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文化·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东北地域文化·东北的民族和东北民族政权

东北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居住的地区，不同民族在自己生活的地域内用各自的方式创造着适合本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文化。东北地域文化就是东北民族的文化，是生息、繁衍在广袤的东北大地上的各个民族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东北各族人民是东北文化的创造主体。

东北各族人民是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重要成员。全国56个民族中目前在东北定居的就有49个民族，其中汉族占人口比例的93%，此外尚有满族、蒙古族、朝鲜族、回族、锡伯族、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赫哲族以及近现代以来移居到东北的其他少数民族。

商周以来的东北古代民族，大体上可分为四个系统：一曰汉族，二曰肃慎，三曰扶余，四曰东胡。就居住地域分布来看，汉族居于东北地区南部，肃慎居住在东北地区北部之东，扶余居住在东北地区北部之中，东胡居住在东北地区北部之西。就其民族衍变的大体趋势来说，肃慎而后为挹娄、勿吉、靺鞨、女真、满族;扶余再变为高句丽、百济，后来大部分南迁，入居朝鲜半岛，形成今天的朝鲜民族;东胡族分为四部，曰乌桓、鲜卑、契丹、室韦，乌桓、鲜卑与契丹多与汉族融合，室韦形成后来的蒙古民族。汉族入居东北早在史前时代，殷商末年至西周初年，又有商朝大贵族箕子率商遗民来到东北，在辽东地区建立箕氏朝鲜。以后历代不断有汉族人民为逃避战乱、灾荒来到东北，或者东北民族入主中原引起南北民族大对流，间或也有因为战争掳掠和充军流放到东北的汉族人民。特别是清朝中期以来，民人出关已呈现出不可扼制的趋势，汉族移民发展成为今天东北地区的主体民族。而东北民族在与汉族的长期接触过程中不断地被汉族所吸收和同化，为汉族的发展壮大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1) 肃慎系统民族

肃慎是东北地区最古老的民族之一。早在四千多年以前，就已经生活在长白山以北、东濒日本海、北达黑龙江中下游流域的广大地区，即所谓的白山黑水之间。肃慎人以渔猎经济为主，弓箭是他们的主要生产工具和武器。早在传说中的尧、舜时代肃慎人就同中原地区各族发生了关系。西周初年，肃慎氏贡楛矢石弩，这是一种用楛木做箭杆、火山岩石做成箭头的弓箭，当时在中原颇负盛名。肃慎的先进部分已经出现农耕生产和家庭饲养业，开始过着氏族定居生活。战国以后至汉魏时期，肃慎人改称挹娄。挹娄人活动的区域大致与肃慎相同。挹娄人仍以狩猎为主，他们在石镞上施毒，较之肃慎人的楛矢石弩更具威力。挹娄人在汉代时开始使用铁器，有五谷、麻布，俗善养猪，会造小船，经常乘船对邻近部落进行寇掠。社会组织也从母系氏族社会过渡到父系氏族社会，产生了贫富分化和凌架于普通氏族成员之上的“邑落大人”。汉代以来，挹娄长期受到建立在松花江中游一带的扶余奴隶主政权的奴役。三国以后，挹娄人摆脱对扶余的从属关系，直接臣服于中原王朝。魏晋以来，挹娄人社会经济又有了新的发展，他们掌握了铁器制作技术，狩猎生产水平大为提高。社会组织上出现了“父子世为”的君长世选制和保护私有财产的不成文法。挹娄人的社会发展已跨入了文明时代的边缘。

肃慎、挹娄的后人至南北朝时称勿吉，隋唐时称靺鞨。勿吉源自“窝集”的转音，满语“林中人”之意，指其居地多山林。勿吉人灭亡了扶余奴隶制政权，一部分勿吉人南迁至松花江中游扶余故地。勿吉初有数十部，后逐渐发展为粟末、伯咄、安车骨、拂涅、号室、黑水、白山等七大部，分布于东临日本海、西至嫩江、南抵今吉林市、北达黑龙江以北的广阔地区，四至辖境较挹娄时为大。勿吉受扶余的先进生产技术影响较深，“佃则偶耕”，有粟、麦、稷等粮食作物，菜则有葵。畜牧业也得到了很大发展，猪和马的饲养占有较大比重。渔猎仍在社会生产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勿吉人造船业很发达，不仅能够在江河湖沼中捕鱼，甚至还远涉日本海进行作业。勿吉人“邑落各自有长”，地域性组织完全取代了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氏族公社，奴隶制因素不断增长。勿吉人向北朝朝贡不断，还经过“重译”向远在南朝的宋孝武帝献楛矢石弩。

北朝末年以后，勿吉被称为靺鞨。史书记载的靺鞨七部的名称、居住地域、风俗习惯与勿吉基本上一致。唐亡高丽后，靺鞨七部经过不断的分化组合，逐渐统一到黑水靺鞨(原黑水部)和渤海(粟末部)二部之下。粟末靺鞨接受唐朝文化影响，建立了封建制的渤海国政权，统治着除黑水部外的几乎所有靺鞨各部。靺鞨的社会发展水平不一，居处在南部的粟末部从事种植农业和手工业。手工业中出现织布、纺䌷、烧制陶器等行业，并开采金、银、铜、铁矿。而北方的黑水部落仍停留在以射猎为业的原始渔猎经济阶段。靺鞨社会内阶级分化已相当明显，父子相承的世选制君长由于得到了中原王朝的册封、赏赐显得更加合法化。渤海政权仿照唐王朝制度制定了一整套军事、政治制度，建立了完善的中央地方行政机构和官僚体制，进入了以阶级划分的文明社会。靺鞨人与隋、唐等中央王朝一直保持较为密切的臣属关系，隋、唐王朝在靺鞨人地区授官置府，实行有效的行政管辖。包括粟末靺鞨建立的渤海政权，性质上是唐王朝的藩属和地方民族政权。渤海后期，由于国内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日趋激烈，渤海政权迅速走向衰亡。辽太祖天赞五年(926)，渤海被新兴于东北的契丹族攻灭，契丹人在其地建立东丹政权。为了削弱渤海遗族的反抗，辽初将渤海人进行了几次大规模的迁徙，使渤海经济、文化遭到了空前的浩劫，渤海人也大部分与女真、朝鲜和汉族同化。

在渤海南迁的过程中，黑水靺鞨占据了松花江南北广大地区，契丹人称黑水靺鞨为“女直”。辽王朝把女真人区别为“熟女真”和“生女真”。熟女真分布在松花江以南，受辽的直接统治，社会发展水平较高。而“居粟沫(北流松花江)之北，宁江(今吉林扶余)之东北”的女真人，仍过着“无室庐”，随水草游猎的穴居生活，这部分女真人比较落后，不入契丹籍，被称为“生女真”。辽代后期，生女真的一支居住在阿什河流域的完颜部逐渐强大起来，统一了生女真各部，1115年建立奴隶制政权，国号“大金”。金经过长期战争，灭亡了辽朝和北宋，势力发展到华北和中原地区，与南宋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在女真人入主中原的过程中，大批女真人从东北故地陆续迁入中原定居，与中原汉族杂居共处。女真社会迅速向封建制转化，封建租佃关系在女真人中普遍存在，在文化生活上也接受汉族的影响。到金朝后期，进入中原的女真人民族特点基本消失。留居在东北南部的女真人也迅速封建化，只有北部和边远地区的女真部落，仍处在奴隶制和氏族社会发展阶段。

金灭亡后，东北各部女真人被置于元辽阳行省各路府的直接管辖之下。其中居住在辽阳路一带的女真人以农业为主，向元政府输地税，采矿、造船和纺织业也很发达。水达达路南部的女真人从事农业生产，其余大部分地区还是以捕鱼打猎、饲养家畜为主，向元政府缴纳皮张和鲜鱼。而生活在黑龙江下游的兀者野人、乞列迷等部，仍旧“习尚射猎”，“不识五谷”。明代初期，居住在松花江和黑龙江流域的水达达路女真人不断向南迁徙，到明中叶，定居在抚顺以东开原以北地区，形成建州和海西两大部。而世居松花江下游、黑龙江以北、东濒日本海的女真人被称为野人女真。建州女真和海西女真以农业生产为主，出现了各种专业手工工匠，居民的饮食习俗与汉族差别也不大，农业和畜牧业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明中叶以来，女真分裂为许多部落，有建州八部，有海西四部，东海三部以及黑龙江诸部。各部首领假以名义，“争相雄长”，凌夺厮杀，女真人民生活在灾难痛苦之中，而女真民族统一的形势也日渐形成。1583年，建州女真杰出首领努尔哈赤以十三副遗甲起兵，用武力统一了女真各部，建立后金汗国。他创立了军政、兵民合一的八旗制度，颁布满族文字，新的满族共同体形成了。组成满族共同体的成员主要是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早期投附努尔哈赤被迁居到浑河流域的野人女真，以及后来被统一的被称为伊彻满洲(新满洲)的野人女真。而另一些散处边远地区未被编入旗籍只向明朝纳贡的部落，后来形成为鄂温克、鄂伦春和赫哲族。后金政权通过战争逐渐取代明朝在辽东、辽西的统治地位，隔辽西走廊和山海关虎视中原。1644年，满族贵族在吴三桂等汉族军阀官僚地主引导下，击败了推翻明王朝的大顺农民军，大举入关，统一了全中国，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的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大清帝国。在满族入关统治全国的过程中，被编入八旗的满族人民也大批迁居关内，分散在全国大中城市和水陆冲要驻防，满族社会迅速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东北是满族的龙兴重地，清朝前期厉行封禁政策，限制汉人进入东北。嘉庆、道光以后，汉人突破禁令大批出关，东北满、汉杂居，在汉族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的影响下，满族迅速汉化，满、汉民族逐渐融合，满族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的特征日益削弱，成为今天我们祖国56个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

(2) 东胡系统民族

东胡是我国北方古老的游牧民族，最早活动在东北西部、黑龙江上游和大兴安岭一带。春秋时，东胡和山戎同时进入燕北。战国后，东胡始形成一些强大的部落联盟，势力一度达到燕长城以南近千里，遂成为燕国北方的劲敌。燕昭王时，燕将秦开袭破东胡，“东胡却千余里”，撤回到燕长城以北今西喇木伦河和老哈河流域一带。秦末，东胡势力向西扩张，与匈奴发生冲突，汉高祖元年(前206)，东胡被匈奴灭亡，遗族分别形成后来的乌桓和鲜卑。东胡是以畜牧业为主的游牧民族，也从事狩猎和原始农业，社会生产已有相当的发展，进入铜器时代的奴隶制阶段。这个奴隶制政权尚未得到充分发展就在匈奴的军事进攻下灭亡了。

东胡灭亡后，遗族退保乌桓山，遂以乌桓为其族名。乌桓初附匈奴。汉武帝时，霍去病击破匈奴左地，汉政府把乌桓迁到渔阳、右北平、上谷、辽西、辽东五郡地(五郡地在今河北北、辽宁南部)，置护乌桓校尉统管其事。东汉初年，乌桓开始内迁，移居汉北部边郡塞内。东汉末年，辽东、辽西、右北平的三郡乌桓结成联盟，参加中原军阀混战。建安十二年(207)，曹操率军大破乌桓于柳城(今辽宁朝阳南)，斩其王蹋顿，乌桓遂亡，其中一部分后来与鲜卑融合。乌桓逐水草而居，以游牧狩猎为主，俗善骑射。乌桓部落分散，邑落各有小帅，但还未出现世袭的酋长，阶级分化并不明显。

鲜卑也是东胡的一支，言语习俗与乌桓大致相同，但比乌桓落后。在大兴安岭南段居住的鲜卑人为东部鲜卑。乌桓南迁后，鲜卑乘机入据乌桓人原先所居住的西喇木伦河流域。东汉和帝时，北匈奴被汉军击败西迁，鲜卑转据匈奴故地，残留的北匈奴部落十多万人归附鲜卑，鲜卑势力大盛。2世纪中叶，鲜卑部落大人檀石槐统一鲜卑诸部，建立了强大的军事政治联盟。檀石槐死后，鲜卑分裂，势力渐衰。

鲜卑的北支是拓跋鲜卑，原居大鲜卑山，地当大兴安岭北段、嫩江中上游至额尔古纳河流域。酋长推寅的时候，拓跋部南迁到呼伦池，八传至诘汾时，始到达匈奴故地，加入到檀石槐部落军事联盟。

西晋时鲜卑崛起，东部鲜卑慕容氏、宇文氏、段氏三部迭兴，其中慕容部发展最快，占据了辽河以南的农业地区。慕容廆时鲜卑迅速封建化，经济、军事力量有了很大增长。慕容廆死，其子慕容皝于337年称燕王，后徙都龙城(今辽宁朝阳)，史称前燕。前燕南下，消灭冉闵，在邺城建都，成为北方兵势强大的割据政权。公元370年，前燕被苻坚建立的前秦灭亡。384年，慕容皝之子慕容垂乘前秦在淝水之战中溃败之机起兵复国，建立后燕。407年，慕容熙被杀，后燕亡国。鲜卑化的汉人冯跋建都昌黎(今辽宁义县)，是为北燕。436年，北燕被北魏兼并。

拓跋鲜卑占据匈奴故地后，至拓跋珪时自称代王，建立北魏。北魏统一北方后，采用中原封建的经济、政治制度。鲜卑人分土定居，同于编户。孝文帝时实行一系列改变鲜卑旧俗的措施，使鲜卑人最终脱离了游牧生活和部落联系，完成了封建化的过程，并与中原汉族融合。公元534年，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东魏由北齐取代，西魏由北周取代，北周灭北齐，杨坚代北周，建立了隋朝。

契丹属东胡族系，是鲜卑族的一支。北魏时，契丹就活动于西喇木伦河和老哈河一带，过着逐水草游牧的生活。唐朝时契丹归附于唐，唐朝后期，北方藩镇割据，契丹日益强大，其中迭刺部发展尤为迅速，出现了农业、冶铁和纺织业，由单纯游牧生活转为半游牧半定居的生活。907年阿保机夺得汗位，统一契丹各部。916年自立为帝，都临潢府(今内蒙巴林左旗)，国号契丹(后改辽)。契丹先后征服奚、霫、乌古、室韦、敌烈诸部，攻灭渤海，基本上统一了东北地区。辽太宗时，又从后晋取得燕云十六州之地，疆域扩大到华北北部，辽政权也迅速地走向封建化。针对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各地区各民族经济发展水平极不平衡的现状，辽政权采取“因俗而治”的政策，让汉人、渤海人从事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促进了北方经济的发展。辽代的纺织业、矿冶业和陶瓷制造业都获得了巨大的进步。在汉族先进生产技术和生产经验影响下，契丹、奚等民族农业、手工业水平也得到了不断的提高，但契丹人仍是以畜牧业和捕鱼、狩猎为其主要经济部门和日常重要生活内容。1125年，辽被女真族建立的金政权灭亡。

蒙古族是由东胡的一支蒙兀室韦发展而来的。最初游牧于黑龙江上游额尔古纳河东南一带，八世纪以后西迁到今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鄂嫩河和克鲁伦河流域驻牧，属唐所设燕然都护府管辖，后来又先后臣附于辽、金。13世纪初，铁木真统一蒙古各部，铁木真和他的后继者经过长期的征服战争，灭亡金和南宋，建立了地跨欧、亚的军事帝国。元代东北蒙古族主要分布在东北西部和西南部，即黑龙江上游、嫩江流域及辽河上游一带，初期为成吉思汗(即铁木真)诸弟蒙古东方诸王的封地，忽必烈在平定乃颜叛乱后，将这一地区分别划归辽阳行省、岭北行省及中书省管辖。而镇戍东北的蒙古军队主要集中于东北南部。明朝东北地区的蒙古族以兀良哈三卫为主。兀良哈原是居住在贝加尔湖东西广大森林地带的蒙古部落，明初势力伸展到大兴安岭以东嫩江流域，东南到西喇木伦河以北地区。明政府设朵颜、泰宁、福余三卫作为羁縻卫所，各以其头领统之。宣德、正统以来，三卫蒙古人逐渐南移，接近农业经济比较发达的辽东地区。有明一代，三卫首领与明朝通贡互市不断，又依违于明政府与鞑靼、瓦刺之间，不时侵扰辽东地区。清初，满族统治者成功地争取了漠南蒙古的归附，以后又逐渐统一蒙古各部，并在蒙古地区推行盟旗制度。东北西部的蒙古族共有三盟、二十六旗，其中游牧于嫩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的为科尔沁十旗，称哲里木盟，游牧于西喇木伦河以北地区的敖汉、奈曼、巴林、扎鲁特共十一旗，称昭乌达盟，处在最南端的为喀喇沁、土默特王旗，称卓索图盟。此外东北的蒙古族还包括清初被编入八旗留在东北的蒙古人。清政府对蒙古族编旗划界，规定各旗不准越界游牧和互相往来，限制汉人到蒙古地区进行贸易和耕种。清朝中后期，由于汉族农民大量进入东北的蒙古地区垦荒，蒙古地区逐渐发展成为农业区和半农业区。

(3) 扶余系统民族

汉魏至隋唐时期，活跃在我国东北的少数民族中，除肃慎系统、东胡系统诸族外，还有属于貊语族的扶余、高句丽、貊、沃沮，他们是东北少数民族中以农耕经济为主，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较高，最先建立政权并进入文明时代的民族。

扶余族是貊族系中的主要支系，早在西汉以前就居住在东北地区。文献记载扶余始祖东明建国的传说，其建国时间约在西汉初年。汉魏时，扶余的疆域南至玄菟郡北界(今开原以北)，东南以辉发河上游与高句丽为邻，东以张广才岭和挹娄接壤，西到双辽、开通与鲜卑毗连，北界抵第一松花江西段，主要活动地域是以农安为中心的长吉地带。这里正是松嫩平原及第二松花江沿岸，土地肥沃，适于农耕。扶余人农业生产技术水平较高，是同时的东北少数民族中农业最发达的民族，农业在扶余人的经济生活中占较大比重。畜牧经济也很发达，主要畜养马和牛，兼事渔猎。居民过定居生活，饮食、礼仪颇有华风。扶余国有王城、宫室、仓库、监狱和军队，属于早期奴隶制国家。其王城前期在今吉林市郊南城子，后期王城在农安。国王由称为“加”的大奴隶主贵族共立，诸“加”是国中最高官吏，也管地方行政事务。国王、诸加、诸使、豪民是大小奴隶主，下户为平民和奴隶。奴隶主对奴隶和平民下层进行残酷的剥削，并制定维护奴隶主利益的严刑峻法。

扶余与中原王朝保持着政治上的隶属关系，在西汉和王莽统治时期就已经接受汉政府授予的印绶，这种关系到东汉时期更加密切了。东汉政府令玄菟郡直接管辖扶余，扶余与汉政府之间贡使不断，长期保持和平友好的关系。东汉末年到魏晋时期，扶余先后臣属割据辽东的公孙氏政权、曹魏和西晋政权。

扶余强大时，在东北北部威服四邻，汉代以来挹娄长期沦为扶余奴隶主的奴仆，向其表示臣服。高句丽面对扶余咄咄逼人的兵威，也只有忍辱屈服，不敢与它对抗。魏晋以后，扶余势力渐衰，西晋时扶余遭到鲜卑慕容廆的沉重打击，更加一蹶不振。此后扶余又遭到高句丽和勿吉的不断蚕食和兼并，公元494年，终于在勿吉的大举进攻之下灭亡了。

高句丽是貊族系的一个支系，高句丽的王族出自扶余。高句丽的始祖邹牟王朱蒙是扶余王的庶子，因王位之争避祸南逃，来到高句丽族人居住的浑江与鸭绿江流域，在沸流水的纥升骨城，即今辽宁省桓仁县境内的五女山城，建都称王，遂取族号为国名。朱蒙开国后，出兵击败北部的肃慎人，东征灭北沃沮，兼并沸流部，高句丽政权初具规模。朱蒙死，子琉璃王继位，迁都国内城(今吉林省集安市古城)。高句丽至太祖王、好太王时期，不断扩张领土，蚕食四邻，势力向南伸展到朝鲜半岛的汉江流域，并从后燕手中夺取了东北经济文化最发达的辽东地区，盘踞辽东达二百年之久。高句丽政权发展到了全盛时期。隋、唐统一强大的中原王朝相继建立，与高丽展开长期的争夺辽东的战争，高丽被打得国困兵疲，势力从此衰弱下去。公元668年，高丽在唐军的猛烈进攻下灭亡了。高句丽政权自汉元帝建昭二年(前37)开国时起，历时七百零五年，传二十八世，对东北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高句丽人过着农耕定居的生活。高句丽前期，因统治区域狭小，域内多深山大谷，农业经济并不发达。后期占领辽东和乐浪等封建地区以后，大批汉人进入高句丽，中原先进生产技术得到广泛的传播，高句丽农业空前发展，农业生产水平已十分接近中原地区。高句丽的手工业门类齐全，能制造各种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纺织和制革业也是手工业的主要部门，高句丽人能生产华丽的丝绸锦缎和彩色皮革，金银铜器和饰品的制作也反映出高超的工艺水平。高句丽人兼事渔猎和畜牧，渔猎和畜牧业在其经济生活中占有一定的比重。

高句丽的社会性质，自邹牟王建国后相当长时期内为早期的奴隶制。政权的最高统治者是国王，国王世袭，各部大人有权废立国王，共同裁决军国大事，保留着氏族制的遗俗。大体在东川王以后，高句丽社会过渡到完全的奴隶制。高句丽国内主要由奴隶主、奴隶两个基本阶级构成，大小奴隶主被称为大加、小加，奴隶来源初期为罪奴和债奴，以后高丽统治者通过战争，掠夺大量人口，将他们转化为奴隶。此外高丽社会还有缴纳赋调、承担兵役的平民阶层。好太王时期，高句丽占领了封建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较高的辽东地区，辽东地区的封建经济成为高句丽赖以生存的基础，促使高句丽社会向封建制转化。北朝后期至隋、唐时期，高句丽社会已经是封建社会，高句丽政权已经是封建化的政权了。高句丽政权一直与中原王朝保持较为密切的藩属关系，与汉族和其他民族有着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除这种往来和交流外，也不排除与中原王朝和东北各族不断的冲突和战争。高丽灭亡后，大部分人入居朝鲜半岛，形成后来的朝鲜民族。