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史学·《史记》研究史略·唐中叶至明: 《史记》研究的初步繁荣时期

唐中叶以后，《史记》学术地位渐高。到了宋、明，《史记》高居史部之首，文人学士研习《史记》蔚然成风，或校勘，或评点，或考辨，形成了专门的“《史记》之学”。这是因为唐宋时期的两次古文运动和明代前后七子的复古运动，对《史记》“热”的形成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明变求通的学术思想和主张在唐宋时期占了上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史记》大受学者赞扬;史学的发达和正史地位的提高、印刷术的发明和不断改进，都为《史记》的广泛传播和深入研究提供了有利条件。

这时期 《史记》的研究大体上有四个方面的特点：

1.《史记》被大量刊刻印行

唐以前，《史记》只有抄本。北宋初期，宋太宗诏令有司校勘并刻印《史记》，是为淳化本，即最早的《史记》刻本。宋真宗因淳化本校勘未精，又命陈尧佐等人复校《史记》，景德元年校毕，录出刊误文字五卷，然后镂板刊行。此后《史记》的官私刻本不断出现，仅两宋就有几十种之多。流传至今的百衲本《史记》中的三个残本和完好的黄善夫本，就是由宋人刊刻印行的。宋人精校精刻，版本质量较高，为时贤后学提供了较好的《史记》读本，这个贡献应予充分肯定。金元时期也有不少《史记》刻本出现，还把《史记》译成少数民族文字，进一步扩大了《史记》的流传范围。明代由于印刷技术的提高，《史记》的刻印工作又有较大发展。据统计，明代刻印的《史记》多达三十余种，其中较为著名的有“嘉靖三刻”、嘉万间南北监刻本以及毛氏汲古阁刊本。《史记》被大量刊刻印行，对《史记》学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2.探讨 《史记》文学艺术的成就

《史记》既是史学名著又是文学瑰宝，但汉魏六朝很少有人从文学艺术的角度进行研究。到唐宋时代，伴随着古文运动的兴起，《史记》的文学成就得到了高度重视。当时“作文当学司马迁”(唐庚语)几乎成了文人的共识，他们认真探索《史记》的艺术风格和写作手法。唐代，韩愈称《史记》的文章风格“雄健”;柳宗元赞其“峻洁”。宋人的研究又进了一步，他们不仅大谈司马迁的艺术风格，而且进一步探讨其形成原因。如宋祁、苏辙把司马迁的游历与其文风联系起来考察，指出：“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栾城集》卷二十三)。马存进一步发挥，以司马迁漫游天下的丰富阅历解释其文章风格的多样性。王楙则从司马迁的个人遭遇分析其文章悲愤凄惋的特点，认为司马迁因身受腐刑，“盖抑郁之气，随笔发露”(《野客丛谈》卷一)。明代评点《史记》文章更盛，对其文学艺术的分析评议更加丰富，也更深入具体。如何乔新、茅坤、归有光、胡应麟、何良俊、王世贞、陈仁锡等人，对《史记》的叙事方法和人物形象的刻画都有不少很有价值的论说。

3.对《史记》思想内容的评论与辨惑

从宋至明，不少学者撰写了以评议《史记》为主要内容的文章或专书;汇评之作也不断出现，前后多达三十余种，以凌稚隆的《史记评林》质量最高、影响最大。从总体上看，宋明时期的学者对司马迁发凡起例创造纪传史体之功多持肯定态度，但对其学术思想和其他一些具体问题则诸说不一，争议颇大。如苏轼、王若虚等人祖述班固之说，对司马迁加以非难。苏轼认为司马迁先黄老后六经、退处士进奸雄尚属小过，“论商鞅、桑弘羊之功”才是大罪过 (《东坡志林》卷四)。王若虚不仅指责司马迁借修史“发其私愤”，而且认为其羞贱贫、薄仁义，“罪不容诛”，司马迁的文章“以绳准律之，殆百孔千疮”，不足取法(《滹南遗老集》卷三四)。而与这些观点相左者也大有人在。如李廌认为：“司马迁作《史记》，大抵讥汉武帝所短为多，故其用意远，扬雄、班固之论不得其实”(《师友读书记》)。秦观、晁公武认为司马迁遇腐刑而发愤著书，有感而发，有激而云，“固不察其心而骤讥之，过矣!”(《郡斋读书志》卷二)李廷机、黄淳耀认为《论六家要旨》是司马迁述其父司马谈之言，其中对儒术的批评是针对汉代俗儒而发的。苏洵、黄佐、徐中行、陈傅良等人则称赞司马迁善学《春秋》，足以接《春秋》统绪。李贽的立论更是不同凡响，他说：“夫所谓作者，谓其兴于有感而志不容已，或情有所激而词不可缓之谓也。若必其是非尽合于圣人，则圣人既已有是非矣，尚何待于吾也?”班固批评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此“适足以彰迁之不朽”，“使迁而不残陋、不疏略、不轻信、不是非谬于圣人，何足以为迁乎?” (《藏书·司马迁传》)此外，这一时期的学者对《史记》的取材和表、志等体例得失也进行了探究。

比较而言，宋人治学好发议论，在品评《史记》得失时往往持论偏激。明人虽然也好议论，但态度较温和，并在评点《史记》时，还对其内容常有考证辨惑。如杨慎的《史记题评》，虽偏重于评论《史记》的叙事成就，但对历史事实及前人评议也有纠谬。他的《史说》、《丹铅杂录》、《丹铅续录》中不少关于《史记》的考辨见解颇能发人深思。柯维骐的《史记考要》对《史记》中的史事、议论以及某些字句词义均有考释，对天官、律历考释尤为详尽。郝敬的《史记愚按》、程一枝的《史诠》等也都是这方面的重要著作。

4.班马异同优劣比较

对《史记》和《汉书》较异同辨优劣，是这一时期《史记》研究中的又一重要课题。唐人对班、马已有比较，但未展开，然《史记》、《汉书》的位次已有升降变化。宋人论班马异同优劣者较多，尊马抑班的倾向较为明显。如郑樵称“迁之于固，如龙之与猪”，对前人弃迁用固深表不满(《通志·总序》)。陈傅良、叶适、黄履翁等人也都从不同的角度研究，得出班不如马的结论。宋代还出现了第一部班马比较专著：《班马异同》。该书由倪思撰，刘辰翁评。作者虽有甲马乙班的倾向，但并不偏执一端，而是将两书对勘，根据其实际差别判定是非优劣，颇有参考价值。明代，班马异同仍是热门话题。王鏊、茅坤、胡应麟、焦竑、黄淳耀、许相卿等人都有不少议论评说，有的已形成专文专著。与宋人相比，明人持论较为公允。如茅坤，他认为：“太史公与班掾之材，固各有天授，然《史记》以风神胜，而《汉书》以矩矱胜。……两家之文，并千古绝调也”(《茅鹿门集》卷一)。如果硬要较两家之短长，他以为班固学《史记》虽“严密过之，而所当疏荡遒逸，令人读之杳然神游于云憧羽衣之间，所可望而不可挹者，予窃疑班掾犹不能登其堂而洞其窍也”(《史记钞·序》)。这个评价在明代很具有代表性。

总而言之，从唐中叶至明，专门的“《史记》之学”已应运而生并呈现出初步繁荣的局面。《史记》研究的范围不断扩大，许多课题的探讨越来越深入具体，出现了某些专题化的研究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