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史学·《史记》研究史略·唐中叶至明:《史记》研究的初步繁荣时期

四史学·《史记》研究史略·唐中叶至明: 《史记》研究的初步繁荣时期

唐中叶以后,《史记》学术地位渐高。到了宋、明,《史记》高居史部之首,文人学士研习《史记》蔚然成风,或校勘,或评点,或考辨,形成了专门的“《史记》之学”。这是因为唐宋时期的两次古文运动和明代前后七子的复古运动,对《史记》“热”的形成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明变求通的学术思想和主张在唐宋时期占了上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史记》大受学者赞扬;史学的发达和正史地位的提高、印刷术的发明和不断改进,都为《史记》的广泛传播和深入研究提供了有利条件。

这时期 《史记》的研究大体上有四个方面的特点:

1.《史记》被大量刊刻印行

唐以前,《史记》只有抄本。北宋初期,宋太宗诏令有司校勘并刻印《史记》,是为淳化本,即最早的《史记》刻本。宋真宗因淳化本校勘未精,又命陈尧佐等人复校《史记》,景德元年校毕,录出刊误文字五卷,然后镂板刊行。此后《史记》的官私刻本不断出现,仅两宋就有几十种之多。流传至今的百衲本《史记》中的三个残本和完好的黄善夫本,就是由宋人刊刻印行的。宋人精校精刻,版本质量较高,为时贤后学提供了较好的《史记》读本,这个贡献应予充分肯定。金元时期也有不少《史记》刻本出现,还把《史记》译成少数民族文字,进一步扩大了《史记》的流传范围。明代由于印刷技术的提高,《史记》的刻印工作又有较大发展。据统计,明代刻印的《史记》多达三十余种,其中较为著名的有“嘉靖三刻”、嘉万间南北监刻本以及毛氏汲古阁刊本。《史记》被大量刊刻印行,对《史记》学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2.探讨 《史记》文学艺术的成就

《史记》既是史学名著又是文学瑰宝,但汉魏六朝很少有人从文学艺术的角度进行研究。到唐宋时代,伴随着古文运动的兴起,《史记》的文学成就得到了高度重视。当时“作文当学司马迁”(唐庚语)几乎成了文人的共识,他们认真探索《史记》的艺术风格和写作手法。唐代,韩愈称《史记》的文章风格“雄健”;柳宗元赞其“峻洁”。宋人的研究又进了一步,他们不仅大谈司马迁的艺术风格,而且进一步探讨其形成原因。如宋祁、苏辙把司马迁的游历与其文风联系起来考察,指出:“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栾城集》卷二十三)。马存进一步发挥,以司马迁漫游天下的丰富阅历解释其文章风格的多样性。王楙则从司马迁的个人遭遇分析其文章悲愤凄惋的特点,认为司马迁因身受腐刑,“盖抑郁之气,随笔发露”(《野客丛谈》卷一)。明代评点《史记》文章更盛,对其文学艺术的分析评议更加丰富,也更深入具体。如何乔新、茅坤、归有光、胡应麟、何良俊、王世贞、陈仁锡等人,对《史记》的叙事方法和人物形象的刻画都有不少很有价值的论说。

3.对《史记》思想内容的评论与辨惑

从宋至明,不少学者撰写了以评议《史记》为主要内容的文章或专书;汇评之作也不断出现,前后多达三十余种,以凌稚隆的《史记评林》质量最高、影响最大。从总体上看,宋明时期的学者对司马迁发凡起例创造纪传史体之功多持肯定态度,但对其学术思想和其他一些具体问题则诸说不一,争议颇大。如苏轼、王若虚等人祖述班固之说,对司马迁加以非难。苏轼认为司马迁先黄老后六经、退处士进奸雄尚属小过,“论商鞅、桑弘羊之功”才是大罪过 (《东坡志林》卷四)。王若虚不仅指责司马迁借修史“发其私愤”,而且认为其羞贱贫、薄仁义,“罪不容诛”,司马迁的文章“以绳准律之,殆百孔千疮”,不足取法(《滹南遗老集》卷三四)。而与这些观点相左者也大有人在。如李廌认为:“司马迁作《史记》,大抵讥汉武帝所短为多,故其用意远,扬雄、班固之论不得其实”(《师友读书记》)。秦观、晁公武认为司马迁遇腐刑而发愤著书,有感而发,有激而云,“固不察其心而骤讥之,过矣!”(《郡斋读书志》卷二)李廷机、黄淳耀认为《论六家要旨》是司马迁述其父司马谈之言,其中对儒术的批评是针对汉代俗儒而发的。苏洵、黄佐、徐中行、陈傅良等人则称赞司马迁善学《春秋》,足以接《春秋》统绪。李贽的立论更是不同凡响,他说:“夫所谓作者,谓其兴于有感而志不容已,或情有所激而词不可缓之谓也。若必其是非尽合于圣人,则圣人既已有是非矣,尚何待于吾也?”班固批评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此“适足以彰迁之不朽”,“使迁而不残陋、不疏略、不轻信、不是非谬于圣人,何足以为迁乎?” (《藏书·司马迁传》)此外,这一时期的学者对《史记》的取材和表、志等体例得失也进行了探究。

比较而言,宋人治学好发议论,在品评《史记》得失时往往持论偏激。明人虽然也好议论,但态度较温和,并在评点《史记》时,还对其内容常有考证辨惑。如杨慎的《史记题评》,虽偏重于评论《史记》的叙事成就,但对历史事实及前人评议也有纠谬。他的《史说》、《丹铅杂录》、《丹铅续录》中不少关于《史记》的考辨见解颇能发人深思。柯维骐的《史记考要》对《史记》中的史事、议论以及某些字句词义均有考释,对天官、律历考释尤为详尽。郝敬的《史记愚按》、程一枝的《史诠》等也都是这方面的重要著作。

4.班马异同优劣比较

对《史记》和《汉书》较异同辨优劣,是这一时期《史记》研究中的又一重要课题。唐人对班、马已有比较,但未展开,然《史记》、《汉书》的位次已有升降变化。宋人论班马异同优劣者较多,尊马抑班的倾向较为明显。如郑樵称“迁之于固,如龙之与猪”,对前人弃迁用固深表不满(《通志·总序》)。陈傅良、叶适、黄履翁等人也都从不同的角度研究,得出班不如马的结论。宋代还出现了第一部班马比较专著:《班马异同》。该书由倪思撰,刘辰翁评。作者虽有甲马乙班的倾向,但并不偏执一端,而是将两书对勘,根据其实际差别判定是非优劣,颇有参考价值。明代,班马异同仍是热门话题。王鏊、茅坤、胡应麟、焦竑、黄淳耀、许相卿等人都有不少议论评说,有的已形成专文专著。与宋人相比,明人持论较为公允。如茅坤,他认为:“太史公与班掾之材,固各有天授,然《史记》以风神胜,而《汉书》以矩矱胜。……两家之文,并千古绝调也”(《茅鹿门集》卷一)。如果硬要较两家之短长,他以为班固学《史记》虽“严密过之,而所当疏荡遒逸,令人读之杳然神游于云憧羽衣之间,所可望而不可挹者,予窃疑班掾犹不能登其堂而洞其窍也”(《史记钞·序》)。这个评价在明代很具有代表性。

总而言之,从唐中叶至明,专门的“《史记》之学”已应运而生并呈现出初步繁荣的局面。《史记》研究的范围不断扩大,许多课题的探讨越来越深入具体,出现了某些专题化的研究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