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儒学·清初儒学的特征

清初儒学是在明清之际，古代中国社会又一次大变动时期形成的，反映中国封建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变化的启蒙思想。同时，也是随着明王朝的覆灭与理学末流之弊的暴露，出现的由虚返实的经世实学思潮。这股思潮赖以产生和存在的社会基础是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总危机而产生的地主阶级改革派，和由资本主义萌芽而形成的市民阶层。清初儒学既是当时时代精神的集中反映，也是中国古代儒家经世致用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清初儒学的第一个特征，就是强烈的反清复明的民族主义精神。随着明王朝的灭亡，满清王朝的建立，一大批明朝的孤臣遗民，宁死不屈，投入了轰轰烈烈的抗清斗争中，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虽然斗争失败，但他们终生不与清朝合作，即使高官厚禄诱劝，不为所动。他们或隐遁山林，或出家为僧，或浪迹天涯，或退避田园，或主讲书院。如王夫之隐居石船山，黄宗羲主讲证人书院，顾炎武奔走大江南北，方以智出家为僧，颜元行医乡里。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他们怀着悲愤的心情和一腔忠君爱国的热忱，恪守着华夷之别的传统观念，深刻地反省了明王朝覆亡的历史教训，全面总结了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希图以新的精神重振社稷。

清初儒学的第二个特征，便是反对宋明理学的空疏，倡导经世致用的实学。宋明以来，由于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一统天下，科举考试皆以朱子为准，一时人人谈性理，家家讲朱陆的空疏的义理之说，浓重地笼罩了当时的学术氛围，孔孟之道的微言大义尽被穿凿附会。科举考试采用八股文形式，更使空洞的义理在僵死的形式中，显得虚弱无用，从而最终导致了明王朝重文轻武，不务现实，朝中无人，政事瘫痪，内部腐败透顶，外部强敌入侵，招致了社稷陆沉的恶果。所以，清初儒学大师们认识到理学误国的根源，在各自的领域中以各自的特点掀起了一股强大的反理学、倡实学的批判思潮，即总结过去、迈向近代的启蒙思想回归原始儒学，讲求实体达用的实学思潮。王夫之从理论上总结了传统儒学，使其发展到新的高峰;黄宗羲痛斥了封建专制主义，提倡儒家民本主义;顾炎武力斥义理之空疏，大倡考据之实学风气。他们三人成为清初儒学的三大师，对后世发生了深远的影响。其次，还有方以智，颜元、傅山、朱之瑜、李颙、唐甄、刘献廷等一大批大家，共同汇成清初儒学以反满爱国、反宋明理学、倡导经世致用的实学为特征的时代浪潮，在这股思潮中，可谓异军突起，别其特色的南有方以智，北有颜元，这里我们稍作介绍。

颜元是清初儒学中的一支异军，他对宋明理学的批判比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三人更加彻底，毫无保留。正如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其见识之高，胆量之大我敢说从古及今未有其比。因为自汉以后二千年所有学问，都被他否认完了。”这个评价比较中肯地证明了颜元在清初儒学中是以回归先秦儒学的精神倡导实学的。

颜元，字浑然，号习斋，生于明崇祯八年(1635)，卒于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河北省博野县人。自幼家贫。先后丧父失母，亲自耕种农田，行医乡里。终生不仕。晚年主持漳南书院，著书授徒。他的著作主要有 《四存编》—— 《存治编》、《存学编》、《存人编》、《存性编》; 还有 《习斋记余》等。

颜元思想的最根本特征，就是一个“习”字。他注重“习”的理论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是对宋明理学的批判，二是对新社会的构想。

颜元一生的思想路程经历了三个时期，先是专习陆王心学，后再改宗程朱理学，最后批判宋明理学。因为他是钻进理学，而后又从理学中杀出来的人，所以，对理学的批判更能击中要害。他用“实”和“动”的世界观反对宋明理学“空”和“静”的世界观。他认为儒学真正的“道统”是尧舜的“六府三事”，周公“三物”，孔子“四教”。所谓“六府”即“水、火、金、木、土、谷”，“三事”即 “正德、利用、厚生”。“三物”即一曰六德： 知、仁、圣、义、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 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 “四教”即 “文、行、忠、信”。颜元用先秦儒家传统来反对宋明理学。他认为宋明理学是“虚学”，他倡导行实事见实功，反对死读书，提出了鲜明的“实学”主张。他说：“救弊之道，在实学，不在空言。” (《存学编》卷三)

为此，颜元提出了自己的救亡图存的社会方案。其政治主张是恢复井田、封建、学校;经济纲领是：垦荒、均田、兴水利;军事政策：人皆兵，官皆将;文化方针是举人才，正大经，兴礼乐。

颜元的各种主张都是针对明朝的土地私有和兼并，中央专制、科举弊端而发的，表面上是一种复古主义，实质上是反映一种近代民主精神。他不但反对明朝的“重文轻武”，认为它是宋明理学的流毒致使“四海溃弱”; 而且他还反对歧视妇女，主张男女平等。

方以智在清初儒学中不同于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他的研究对象不限于社会历史、朝章国故或声音训诂，还注重鸟兽草木、医药饮食及自然界的风雪雨暘等现象。他企图借鉴西方自然科学知识，总结自己亲身的实验和观察，以丰富和发展我国的科学文化。

方以智，字密之，生于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卒于清康熙十年(1671)，安徽桐城人。他出生于士大夫家庭。一生可以分为三个时期。早期到明亡，过的是贵公子的诗酒生涯。中期(到42岁)颠沛流离，饱经战乱。晚年循身佛门，苦心著述。

方以智之所以在清初这样复杂的环境中，能够潜心研究自然科学，尤其是比较公允地评价西方科学技术的成就和性质。这在清儒中是别具特色的。我们知道，自从明朝万历年间西方耶稣会士利玛窦等人来华传教，带来了西方科学文化。传教士们输入了天文历算，以及实验科学。他们与当时的中国知识界有着广泛的交往，如李贽、徐光启、李之藻、杨延筠都和利玛窦等人相友善，黄宗羲也和他们相识，方以智和汤若望神父还讨论过天文学。到了明末，所谓“泰西文明”便普遍地成了士大夫中间的时髦学问。方以智的《物理小识》、《东西均》，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梅文鼎的天算之学，以及李之藻的《名理探》的翻译。都含有不同程度的初期欧化思想。就连集古代中国哲学思想之大成的王夫之，也不能不赞叹西洋科学的“巧密”。西学东渐，中西文明交接，成了十七世纪中国思想界不可忽视的一股潮流。方以智就是这股思潮的杰出代表。当时，对于传教士传来的西方科学技术，一大批中国守旧的士大夫认为是奇技淫巧，不足称道，甚至与国计民生无益。一部分开明之士虽然承认其“巧密”，但又认为西方这些技术是由古代中国传过去的，只不过贩卖老祖宗的货色; 方以智与他们不同，他说：“泰西质测颇精，通几未举，在神明之取郯子耳。”(《通雅·读书类略》)他认为西方科学技术在当时确实比中国发达，因为它们不但有精巧的装置和功能，如望远镜、自鸣钟、三棱镜等，而且，还有体系化了的数理基础，这一点中国的科学技术已经落后了。但是，方以智也通过当时传教士传入的那点西洋文化的点滴，便已深刻地看出了西方形而上学不够浑大通融，比起我们中国的传统哲学思想来逊色很多，这一点在今天看来愈觉其远见卓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