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代新儒家·海外新儒家的崛起·危机与中兴

如果说第一代新儒家是在明枪暗箭的左右夹攻中奋起，那么第二代新儒家的处境就好多了，受到政治、学术和民众、社会舆论的普遍同情和支持。抗日战争爆发，民族意识空前高涨，国共两党皆高举民族主义大旗，大张传统文化之帜，从而使自新文化运动以来的社会思潮发生明显的转向;民族危机的到来使救亡再一次成为压倒一切的主题，而“救亡不仅意味着军事上收复失地和政治上夺回主权，而且必然伴随着对民族文化的肯定和发扬”(郑家栋《现代新儒学概论》)。要激起全民团结抗战的信心，也没有比表彰民族文化，宣扬民族的优越性、文明的灿烂辉煌和文化的民族精神更有力的了，“今外侮日迫，吾族类益危，吾人必须激发民族思想。念兹在兹”(《十力语要》卷一)。这对新儒家的发展无疑是一个良好的契机。新儒家也充分利用了这个契机。1935年，王新命等十教授发表《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宣言》，1937年，沈有鼎在第三届中国哲学年会上作《中国哲学今后的发展》的报告，可以说是第二代的先声，也为第二代作了渲染与鼓动。贺麟1941年发表《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对“五四”以来的儒学发展作了概括和总结，指出“中国近百年来的危机，根本上是一个文化上的危机”，因此，“民族复兴本质上是民族文化的复兴，儒家文化的复兴”。“而中国当前的时代是一个民族复兴的时代”，“新儒家思想的发展或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就是中国现代思潮的主潮”。这既是新儒家对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发展动向的体察，也是新儒家的文化使命意识和自信心的流露。贺麟还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西方学术文化的输入，是使儒家思想得以新发展的两大动力，因此，“欲求儒家思想的新发展，在于融会吸收西洋文化的精华与长处”，用西方哲学、基督教和艺术思想改造发挥儒家之理学、礼教和诗教。贺麟无疑指示了新儒学发展的方向和方法，此后冯友兰和第三代新儒家都在融会中西的路上进行儒学重建的努力。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冯友兰连续写出《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贞元六书”，运用西方哲学方法处理中国哲学材料，融合新实在论和程朱理学，建构起新的形而上学思想体系。现代新儒家之“新”主要体现在运用西学改造中学，在这一点上说，第二代比第一代更能表现出“新”的色彩，贺、冯等人都有西方留学的经历，比梁、熊等人对西方哲学文化有深刻全面得多的把握和理解。正因为如此，他们比第一代的眼光要开阔，“冯友兰、贺麟等人可以说是最开放、最理智、最少偏见的一代”(郑家栋《现代新儒学概论》)。在运用西方哲学的概念、范畴和逻辑分析方法，对中国传统哲学进行理性思辨，从而实现儒家学说的逻辑化、系统化和现代化上，第二代新儒家不但指出了方向，而且进行了初步尝试并取得重要成果;第三代新儒家在这一点上继承了第二代，虽然他们始终否认冯等人。但第二代新儒家并没有获得充分完全的发展，只有钱穆特殊，由史学拓展到对中国文化的全面阐释，基本上建构起他的文化哲学体系，这正如第一代新儒家中的熊十力，以时间的延续实现了哲学的最终完成。第二代新儒学没有充足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由于民族危机的解除，国内社会政治形势的急剧变化，一方面也与个人品格、心性和经历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