木、泥活字印刷品都视为珍本。对这个问题，要持发展的眼光，不宜拘泥。从宽比从严好处要多些。”

3.版本鉴定

版本鉴定是版本学的核心。没有准确的版本考订，分析版本源流、比较版本优劣就失去了可靠的前提，势必影响古籍整理工作的质量。如何进行版本鉴定是一个长期聚讼的问题，未能达成共识。这是由于两方面的原因：受前人经验的影响，未检验前人的版本目录;版本鉴定需要长期积累、总结，摸索科学的规律确实不易。随着善本总目的编制和各馆古籍版本的鉴定、著录，对如何从事版本鉴定，讨论越来越多。

前人审定版本，讲究形式者多，留意内容者少。怎样看待这个问题，佟镇凯《从古书的版本鉴定看版本学的形式主义倾向》一文谈到：“版本学的形式主义倾向，表现在古书版本鉴定上，是片面地或者说是过多地强调版本的形式特征。所谓形式特征，这里是指版本的板式、行款、字体、刀法、纸张、墨色等等。我们说版本的形式特征并不是版本的本质要素。……版本的形式特征，是一代刻版风气的反映，而不是特定年代的法定印刻规格，封建王朝的交替，刻版风气不是顿起变化的。王朝更迭，在政权上，改正朔，易服色，是一刀切的，刻书风气却是处在缓慢的量变过程之中。……版本学的形式主义倾向，给版本鉴定带来的不良影响是： 束缚思想，限制眼界。”

怎样对版本识别、判断，魏隐儒《略谈古籍版本鉴定工作中的一些问题》提出：“鉴定古籍版本，一般是根据时代风格、地区特点、字体纸张、书中序跋、版式、行款、字数、刊工姓名、封面、牌记、书名题衔、内容叙述、文中讳字，以及各家著录、藏印、题识等。在运用这些依据时，要视每一本书的具体情况，全面考虑，方能定出妥切的版刻时代，切忌孤立地凭序断年，或依照各家著录硬套，观风望气地向前推断。否则就会造成版本错定，影响著录质量。”崔建英《关于中国古籍善本的范围、版本鉴定和目录组织》特别谈到：“判断一书的刻年，不仅需要通读序跋、题记，注意版刻特征，还需要就有关内容作全面查考。古籍是文献，其正文、注释、序跋作者或校注人的生活年代，以及署衔、官职、地理、纪年等用语，甚至印章文字，往往都与刻年有关，能表明其刻印情形，有助于著录时的判断，如果忽略，即会造成常识性失误。”从内容到形式，综合地鉴定版本，渐渐为多数人所接受。

除以上几个方面的研究外，单种图书版本源流的研究也取得一些成绩。据不完全统计，仅从1949年到1981年，全国就整理出版文史哲古籍1561种，其中不少古籍在整理过程中，对各书版本源流进行了认真清理，选取善本作为校勘底本。另外，也出版了不少考证单书版本源流的专著，如魏绍昌《红楼梦版本小考》、刘尚荣《苏轼著作版本论丛》、万曼《唐集叙录》等，其中《唐集叙录》对108家唐人别集的版本源流梳析极精。

从1982年秋季开始，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对馆藏善本逐一重新鉴定、著录。历时十年，载录8360条的《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中文古籍善本书目》(第一辑)即将付梓。其间，对版本目录学做了深入的探讨，尤其是从群体视野中对版本的认识是一个突破性的成就，其见解主要记录在崔建英《回顾与展望——〈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中文古籍善本书目〉(第一辑)编后》 一文中。

文章以《六科证治准绳》、《王渔洋遗书》、《格致丛书》为例阐明了“汇印本”的概念：明清间有些名家巨族，先后刻印过不少种书，若干年后版片尚存，由本人、后裔或为他人购得重予汇印。其特征是：(1)似丛书、总集、全集，但多无总名、总目;虽有总名、总目，必为后拟后加者，间见明显失当; (2)各单种版式、行格、字体多不相同，但纸色纸质一致;(3)各单种皆具独立之序跋，刻年多可征，或尚有刻书牌记;(4)版多已模泐，间有补刻;(5)著录时于种、卷数何者为全，刻年如何定，以致总名如何取，皆难落笔。

古人书版刻成后刷印非止一次，不同阶段刷印的书籍，也会形成同版、不同印本的差异，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根据多年版本著录的实践，明确了原来已有但界定并不准确、严密的几个概念——“初印本”、“后印本”、“补修本”、“增修本”。文章叙述道：与通行本同版，而又出现在通行本之前的印本如何著录，踪迹前人经验，似尚未涉及。所以被忽略，当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过去藏家著录多只此一书，逢甲则甲，逢乙即乙，虽甲乙同版，彼此参商不见，无从比较同异，甲乙款目组成目录后，或即形成异版，或显示为复本，不两本同阅，难发现问题。一是编入联合目录或总目录时，编者不调原书复校，多即就原书移录，对款目虽同，但系异版误植，虽属同版但应区分刷印阶段，或款目不同实属同版等等，缺乏认识。与通行本同版，而又出现在通行本之前的印本，著录时似以即用通行本的刻年刻家而加“初印”为妥(初印本这个概念，过去多指版片刻成后初次或早期刷印的本子)。……正文书版无增易，仅添序跋附录，印本年代非在正文刻成年，宜称后印本。……同一版图书已经流通，又增易篇卷的，应称增修本。过去有增修本之说，多见于族谱、方志、山志、寺庙志、祠堂志等递增性史料文献，但明清间一些诗文集中也屡有所见，多被视为异本。……书版搁置年久，难免有残缺脱落，或刷印过频，木版质劣，出现严重模泐断裂，再刷印，则需补镌。凡经补镌者，称补修本，但多有不加说明或径称重刻者，因与原刻年代相近，补版字体近乎相同，极易误断。

上述情况，很少见前人论述，这是由于各家分别著录时不易发现并解决，多家、多本的藏书汇总著录时，则问题立见。在群体视野中正确观察、分析并判断复杂的版本现象，予以准确的著录，无疑将会大大提高版本目录的质量和使用价值。

《回顾与展望》中还提出建立版本档案的设想：每确定一条著录，我们都留下了记载，大体包括版式描述、主要序跋及牌记、封面、各项著录的依据和考订纪要，称之为版本档案。和一般的 “提要”、“书志”、“书录”等不同的是，不是随笔式的，而是程序式的。按照认识规律安排固定的记载程序，通过这些程序完成考订。又非纯自然的辑录，要对复杂的古籍版本现象进行整理、归纳，使之超越现存自然状态揭伪释疑、缀合残缺，恢复本原，完整地显示群体的共同属性和个体的特殊属性。从参与审校善本总目到编成这部馆藏目录，已经累积一万余种。衷心希望古籍编目同行能共襄此举，协力集成《中国古籍版本志》。

版本学与校勘学、目录学同为古籍文献研究的基础，本身有着严谨的科学内涵。随着古籍整理事业的兴盛，将会对版本学的性质、对象、范围、内容、任务等问题作深入的、科学的理论探讨，使版本学研究建立起一个科学的体系。

由于大力开发古籍文献资源，古籍版本目录的实用性和学术价值愈显重要，各种总目录、联合目录将应运而生。编制这些目录要求正确揭示版本、著录标准化、用语内涵科学，有关研究在今后一段时期会成为版本学研究的主流，版本学的内容也随之丰富起来。中国古籍记载了几千年的华夏文明，为世人所瞩目，在日本、英国、法国、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也都有一定规模的汉文古籍收藏，目前已有编制国际机读联合目录的前景。1989年4月，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和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进行了编制中国古籍善本书机读联合目录的实验，类似工作将会逐步展开。作为一门古老而又新兴的应用学科，版本学将会崛起于学术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