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学·古代楚辞学(西汉—“五四”时期)·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的楚辞学
魏晋南北朝，社会长期动乱，安定的时候并不太多，学者无暇研治楚辞;隋唐五代诗文呈一时之盛，但人们偏重“歌诗合为时而作”、“文以载道”的教化文学，以抒发个人情感为特色的楚辞相对受到冷落。因此，这一时期的楚辞学前不如两汉，后逊于两宋。
据姜亮夫《楚辞书目五种》，这时期的楚辞注本主要有：晋代郭璞《楚辞注》三卷、徐邈《楚辞音》一卷，南北朝宋时何偃《楚辞删王逸注》、诸葛民《楚辞音》一卷，梁朝刘杳《楚辞草木疏》一卷、无名氏《楚辞》十一卷，另外，还有《隋书·经籍志》著录孟奥(不详何时人)《楚辞音》一卷，隋朝皇甫遵《参解楚辞》七卷、释道骞《楚辞音》一卷。遗憾的是，这些注本大多已经亡佚，只有释道骞的《楚辞音》有敦煌残卷尚存。而郭璞的《楚辞注》，因为敦煌《楚辞音》残卷、洪兴祖《楚辞补注》中曾加以引用，据近人考证，郭璞所撰《山海经注》、《尔雅注》、《方言注》、《穆天子传注》等文献中与楚辞内容有关的注文也很多，故从这些辑出来的材料中，还可以窥见它在楚方言、音义和神话传说的注释方面具有一定的特色。
上列诸书目中有四种 《楚辞音》，可见此时期“音义”是楚辞注释的重要内容，这大概与六朝音韵之学的兴盛颇有关系。其余三种已佚，道骞的《楚辞音》残卷，被伯希和劫走，现藏巴黎国民图书馆写本部，1936年，王重民影印寄回。残卷存八十四行，起自 《离骚》“驷玉虬以乘鹥兮”，迄于 “杂瑶象以为车”，共释《离骚》文一百八十八，注文九十六。注音以反切、直音为主，也往往订正字形，或引群经释义。《隋书·经籍志》载：“隋时有释道骞，善读之，能为楚声，音韵清切，至今传楚声者，皆祖骞公之音。”道骞的《楚辞音》不仅在当时影响很大，对楚辞学中 “音义”一派的兴起亦有开启之功。
此时期的楚辞注本已无从细考，但文人对楚辞的评论却往往见之。如齐梁时沈约赞扬屈宋之作“英辞润金石，高义薄云天”(《宋书·谢灵运列传》)，裴子野却批评说：“若悱恻芳菲，楚骚为之祖;靡漫容与，相如和其音。”(《雕虫论》)两人对楚辞的看法反映了当时尚文与尚质两种不同文学观念的冲突，很有代表性。而在楚辞评论方面成绩卓著的则是刘勰。
刘勰 (?—520)，南朝著名文学理论家，他的《文心雕龙》多处论及楚辞，其中《辨骚》一篇，更从文学角度全面论及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是前所未有的楚辞专题论文。在《辨骚》中，他先列出刘安、班固、王逸等人对《离骚》的看法，认为他们“褒贬任声，抑扬过实”，未能作出适中的评价;其次，他指出《离骚》的典诰之体、规讽之旨、比兴之义、忠怨之辞四事同于风雅，而诡异之辞、谲怪之谈、狷狭之志、荒淫之意四事异于经典，因而说楚辞是“雅颂之博徒，而词赋之英杰”，其地位次于《诗经》、高于辞赋。最后，他具体分析了《楚辞》一书中各个作品的不同艺术风格，以及对后人的影响。刘勰的主要贡献是肯定了楚辞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楚辞“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上承《诗经》，下启汉代辞赋，“是以枚贾追风以入丽，马扬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楚辞承前启后的特殊意义，是前人未予重视的。同时，他注意并强调楚辞瑰丽奇诡的艺术风格和哀志伤怀的抒情特征，对后人也很有启迪。但刘勰以经评骚，无法体会屈原的内心世界与精神实质，故盛赞其文辞而未识其人品，是其局限所在。
刘勰而外，南北朝又有萧统编 《文选》，于“赋”之外，另立“骚”、“辞”两类。按汉人大多辞赋不分，王逸《楚辞章句》使“楚辞”这一文体从赋中独立出来，而刘勰《文心雕龙》于《诠赋》外另作《辨骚》专文，萧统《文选》“骚”、“辞” 自成别目，更加强了“楚辞”作为特定文学样式的独立性。北朝的颜之推，则因上承班固，谓屈原“轻薄”、“露才扬己，显暴君过”(《颜氏家训·文章篇》)，而受到后代洪兴祖、蒋之翘等人的批评。
据朱熹《楚辞集注序》，隋唐间训解楚辞的有五、六家，今已不可见。但有唐一代，诗文繁盛，文士辈出，评论过楚辞的文人，数量颇可观，明人蒋之翘《七十二家评楚辞》中辑有李白、韩愈、李贺、柳宗元、杜牧、颜籀、刘知几、贾岛、皮日休九人，事实上远不止此数。大致说来，初唐王勃、独孤及、柳冕诸人为倡导古文运动，反对六朝浮靡文风，视屈原宋玉为淫丽浮靡之源，因而贬斥屈宋与楚骚传统; 到盛、中唐，随着古文运动实际上的胜利，韩愈、柳宗元等开始看重楚辞，主张学文以经为本，而参之以楚辞及其他;到晚唐的皮日休等人，能更为客观全面地评价屈宋辞作，对其“丽词”与“逸藻”也钦佩有加了。必须指出，唐代李白、杜甫等许多诗人在诗歌中提到屈宋与楚辞时，一般是十分崇敬的，如李白“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江上吟》)，杜甫“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戏为六绝句》)等，早已成为人所习知的名句。而王维、韩愈、柳宗元等人创作了不少骚体作品(见朱熹《楚辞后语》)，在唐代形成一个仿骚的热潮，这也表明了他们对楚辞的喜爱。唐人又有沈亚之作《屈原外传》，其中网罗了许多关于屈原的传说故事、奇闻逸事，类似传奇，却也反映了屈原事迹在民间已深入人心，融入了民俗文化之中。
五代十国时，南唐王勉曾撰《楚辞释文》。此书已亡佚，唯洪兴祖《楚辞补注》卷首篇目下，一一注明《释文》之篇目，而注文中又引《释文》共一百一十八则。此外，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也有著录，但无撰人。著名学者余嘉锡先生据《宋史·艺文志》及《通志·艺文略》，精心考证，确定其为南唐王勉所撰。《楚辞释文》的篇次与通行本王逸《楚辞章句》有很大不同，显然是两个不同的系统。《释文》篇次虽多杂乱，但保留了《楚辞》一书的另本线索，自有其价值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