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学·古代楚辞学(西汉—“五四”时期)·两汉: 楚辞学的建立与兴盛

一般说来，“楚辞”一词有三种涵义。首先，它是指战国末年屈原在南方民歌的基础上创造的楚地的诗歌;其次，它也指王逸《楚辞章句》中所收的全部作品;同时，它还指一种特定的文体，即还包括历代文人模仿屈宋辞作的形式所写的作品。显然，后两种涵义是第一种涵义的延伸与扩衍。

“楚辞”的代表作家是屈原。屈原自沉汨罗之后，他的事迹和作品在楚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王逸所谓“楚人惜而哀之，世论其词，以相传焉”(《楚辞章句·九章序》)便是明证。但在汉以前的文献中，却找不到有关屈原及其作品的任何记载。究其原因，或是因为他“暴显君过”的行为不容于楚国当时的统治者，故典籍不载;或是有关文献遭秦火散佚了，故而不传。秦、楚两国有着长期的积怨，这种对立一直延续到秦亡，而“楚辞”是典型的楚国文学，屈原又是坚决主张抗秦的人物，在本来就实行文化灭绝主义的秦王朝，“楚辞”自然逃脱不了禁绝乃至销毁的厄运。

然而，由于楚人对屈原崇高人格的敬仰、对他悲剧命运的同情和对楚辞的喜爱，屈宋辞作仍然通过非官方的渠道，以口耳相传的方式在民间流行。而汉初的贾谊，则是在其作品中写到屈原的第一人。

贾谊(前200—前168)是汉文帝时博士，在贬往长沙途经湘水时写了一篇《吊屈原赋》，赋中写道：

仄闻屈原兮，自沉汨罗。……

遭世罔极兮，乃殒厥身。……

谇曰： 已矣! 国其莫吾知兮……

何必怀此都也!

生长于北方洛阳的贾谊，通过“仄闻”得知屈原的身世及《离骚》等作品，并由于遭际的相似与心灵的共鸣，在湘水之滨写下了这篇名作，从而使屈原这个名字首次载于文献。同时，通过作品，我们还可以了解到屈原“遭世罔极”、“自沉汨罗”的身世，了解到屈原是《离骚》的作者，以及汉初流传之《离骚》即我们今天所见之《离骚》(“谇词”中的两句隐括《离骚》“乱辞”)等宝贵情况。贾谊对屈原的不幸遭遇十分同情，对其峻洁的品行极为崇敬，但他又认为屈原在当时情况下应该选择归隐或另投明君的道路，他说：“般纷纷其离此尤兮，亦夫子之辜也。瞝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怀此都也?”贾谊这种同情、崇敬加上不理解的态度，后来几乎成为汉人评价屈原的固定取向。

由于西汉统治集团爱好辞赋，“楚声”、“楚辞”得到迅速的扩散和传播，由楚地推及全国，由民间流向宫廷，很快便风靡汉代文坛。一方面涌现出大量的仿骚体作品;另一方面，则引发出汉人整理、研究楚辞的极大热情。

据现有资料，最早整理、研究屈原辞作的是刘安。刘安 (?—前122)武帝时为淮南王，都寿春，为楚之故都。《汉书·淮南王传》记载：“初，安入朝，献所作内篇，新出，上爱秘之。使为《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班固 《离骚序》也说刘安曾作《离骚传》，王逸《楚辞章句》则说刘安作的是《离骚经章句》。汉代的“传”与“章句”，体例上并无严格的区别。故名虽有异，所指则同。至于高诱《淮南子叙》中所谓刘安作《离骚赋》，显然是后人讹误或妄改所致，不足为凭。

刘安的《离骚传》已佚，无法知其全貌，幸而司马迁的《史记·屈原列传》中曾引用过其中的一段话：



《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班固《离骚序》和刘勰《文心雕龙·辨骚》均对此段话有节引，并指出是刘安《离骚传》中的论述，故当可信。刘安称《离骚》体兼风雅，屈子志洁行廉，对《离骚》及其作者推崇备至，予以全面的肯定和赞扬，这是很难得的。不过，他将《离骚》之义与儒家圣人、道德治乱联系起来，却给后来楚辞研究中的牵强比附经典开了一个不好的先例。

司马迁(前145—前86?)是伟大的史学家，在“楚辞学”史上也有重要地位。他并非有意研究“楚辞”，但他以记述历史人物为目的的 《屈原贾生列传》，却成为了楚辞研究中的基本文献。就 “楚辞学”而言，这篇列传最大的贡献在于：它比较清楚地勾勒了屈原的生平事迹。从中我们得知，屈原为“楚之同姓”，是楚国贵族，曾任楚怀王左徒、三闾大夫，深得怀王的信任倚重，后因制订法令之事遭谗而被怀王疏远、流放，顷襄王即位后，又被迁往更偏远的江南，最后自沉汨罗而死。传中还提到屈原之后的楚辞作家宋玉、唐勒、景差和《离骚》、《天问》、《招魂》、《哀郢》四篇作品的篇名，并收录了《渔父》大部和《怀沙》全部原文。同时，在这篇列传中，司马迁还以极强烈的情感，高度评价《离骚》的伟大成就，并深刻分析了屈原创作《离骚》的背景和动机：“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司马迁较少儒家伦理教化的束缚，更兼自身冤屈致刑的不幸，故能以己之心去体会屈原之心，堪称屈子的知音。他强调《离骚》的 “穷”与“怨”，实际上开创了后来楚辞研究中的“主怨”一派。至于他在“太史公曰”中“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的说法，则只不过是贾谊观点的延续罢了。

《屈原贾生列传》中有关屈原的记载文不连贯，或有后人窜入的文字。但联系到贾谊《吊屈原赋》、桓宽《盐铁论·讼贤》及刘向《新序·节士》等文献所载，其基本事实是可信的。

论者大多认为，贾谊、刘安、司马迁等人的观点大体上一致，而到西汉末和东汉，在评论屈原和楚辞方面便出现了明显对立的意见。站在对立面批评屈原的就是扬雄和班固。

扬雄(前53—18)是西汉末年的大辞赋家，历成、哀、平三世，晚年又事王莽。他不理解屈原，认为“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沉身哉”(《汉书·扬雄传》)，又作《反离骚》一篇，投之于江流以吊屈原。扬雄反对屈子自沉，实际上与贾谊、司马迁看法一致;至于《反离骚》，只不过是一种正话反说、寓庄于谐的手法而已，他的《逐贫赋》与《解嘲》也有类似的特点。事实上，他同情屈原，读《离骚》，“未尝不流涕”，还写过《广骚》、《畔牢愁》，作过《天问解说》，可见对屈原辞作的仰慕。所以晁补之在 《变离骚序上》 中说： “《反离骚》非反也，合也。……则是《离骚》之义待《反离骚》而益明。”要言之，扬雄并未全盘否定屈原，只是因人生观不同，不赞成屈原自沉的方式。扬雄的精神境界固然远逊屈原，但若如朱熹在《楚辞后语》中所说的那样，谓为屈原之罪人，《离骚》之谗贼，似觉太过。

班固(32—92)是东汉大史学家，世代习儒，浸透了东汉经学家的酸腐之气，因而从正统的儒学价值观出发，对屈原提出了远较扬雄激烈的批评：“今若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亦贬絜狂狷景行之士。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谓之兼《诗》风雅，而与日月争光，过矣!”(《离骚序》)他不仅批评屈原露才扬己，以致遭到谗害;指责屈原沉江而死的极端方式为“狂狷”之行;而且抨击《离骚》多虚无之语，不合经义; 从而得出结论： 《离骚》不同于《诗经》，其价值远没有达到“与日月争光”的程度。这一结论与刘安、司马迁的评价是针锋相对的。

不过，班固对屈原及其辞作的评论并不一致，而多矛盾之处。他在《离骚赞序》中又说：“屈原痛君不明，信用群小，国将危亡，忠诚之情不能已，故作《离骚》。”在《汉书·艺文志》中还说屈原之作“有恻隐古诗之义”。在《汉书·古今人表》中，则将屈原列在“上中”，为仁人，与亚圣孟子同类(颜师古认为《古今人表》是班固未竟之作)。而且，他认为屈原辞作“弘博丽雅，为辞赋宗”(《离骚序》)，对其艺术成就与文学史上的地位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在汉代，对楚辞的整理与研究是同步发展的。随着朝廷对楚辞的重视，逐渐出现了单篇整理的热潮，如刘安的 《离骚传》，《屈原列传》 中所提《离骚》、《天问》、《招魂》、《哀郢》各篇和所引《渔父》、《怀沙》原文;还有刘向、扬雄分别作的《天问解说》，班固、贾逵各自作的《离骚经》章句等。汉代典籍的流传，主要靠记诵和传抄，很容易出现差误，而且单篇的注解，也不便于教学，人们自然感到有校订、编集并统一注解楚辞的必要。西汉末年的刘向典校经书，把屈原、宋玉、贾谊、东方朔、庄忌、淮南小山、王褒和他自己的作品编辑成《楚辞》十六卷，东汉的王逸又在此基础上撰成《楚辞章句》十七卷，统一进行注释解说。

王逸，生卒年不详，字叔师，南郡宜城人，东汉安帝时为校书郎，在此期间，他因“与屈原同土共国，悼伤之情与凡有异”，乃以满腔热情整理《楚辞》。在此以前的楚辞注本，或阙而不说，或义多乖异，他决心整理出一个完善的注本。他在《天问后叙》中说：“今则稽之旧章，合之经传，以相发明，为之符验，章决句断，事事可晓，俾后学者永无疑焉。”

王逸的《楚辞章句》是流传至今的最早的完整注释本。它集前此所有楚辞研究成果之大成，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它的巨大成就主要表现在：

(1)确定了楚辞，尤其是屈原、宋玉辞作的篇章。即屈原二十五篇： 《离骚》、《九歌》 (包括《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国殇》、《礼魂》)《天问》、《九章》 (包括《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桔颂》、《悲回风》)、《远游》、《卜居》、《渔父》。宋玉两篇：《九辩》、《招魂》。《大招》一篇，既言屈原所作，又说“或曰景差，疑不能明”。此外，还收入贾谊《惜誓》、淮南小山 《招隐士》、东方朔 《七谏》、庄忌《哀时命》、王褒《九怀》、刘向《九叹》等汉人拟作，再加上自己的《九思》。这些篇目，有的明显有误，如《卜居》、《渔父》分明是关于屈原的传说，绝非屈原作品; 有的则存在争议，如 《九歌》、《招魂》、《大招》等篇的作者至今难以确定。但屈宋辞作毕竟有了一个基本的范围，而且得以较为完整地保存下来，则不能不说是王逸的一大功绩。

(2)交代了作品的背景。《章句》每卷之前都有一篇序，《离骚》、《天问》还各有一篇后叙。共十九篇叙文，主要用来交代作者、解释篇名、总述篇义、说明写作意图等。这些作为背景材料的叙文，成为后来研究楚辞及其作者的重要依据。

(3)详尽有据的注释。《章句》逐句解释，详为训诂，所言大多依据《尔雅》及其他古代典籍，保存了不少汉代以来的旧说，因而颇为后来的学者所看重。同时，由于王逸生于故楚之地，熟悉楚地方音，故能对一些楚方言进行准确的解释，如释“羌”为“楚人语词”，释“侘傺”曰“楚人谓失志怅然住立为侘傺”(均见《离骚》注)之类，全书注明为楚语者达二十来条，这对后人正确理解《楚辞》大有帮助。

(4)对屈原其人其文予以极高评价。他说：“今若屈原，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而班固谓之‘露才扬己’，‘竞于群小之中，怨恨怀王，讥刺椒兰，苟欲求进，强非其人，不见容纳，忿恚自沉’”，是“亏其高明，而损其清洁者也。”(《离骚后叙》)王逸激情洋溢地赞美屈原峻洁的人格和积极用世的精神，对班固的妄加指责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击。同时，他还高度评价屈原辞作为“金相玉质，百世无匹，名垂罔极，永不刊灭”(《离骚后叙》)。这种认识比刘安、司马迁更为全面深刻。

此外，王逸还着重说明了《离骚》依诗取兴，引类譬喻的香草美人的比兴象征手法，不仅向人们提供了理解作品的钥匙，而且对我国古代文论的发展亦具重要意义。

《楚辞章句》的不足也是很明显的。其尤著者即随意附会经义。《离骚后叙》云：“《离骚》之文，依托五经以立义焉。”又说 “帝高阳之苗裔”，是《诗经》中“厥初生民，时维姜嫄”的意思;“夕揽洲之宿莽”，与《易经》“潜龙勿用”同义。诸如此类，视《离骚》为经书，牵强穿凿，使文义窒碍不通。王逸的注文，深深地打下了他那个时代学术思想的烙印，给后代治《楚辞》者以不良的影响。另外，他的注释时有主观臆断，叙文更是矛盾甚多，等等。

尽管《楚辞章句》有些不足之处，但它确定了《楚辞》的篇章范围，汇集了汉代学者关于楚辞的评说，比较全面地注评了屈宋辞作及汉人的一些拟作。从而宣告了“楚辞学”的建立。王逸是我国古代楚辞学的奠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